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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首飞成功开始，25年时间，这个金牌系列火箭不断发展，我国的导航、通信、探月、气象卫星等“火箭乘客”也不断成长。现年58岁的“长三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航天公益形象大使姜杰，为“长三甲”系列火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她的“独门绝技”让业内专家折服。2010年至今，姜杰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以北斗导航、探月等为代表的国家重大工程项目近50枚火箭发射任务，成功率达100%，在世界航天史上创下了罕见纪录！本期，我们有幸走近姜杰，了解她的“火箭”人生——
另辟蹊径，
从医生世家走出的航天科研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您的父母都是医生，原本想让您继承他们的事业，是这样吗？
姜杰（以下简称姜）：是的。我1962年出生在哈尔滨，后跟着父亲来到北京。父母都是北京721医院的医生。有一次父亲和朋友们聊天，听到他们谈起导弹、火箭、外太空，我一下子就对航天产生了兴趣。16岁我高中毕业时，还没有恢复高考，父亲为了让我“继承衣钵”，专门为我联系了一所护士学校。这在当时是一条让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路，我高高兴兴地去护士学校报了到。半年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不甘心就这样与大学失之交臂，还是参加了高考。当时完全不知道要考什么，化学几乎有一半题做不出来。我以为考砸了，这辈子也上不了大学了，谁知在忐忑中度过一个月后，高考放榜，我竟考了320分，高出重点线40多分。填报志愿时，父亲希望我做一名医生，我却执意要报考国防科技大学的自动控制系。后来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妥协了。他知道我的个性，表面文静，但我决定的事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后来弟弟妹妹都继承了父母的“衣钵”，找到的另一半也都是医生，全家人只有我走了一条和他们完全不同的路。我非常感谢父母给了我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
记：您是什么时候进入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工作的呢？
姜：1979年，我有幸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在长沙开始了大学生活。很多同学开始注意我这个从京城来的小姑娘，是因为我没有一点娇气，学习起来像个“拼命三郎”。大学毕业后，我如愿进入航天系统，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先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作。1988年，我研究生毕业，成为一名研制人员，开始正式接触“长三甲”系列型号。我很幸运，能够从一开始就完全介入“长三甲”系列，并且得到了龙乐豪院士、贺祖明总设计师等前辈的指导，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记：长三甲火箭首飞成功是什么时候，您当时参与了没有？
姜：没多久我就参与了长三甲、长三乙、长三丙3个型号火箭的研制工作。为了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发展长三乙、长三丙等重量级火箭，龙老带着同事，拿着图纸，到国际市场上谈项目、找门路，硬是签下了4个订单。那次我也参与其中。这4个订单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研发经费，大家既兴奋又有压力。因为当时的合同有个附加条款——长征三号甲火箭必须首飞成功，否则合同无效。1994年，历时8年研制的长三甲火箭首飞即告成功，那一刻，龙乐豪院士挥笔写下：“一箭双星首飞传捷报，八年鏖战今朝定乾坤！”当时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欢呼雀跃。从此，长三甲便与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磨砺心志，
成就稳如泰山的“火箭女神”
记：火箭发射的时候，您经历过失败没有？
姜：经历过。1996年2月15日，长三乙发射国外的一颗卫星，首飞失利，我在现场经历了整个发射过程。那天，长三乙火箭在點火起飞后，撞在附近的山头上，星箭俱毁。从发射的喜悦到惨败的失落，不过22秒。大家的情绪都跌到了谷底，有的抱头痛哭，有的相互安慰。不过，大家很快就调整状态，决定放弃春节休息，投入到疑点梳理、数据分析工作中。因为我参加了这枚火箭的整个研制过程，发射失败对我打击很大。后来我们在这个火箭的可靠性上做了大量工作。长三甲系列现在被称为“金牌火箭”，它的发射成功率能达到这么高，跟那次失败的教训是有关系的。
记：每次火箭发射前看您总是面带微笑、稳若泰山，您内心就不紧张吗？
姜：每次火箭发射，我总要提前一个月来到发射中心。在这里，我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每天都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模拟火箭发射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火箭里的上万个零部件运转正常。有12层楼高的发射塔架，我更是每天都要爬上去看一看。2013年12月2日深夜，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三甲火箭整装待发，倒计时口令响起时，我习惯性看看时间，确保“零窗口”发射分秒不差。“嫦娥三号”发射成功带给我的喜悦无以言表。看火箭升空后划过的轨迹，那种感觉美妙极了。不过，在火箭发射成功后，我很少表示出激动和兴奋。同事们说我对于发射成功早就习以为常了，但实际上，当整个飞行控制大厅传来一片欢呼声时，我会悄悄走到僻静的角落，转过身去抹眼泪。
记：有报道说您有一次顶着压力36小时排除重大故障，这是怎么回事？
姜：2010年长三甲遥十火箭首次采用系统级冗余，技术状态变化大，研制周期短，百密难以避免一疏。一次，控制系统在试验场第四次总检查时发现程序配电器软件方面有故障。发射在即，故障却迟迟未找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在72小时内发现故障并排除，当次发射任务就要取消，不仅数百名工程人员长达数月的辛苦准备将付诸东流，而且随之而来的损失将非常巨大。重压之下，我组织发射试验队员迅速定位问题，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开展软件修改和试验验证工作，多次往返于西昌到北京之间，终于在36小时之后，解决了问题。
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人信心不足，不确定火箭到底要不要发射。我的态度很坚定，一定要如期发射，我们要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可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坦承，确实有点惨。发射的前两晚，我整夜都没睡，感觉白头发都增加了很多。最终，长三甲遥十火箭精确地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巨大的压力在那一刻得以舒缓，我拥抱着同事热泪盈眶。航天是一项高风险行业，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风险降到“零”，不让火箭带一丝隐患上天。 记：您在业界被称为“火箭女神”，您对此怎么看？
姜：这个也太过奖了。在航天科研领域，我走过了一条从副主任设计师到主任设计师，从型号副总设计师到型号总设计师的道路，2009年我出任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2018年12月25日，伴随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三号成功入轨，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凭借全年14次发射的“全胜战绩”，再次刷新中国“单一火箭年度发射数量”的新纪录，其综合技术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的水平。
一路走来，我感受到了成长的酸甜苦辣。火箭发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良好配合，我原来负责的只是一个分系统，现在却要将目光放在整个系统上，这对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团队的伙伴们说我不仅科研成果“神”，而且身心素质也“神”。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经常前一天晚上通宵工作，第二天白天照样精神抖擞，丝毫看不出曾一夜未眠。许多同事笑称“姜总从来不生病”，只有一位同事说他见过一次我生病。那一次，我执行一个重大任务一连几天没上床睡觉，双眼熬得红肿。同事们拉我下发射阵地去看医生，但就是拉不动。最后，他们把医生叫到阵地给我的眼睛消炎。我们团队的许多人都是这样，不是不生病，而是没时间生病！
功勋卓越，
航空领域首位女院士笑傲人生
记：听说您一年有1/3的时间在试验场度过，这是真的吗？
姜：是真的。我们航天人是没有双休、假期概念的。我自己是个“工作狂”，基本上没休过一天假。我打个比方，火箭就像接力赛中的第一棒，必须跑好，才能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卫星、通信卫星以及对地观测系统发挥作用。试验场，也就是发射场的各项准备工作事关成败，容不得半点闪失。所以，我经常“泡”在试验场里，这已成为一种习惯。与此同时，北京的评审、装配等也直接关系到发射进度。作为火箭总设计师的我只能在发射场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时常，我一个月要在北京与西昌之间往返三四趟。
火箭发射多在深夜，发射成功后，不管多晚，我还要仔细分析火箭飞行参数，总结得与失，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指挥大厅。
记：您哪一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很自豪吧？
姜：2015年12月7日，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据说我是航天领域首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院士，我特别自豪。
记：有人说您是“女强人”，也有人说您平常温和娴静，这二者反差有点大，能具体说说吗？
姜：说心里话，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我个人的努力，更多的是老一辈专家和科技人对我的扶持，还有团队成员对我的支持。这些年我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英模”称号，还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看国家给我这么多荣誉和头衔，很多人会把我想象成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确实，在火箭出场评审会上，在技术问题面前，我总是沉着冷静，语气坚定，不容反驳，可能真有一点女强人的样子。但在平时，我并不是这样的。同事们都说我：“无论是在试验场还是在办公室，姜总永远都是温和娴静的，举手投足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和力。”我平时戴着金丝边眼镜，看上去恬静柔弱，并不算女强人。
记：能透露一下长三甲系列火箭進入密集发射期的相关信息吗？
姜：我在2018年3月参加全国“两会”时，回答了央视记者在这方面的提问。长三甲系列火箭包揽了目前我国所有高轨道航天器的发射任务，一直有“金牌火箭”的美誉。2019年4月20日晚10时41分，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载着第四十四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完成了长三甲系列火箭的第100次发射，全场一片欢呼。2018年到2020年的三年时间里，长三甲系列火箭预计将完成40次发射任务，如此高密度的发射，史无前例。有人问，为什么要在2018年到2020年，保持这么饱满的一种发射状态呢？我觉得这应该是航天发展的需求，比如北斗工程，事关全球导航系统的建设，需要三十多颗卫星才能构成。再比如探月工程、通信卫星等，还有一些国际商业发射。在过去4年时间里，我们每年最多的发射任务达到9次，可也没有现在多。2018年我们的发射任务第一次超过了两位数，达到14次，率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创新是运载火箭发展的不竭动力。如果说火箭一年能够发射两位数，这意味着火箭首先要具备这样一个发射能力，我们的质量标准要求是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要零缺陷。
记：您工作如此繁忙，家人和孩子都理解和支持您吗？
姜：由于常年出差，又忙碌在试验场，我对家人有着太多亏欠。有一次我从试验场回来，看到儿子来单位看我，突然发现他长高了一截。看着他像个大人一样和我说话，那一刻，我又是喜悦又是心酸，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特别失职。好在我的爸妈、丈夫和孩子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每次火箭发射，我家人都会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也会在发射成功后第一时间给我发信息或者打电话，和我分享发射成功的喜悦。每次在试验场，我都对自己说，发射成功后回去多陪陪家人。可是，一投入到新的工作中，我就将自己的承诺抛在了脑后。航天是高科技高风险的事业，所以要想把它干好，就得全神贯注，还要分秒必争。但我对家庭还是有责任感的，很关心家人，有一点时间也会想着为他们做点什么。再过几年，等我退下来时，我一定也会努力多为家人做点事，弥补这些年对他们的亏欠。如今，我相当一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培养助手和年轻人，让他们能早日接班，让更多的火箭专家为祖国做出贡献。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
〔编辑：潘金瑞〕
另辟蹊径，
从医生世家走出的航天科研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您的父母都是医生，原本想让您继承他们的事业，是这样吗？
姜杰（以下简称姜）：是的。我1962年出生在哈尔滨，后跟着父亲来到北京。父母都是北京721医院的医生。有一次父亲和朋友们聊天，听到他们谈起导弹、火箭、外太空，我一下子就对航天产生了兴趣。16岁我高中毕业时，还没有恢复高考，父亲为了让我“继承衣钵”，专门为我联系了一所护士学校。这在当时是一条让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路，我高高兴兴地去护士学校报了到。半年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不甘心就这样与大学失之交臂，还是参加了高考。当时完全不知道要考什么，化学几乎有一半题做不出来。我以为考砸了，这辈子也上不了大学了，谁知在忐忑中度过一个月后，高考放榜，我竟考了320分，高出重点线40多分。填报志愿时，父亲希望我做一名医生，我却执意要报考国防科技大学的自动控制系。后来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妥协了。他知道我的个性，表面文静，但我决定的事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后来弟弟妹妹都继承了父母的“衣钵”，找到的另一半也都是医生，全家人只有我走了一条和他们完全不同的路。我非常感谢父母给了我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
记：您是什么时候进入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工作的呢？
姜：1979年，我有幸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在长沙开始了大学生活。很多同学开始注意我这个从京城来的小姑娘，是因为我没有一点娇气，学习起来像个“拼命三郎”。大学毕业后，我如愿进入航天系统，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先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作。1988年，我研究生毕业，成为一名研制人员，开始正式接触“长三甲”系列型号。我很幸运，能够从一开始就完全介入“长三甲”系列，并且得到了龙乐豪院士、贺祖明总设计师等前辈的指导，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记：长三甲火箭首飞成功是什么时候，您当时参与了没有？
姜：没多久我就参与了长三甲、长三乙、长三丙3个型号火箭的研制工作。为了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发展长三乙、长三丙等重量级火箭，龙老带着同事，拿着图纸，到国际市场上谈项目、找门路，硬是签下了4个订单。那次我也参与其中。这4个订单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研发经费，大家既兴奋又有压力。因为当时的合同有个附加条款——长征三号甲火箭必须首飞成功，否则合同无效。1994年，历时8年研制的长三甲火箭首飞即告成功，那一刻，龙乐豪院士挥笔写下：“一箭双星首飞传捷报，八年鏖战今朝定乾坤！”当时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欢呼雀跃。从此，长三甲便与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磨砺心志，
成就稳如泰山的“火箭女神”
记：火箭发射的时候，您经历过失败没有？
姜：经历过。1996年2月15日，长三乙发射国外的一颗卫星，首飞失利，我在现场经历了整个发射过程。那天，长三乙火箭在點火起飞后，撞在附近的山头上，星箭俱毁。从发射的喜悦到惨败的失落，不过22秒。大家的情绪都跌到了谷底，有的抱头痛哭，有的相互安慰。不过，大家很快就调整状态，决定放弃春节休息，投入到疑点梳理、数据分析工作中。因为我参加了这枚火箭的整个研制过程，发射失败对我打击很大。后来我们在这个火箭的可靠性上做了大量工作。长三甲系列现在被称为“金牌火箭”，它的发射成功率能达到这么高，跟那次失败的教训是有关系的。
记：每次火箭发射前看您总是面带微笑、稳若泰山，您内心就不紧张吗？
姜：每次火箭发射，我总要提前一个月来到发射中心。在这里，我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每天都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模拟火箭发射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火箭里的上万个零部件运转正常。有12层楼高的发射塔架，我更是每天都要爬上去看一看。2013年12月2日深夜，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三甲火箭整装待发，倒计时口令响起时，我习惯性看看时间，确保“零窗口”发射分秒不差。“嫦娥三号”发射成功带给我的喜悦无以言表。看火箭升空后划过的轨迹，那种感觉美妙极了。不过，在火箭发射成功后，我很少表示出激动和兴奋。同事们说我对于发射成功早就习以为常了，但实际上，当整个飞行控制大厅传来一片欢呼声时，我会悄悄走到僻静的角落，转过身去抹眼泪。
记：有报道说您有一次顶着压力36小时排除重大故障，这是怎么回事？
姜：2010年长三甲遥十火箭首次采用系统级冗余，技术状态变化大，研制周期短，百密难以避免一疏。一次，控制系统在试验场第四次总检查时发现程序配电器软件方面有故障。发射在即，故障却迟迟未找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在72小时内发现故障并排除，当次发射任务就要取消，不仅数百名工程人员长达数月的辛苦准备将付诸东流，而且随之而来的损失将非常巨大。重压之下，我组织发射试验队员迅速定位问题，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开展软件修改和试验验证工作，多次往返于西昌到北京之间，终于在36小时之后，解决了问题。
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人信心不足，不确定火箭到底要不要发射。我的态度很坚定，一定要如期发射，我们要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可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坦承，确实有点惨。发射的前两晚，我整夜都没睡，感觉白头发都增加了很多。最终，长三甲遥十火箭精确地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巨大的压力在那一刻得以舒缓，我拥抱着同事热泪盈眶。航天是一项高风险行业，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风险降到“零”，不让火箭带一丝隐患上天。 记：您在业界被称为“火箭女神”，您对此怎么看？
姜：这个也太过奖了。在航天科研领域，我走过了一条从副主任设计师到主任设计师，从型号副总设计师到型号总设计师的道路，2009年我出任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2018年12月25日，伴随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三号成功入轨，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凭借全年14次发射的“全胜战绩”，再次刷新中国“单一火箭年度发射数量”的新纪录，其综合技术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的水平。
一路走来，我感受到了成长的酸甜苦辣。火箭发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良好配合，我原来负责的只是一个分系统，现在却要将目光放在整个系统上，这对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团队的伙伴们说我不仅科研成果“神”，而且身心素质也“神”。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经常前一天晚上通宵工作，第二天白天照样精神抖擞，丝毫看不出曾一夜未眠。许多同事笑称“姜总从来不生病”，只有一位同事说他见过一次我生病。那一次，我执行一个重大任务一连几天没上床睡觉，双眼熬得红肿。同事们拉我下发射阵地去看医生，但就是拉不动。最后，他们把医生叫到阵地给我的眼睛消炎。我们团队的许多人都是这样，不是不生病，而是没时间生病！
功勋卓越，
航空领域首位女院士笑傲人生
记：听说您一年有1/3的时间在试验场度过，这是真的吗？
姜：是真的。我们航天人是没有双休、假期概念的。我自己是个“工作狂”，基本上没休过一天假。我打个比方，火箭就像接力赛中的第一棒，必须跑好，才能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卫星、通信卫星以及对地观测系统发挥作用。试验场，也就是发射场的各项准备工作事关成败，容不得半点闪失。所以，我经常“泡”在试验场里，这已成为一种习惯。与此同时，北京的评审、装配等也直接关系到发射进度。作为火箭总设计师的我只能在发射场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时常，我一个月要在北京与西昌之间往返三四趟。
火箭发射多在深夜，发射成功后，不管多晚，我还要仔细分析火箭飞行参数，总结得与失，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指挥大厅。
记：您哪一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很自豪吧？
姜：2015年12月7日，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据说我是航天领域首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院士，我特别自豪。
记：有人说您是“女强人”，也有人说您平常温和娴静，这二者反差有点大，能具体说说吗？
姜：说心里话，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我个人的努力，更多的是老一辈专家和科技人对我的扶持，还有团队成员对我的支持。这些年我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英模”称号，还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看国家给我这么多荣誉和头衔，很多人会把我想象成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确实，在火箭出场评审会上，在技术问题面前，我总是沉着冷静，语气坚定，不容反驳，可能真有一点女强人的样子。但在平时，我并不是这样的。同事们都说我：“无论是在试验场还是在办公室，姜总永远都是温和娴静的，举手投足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和力。”我平时戴着金丝边眼镜，看上去恬静柔弱，并不算女强人。
记：能透露一下长三甲系列火箭進入密集发射期的相关信息吗？
姜：我在2018年3月参加全国“两会”时，回答了央视记者在这方面的提问。长三甲系列火箭包揽了目前我国所有高轨道航天器的发射任务，一直有“金牌火箭”的美誉。2019年4月20日晚10时41分，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载着第四十四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完成了长三甲系列火箭的第100次发射，全场一片欢呼。2018年到2020年的三年时间里，长三甲系列火箭预计将完成40次发射任务，如此高密度的发射，史无前例。有人问，为什么要在2018年到2020年，保持这么饱满的一种发射状态呢？我觉得这应该是航天发展的需求，比如北斗工程，事关全球导航系统的建设，需要三十多颗卫星才能构成。再比如探月工程、通信卫星等，还有一些国际商业发射。在过去4年时间里，我们每年最多的发射任务达到9次，可也没有现在多。2018年我们的发射任务第一次超过了两位数，达到14次，率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创新是运载火箭发展的不竭动力。如果说火箭一年能够发射两位数，这意味着火箭首先要具备这样一个发射能力，我们的质量标准要求是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要零缺陷。
记：您工作如此繁忙，家人和孩子都理解和支持您吗？
姜：由于常年出差，又忙碌在试验场，我对家人有着太多亏欠。有一次我从试验场回来，看到儿子来单位看我，突然发现他长高了一截。看着他像个大人一样和我说话，那一刻，我又是喜悦又是心酸，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特别失职。好在我的爸妈、丈夫和孩子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每次火箭发射，我家人都会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也会在发射成功后第一时间给我发信息或者打电话，和我分享发射成功的喜悦。每次在试验场，我都对自己说，发射成功后回去多陪陪家人。可是，一投入到新的工作中，我就将自己的承诺抛在了脑后。航天是高科技高风险的事业，所以要想把它干好，就得全神贯注，还要分秒必争。但我对家庭还是有责任感的，很关心家人，有一点时间也会想着为他们做点什么。再过几年，等我退下来时，我一定也会努力多为家人做点事，弥补这些年对他们的亏欠。如今，我相当一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培养助手和年轻人，让他们能早日接班，让更多的火箭专家为祖国做出贡献。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