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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大学生对父母、老师、同学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方法：采用GNAT研究范式，98名被试完成实验。结果：大学生对父母、老师、同学持有积极地内隐态度，效应值为0.34～0.52；男大学生对父母、老师、同学的内隐态度积极程度不显著，效应值为0.01～0.16；女大学生具有积极地父母、老师、同学内隐态度，效应值为d=0.52～0.87；女大学生对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积极程度显著高于男大学生，效应值为0.22～0.54。结论：大学生具有积极地父母、老师、同学内隐态度且性别差异显著。
关键词：大学生；人际关系；内隐态度；GNAT
大学生正处于人际敏感且高度需求的心理发展期，人际关系对其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0年代以来内隐态度研究逐渐兴起，为大学生人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选取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三种大学生最重要的现实人际关系，采用Go/No-Go联结测验范式来探索大学生对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实验材料
有效被试98人。其中男生47人，女生51人，平均年龄20.12±1.43。选取50名大学生对常用的称谓词的熟悉度（9点计分，“1=不熟悉”过渡到“9=熟悉”）进行评定。最终选取称谓30个，平均熟悉度7.93±0.86。其中父母称谓：父母、家长、双亲、二老、爸爸、爸、老爸、父亲、妈、妈妈、老妈、母亲；老师称谓：老师、教师、教授、导师、副教授、讲师、助教、师长；同学称谓：同学、学长、学姐、同班同学、室友、校友、舍友、学妹、学弟、同窗。
（二）实验程序与数据处理
对标准GNAT实验程序进行必要的修改后用本研究。GNAT程序包括3个练习任务和2个测试任务。实验任务中，词语逐个随机呈现，被试根据要求按“1”键反应。为避免顺序效应，2个测试任务随机呈现。选择计算效果量来判断差异是否具有实际显著性，计算公式为：。Cohen将效果量划分为小效应（d<0.2）、中效应（0.20.8）[1]。
二、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对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分析
分别计算三类称谓与积极词和三类称谓与消极词的感受性指标d’，并进行T检验和效果量分析来探究大学生对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结果表明，所有称谓与积极词联接的d’均大于称谓和积极词联接的d’，并且T检验结果显示差异具有显著性（t=2.25～3.43；p<0.05），效果量为0.34～0.52。这表明当把称谓与积极词作为信号时，被试更加容易从噪音（消极词）背景中分辨出信号，即称谓和积极词联系在一起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一致。因此大学生具有积极地父母、老师、同学内隐态度。
（二）三类人际关系内隐态度的性别差异分析
分别计算男、女大学生群体内的三类人际关系的感受性指标d’，并采用T检验和效果量分析其差异。结果表明，男大学生群体中，称谓与积极词的d’和称谓与消极词的d’差异检验结果不显著（t=0.05～0.76；p>0.05），效果量均处于小效应范围（d=0.01～0.16），意味着男大学生对父母、老师、同学的内隐态度积极程度不明显；而女大学生而言，三类人际关系d’的差异分析结果显著（t=2.53～4.28，p<0.05），效果量屬于中、大效应范围（d=0.52～0.87），表明女大学生对父母、老师、同学持明显积极地内隐态度。
进一步计算男生和女生的三类人际关系内隐态度值，对比性别之间是否存在差异。T检验结果发现，男、女大学生之间对父亲、同学内隐态度差异显著（t=2.15～2.54；p<0.05），母亲、老师内隐态度差异不显著（t=2.09，1.04；P>0.05）；而效果量检验却发现，效应值均属于中效应范围（d=0.22～0.54）。故此认为，女大学对父母、老师、同学的内隐态度积极程度显著高于男大学生。
三、讨论
研究发现，大学生对父母、老师、同学持有积极地内隐态度，效果量为0.34～0.52。父母概念在大学生自我概念中具有同等地位[2]。男大学生对父母、老师、同学的内隐态度积极程度不明显，效应值为d=0.01～0.16；而女大学生对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积极程度显著，效应值为d=0.52～0.87；同时性别之间差异显著，效应值为d=0.22～0.54，即女大学生对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更加积极。
从性别角色角度来看，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深远影响着当代大学生。虽然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变迁，大学生性别观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依然存在。外显和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中仍然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意识[3]，即男性应具有工具性特质，如理性、掩饰情感表达；女性宜表现出表达性特质，如同理心、勤俭心细。因此女性具有更良好的构建人际关系和情绪加工能力，同时更适合女性情感表达和建立人际关系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以女大学生相比于男大学生具有更加积极地三类人际关系内隐态度。
参考文献：
[1]Cohen.APowerPrimer[J].PsychologicalBulletin，1992，112（1）：155-159.
[2]戚健俐，朱滢.中国大学生的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J].心理科学，2002，25（3）：275-281.
[3]钱铭怡，罗珊红，张光健.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初步调查[J].应用心理学，1999，5（1）：14-19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关键词：大学生；人际关系；内隐态度；GNAT
大学生正处于人际敏感且高度需求的心理发展期，人际关系对其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0年代以来内隐态度研究逐渐兴起，为大学生人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选取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三种大学生最重要的现实人际关系，采用Go/No-Go联结测验范式来探索大学生对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实验材料
有效被试98人。其中男生47人，女生51人，平均年龄20.12±1.43。选取50名大学生对常用的称谓词的熟悉度（9点计分，“1=不熟悉”过渡到“9=熟悉”）进行评定。最终选取称谓30个，平均熟悉度7.93±0.86。其中父母称谓：父母、家长、双亲、二老、爸爸、爸、老爸、父亲、妈、妈妈、老妈、母亲；老师称谓：老师、教师、教授、导师、副教授、讲师、助教、师长；同学称谓：同学、学长、学姐、同班同学、室友、校友、舍友、学妹、学弟、同窗。
（二）实验程序与数据处理
对标准GNAT实验程序进行必要的修改后用本研究。GNAT程序包括3个练习任务和2个测试任务。实验任务中，词语逐个随机呈现，被试根据要求按“1”键反应。为避免顺序效应，2个测试任务随机呈现。选择计算效果量来判断差异是否具有实际显著性，计算公式为：。Cohen将效果量划分为小效应（d<0.2）、中效应（0.2
二、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对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分析
分别计算三类称谓与积极词和三类称谓与消极词的感受性指标d’，并进行T检验和效果量分析来探究大学生对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结果表明，所有称谓与积极词联接的d’均大于称谓和积极词联接的d’，并且T检验结果显示差异具有显著性（t=2.25～3.43；p<0.05），效果量为0.34～0.52。这表明当把称谓与积极词作为信号时，被试更加容易从噪音（消极词）背景中分辨出信号，即称谓和积极词联系在一起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一致。因此大学生具有积极地父母、老师、同学内隐态度。
（二）三类人际关系内隐态度的性别差异分析
分别计算男、女大学生群体内的三类人际关系的感受性指标d’，并采用T检验和效果量分析其差异。结果表明，男大学生群体中，称谓与积极词的d’和称谓与消极词的d’差异检验结果不显著（t=0.05～0.76；p>0.05），效果量均处于小效应范围（d=0.01～0.16），意味着男大学生对父母、老师、同学的内隐态度积极程度不明显；而女大学生而言，三类人际关系d’的差异分析结果显著（t=2.53～4.28，p<0.05），效果量屬于中、大效应范围（d=0.52～0.87），表明女大学生对父母、老师、同学持明显积极地内隐态度。
进一步计算男生和女生的三类人际关系内隐态度值，对比性别之间是否存在差异。T检验结果发现，男、女大学生之间对父亲、同学内隐态度差异显著（t=2.15～2.54；p<0.05），母亲、老师内隐态度差异不显著（t=2.09，1.04；P>0.05）；而效果量检验却发现，效应值均属于中效应范围（d=0.22～0.54）。故此认为，女大学对父母、老师、同学的内隐态度积极程度显著高于男大学生。
三、讨论
研究发现，大学生对父母、老师、同学持有积极地内隐态度，效果量为0.34～0.52。父母概念在大学生自我概念中具有同等地位[2]。男大学生对父母、老师、同学的内隐态度积极程度不明显，效应值为d=0.01～0.16；而女大学生对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积极程度显著，效应值为d=0.52～0.87；同时性别之间差异显著，效应值为d=0.22～0.54，即女大学生对三类人际关系的内隐态度更加积极。
从性别角色角度来看，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深远影响着当代大学生。虽然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变迁，大学生性别观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依然存在。外显和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中仍然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意识[3]，即男性应具有工具性特质，如理性、掩饰情感表达；女性宜表现出表达性特质，如同理心、勤俭心细。因此女性具有更良好的构建人际关系和情绪加工能力，同时更适合女性情感表达和建立人际关系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以女大学生相比于男大学生具有更加积极地三类人际关系内隐态度。
参考文献：
[1]Cohen.APowerPrimer[J].PsychologicalBulletin，1992，112（1）：155-159.
[2]戚健俐，朱滢.中国大学生的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J].心理科学，2002，25（3）：275-281.
[3]钱铭怡，罗珊红，张光健.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初步调查[J].应用心理学，1999，5（1）：14-19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