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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格言警句方面，钱锺书先生堪称行家里手。比如，关于回忆录，他的一段名言就足以让许多传记作家和自传传主袖手辍工。在写于1982年8月的《〈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的末尾，他说：
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
我喜欢读这样促狭精怪的话。晚年的钱锺书看似温文尔雅，可一旦涉及“人生感悟”，早年的“狂狷”之气又会“浮出水面”，似此完全不考虑人际关系，打人偏打脸、不骂人也要揭短的快人快语，怕也只有像他那样世事洞明且又律己甚严的人才说得出来。
类似的观点钱氏说过不止一次。1981年4月6日，当一位采访他的记者不知轻重地建议他写一部回忆录时，钱先生逮了个正着，他出语惊人地说：
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之后，走回头时会找自己留下的痕迹闻一闻，至少我不想那样做。
这话的妙处在于，用“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这样言之凿凿的判断，让我们产生完全相反的联想——虽然肯定“不是”，但一个作家似乎是难免“很像”一只狗的。紧接着他又说：
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去年有人叫我写《自传》，亦代（引者按：指冯亦代）是居间者，我敬谢不敏。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你以为怎样？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愁没有题目和资料，咱们也没有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1〕
“回忆是最靠不住的”，这话说得太伤人。回忆是老人的专利，回忆有时候甚至是一种生理需要。可晚年的钱锺书却仿佛和“回忆”有仇，不仅自己拒绝“回忆”，而且对别人的回忆也加以讥诮！一个记忆力超常的人，竟然对“回忆”如此不信任，真是匪夷所思。读他的这些绝不与俗见苟同的智慧话语，常常让我想起曾经流行一时的“魔鬼词典”。而“魔鬼”，在钱氏那里倒是一点也不狰狞。在那篇著名的《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里，他就曾借魔鬼之口宣称——“自传就是别传”！
不仅拒绝写自传，钱锺书甚至对他人为自己立传的冲动也不领情，原因无他，盖因“回忆最不可靠”。更有甚者，他还对别人写好的关于自己的“创造性的回忆”，大加斧削。安迪在《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一文中写道：
第二年下半年，我约请上海师范大学的林子清先生写了一篇回忆钱先生在暨南大学时期的文章。为了慎重起见，我把校样寄了一份给钱先生，请他定夺。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子清同志此文实可不写。盛情可感，而纪事多不确实，或出记忆之误，或出传闻之误。遵命删改一下，请子清同志过眼，并请他原谅。回忆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谓‘创造性的回忆’。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实人，对于暨南同事中的‘人际关系’实况，不甚看透，故把詹、李、方的话也删掉了。”谈到《读书周报》，钱先生说，报纸很精彩，可以看到老人的不可靠回忆，年轻人的互相吹捧。
我常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钱锺书对回忆录或传记，怀有这么一种“傲慢与偏见”？难道，所有的传记皆不能入他法眼？但据我所知，钱先生对英国作家鲍斯威尔撰写的《约翰逊传》还是推崇备至的，至少，他喜欢那个天才傲慢、不可一世的英国文豪约翰逊博士。
常风先生曾和钱锺书同窗共读，据他回忆，青年时代的钱锺书“很崇拜约翰生（即约翰逊——引者注）。后来几十年我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有的传记者甚至说，钱锺书当年在赴牛津留学那漫长而令人疲乏的航行中，竟以读约翰逊博士的词典为乐。前引安迪的文章中，也提到他代陆谷孙先生登门赠送《英汉大词典》的情景：
钱先生捧着《英汉大词典》，夸陆谷孙先生了不起，可以和萨缪尔·约翰逊媲美。不过说起他把约翰逊的《英语词典》都翻烂了的传说时，钱锺书却说：“我怎么看得到那本词典？不过，约翰逊的词典编写得很有趣，如‘枯燥’这个词的例句就是：编词典是件枯燥的事情。”
钱先生说“我怎么看得到那本词典”，或许是气话，从他顺口拈来的那个词条可见，他不仅读过约翰逊的《英语词典》，而且相当熟悉。他只是对传记作者们如此煞有介事地“占有”本该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感到不忿罢了。让一个对传记心怀不屑的人，不得不面对别人笔下的那个连自己都认不出的自己，真不啻于一种精神的酷刑！
最近，读了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终于明白了钱锺书何以如此青睐约翰逊，所谓惺惺相惜者是也。对历史和传记，约翰逊也有着远超常人的“傲慢与偏见”。比如，当鲍斯威尔夸赞罗伯逊的历史著作时，约翰逊就大不以为然地说：
你必须先搞清楚，所谓的震撼人心和多彩多姿是怎么一回事。那不是历史而是幻想。他（罗伯逊——引者注）描写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凭幻想描绘图画，罗伯逊描绘历史人物的心灵，就像雷诺兹描绘他们的面孔一样：他只会想象英雄人物的容貌。你只能说罗伯逊在写言情小说，也只能从那样的观点来打量他。谈到历史，他差太远了。……对罗伯逊，我愿引用一位老教授对他学生讲的话：“再三读一读你写的作文，凡遇到你认为是特别精彩的段落，就给我删掉。”〔2〕
和钱氏一样，约翰逊博士也是位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伟人，百科全书式的渊博与睿智使他对历史书写的虚饰和杜撰洞若观火。他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可资征信的历史，实在少之又少，当然，我指的是验证无讹的历史。哪个国王当政了，打了什么战争这类的记载，可能是正确无误的；但是，一些加油添醋的描写，或者历史的哲学理论。都是些臆测之词。”〔3〕他还以诙谐的语调评论历史学家：“有一种历史是不可原宥的谎言，另一种是神圣的谎言，譬如，别人告诉我们，范登诺战事失利的消息传来时，每个人的心都怦怦跳，眼眶都含满泪珠。我们现在知道，如果他说每一个人都食不下咽，不更能赚人眼泪吗？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就可以说是一则神圣的谎言。”〔4〕
更为有趣的是，约翰逊对传记的看法：
哥登史密的《巴奈尔传》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并不是说他写得不好，而是材料本身就平淡无奇；除非作者能和那人一起吃喝玩乐，论古说今，否则就不够资格为那人写传记。〔5〕
在约翰逊看来，只有能和传主一起“吃喝玩乐，论说古今”，才算拥有写传记的“资格”。准乎此，则很多传记作家完全应该“下岗”或退休。其实，约翰逊这话不过是在暗示鲍斯威尔：给我写传记，你是最有资格的，好好干吧！事实证明，作为晚辈和朋友，鲍斯威尔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历经二十余年精心撰写的《约翰逊传》甫一问世，便天下纸贵，成为世界传记史上的不朽巨著。这样的“绝配”，在世界文化史上可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关于写日记，约翰逊的观点也与众不同，他说：“最需要记录下来的，就是你的心智状况；你需得把所有记得的事都写下来，因为，事情发生时，你是无法分辨是非的；所以必须在记忆犹新时立刻写下来，事情过了一两个星期，所有的情况也许不一样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钱锺书“记忆最不可靠”说的端倪。
然而——让我们也来幽钱先生一默吧——最该奉行钱氏“默存”之道的杨绛先生，却未能将沉默进行到底，钱先生仙逝之后，她成了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回忆录写作者。作为“钱迷”，杨先生的书我当然要买，就像喜欢王小波，必须要读一点李银河；对胡适感兴趣，顺便也关注一下唐德刚；佩服鲁迅，自然要把《我与鲁迅七十年》无条件地买回家。这也算是“爱屋及乌”吧。但几年前买来《我们仨》，未读完“古驿道”那部分，便有些兴味索然，当时我分不清，自己是在读回忆录，还是虚构小说，在我最想了解真相的地方，杨先生竟然以“梦”出之！这对我的智力和耐力都是个很大的考验。这一回，为了写这篇文章，总算从头到尾将《我们仨》读完，心里除了兴起一种“心向神往”的感动，再一个收获就是，终于确定这是一部“回忆录”！至于其中有无钱氏所谓“创造性的回忆”或陈漱渝先生所谓“无意失真”和“有意作伪”？我不是考据家，不敢妄加臆测。不过，在回忆录中引入意识流式的“梦的解析”，这可算是杨先生的发明。在这本书里，杨先生自承晚年听电话都无法准确记录，却为我们展现了时间跨度甚长、裁剪特别得当、张驰有度的一部“家庭传记”，根据钱先生“老人的回忆不可靠”的提醒，我们对耄耋之年的杨先生的“回忆”，保持一点适当的怀疑，应该不算不敬吧。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列宁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以前对这句话，可以说无条件服膺，后来才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所有革命家炮制的豪言壮语，其实都值得凡夫俗子思量再三。大话都让他们说去了，我们除了致敬几乎无事可干，想想，这事挺不公平。就像列宁这一句，其实大可怀疑。如果我们碰巧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了谁呢？是历史本身？还是所谓革命？抑或，是列宁们所代表的革命家自己？如果是历史，那我们应该铭记的是怎样的历史？是真实但不可复现的历史，还是写在书本上的文字的历史？如果是革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拥有不革命的权利？如果是革命家自己，我就更不明白了，凭什么历史的解释权只在你那里？
我倒是以为，人类既然拥有遗忘的能力，自然也应该拥有遗忘的权利。有些历史，因为被遮蔽，被篡改，被扭曲，甚至应该忘得越快越好，越干净越好。老子说：“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至于“善人”对于“不善人”的影响，尽管老子语焉不详，我们却是可以想见的。有些历史，因为太恶毒，太黑暗，太无人性，理性健全的人记住了尚无大碍，可以真正“鉴往知来”；心术不正的人记住了只会“近墨者黑”，那些权谋伎俩反而会成为其“思想武库”，杀人利器，一旦度过漫长的“潜伏期”，那些“历史病毒”常常如魂灵附体，供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借尸还魂，无所不用其极。袁世凯当初也是要革命的，一旦登上总统宝座却又垂涎皇上的龙椅。有的领袖曾经也是讲民主的，后来君临天下就变成了“一言堂”，晚年甚至容不得半点忤逆，对反对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可见饱读历史的人，未必就能获得“免疫力”。强烈的“历史感”或戒不掉的“历史癖”，并不一定就能孵化出“历史道义”。
说到底，当人们面对历史的时候，无不是以现实为地基，然后建造自己的思想大厦的，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盖缘于此。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独裁者那里，对历史的谙熟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敬畏，“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很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修长城，都是想让历史按照自己的“阳谋”重新开始。这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图谋，其本质不是别的，而是通过“现在”，对“未来”的“历史叙事”进行“改写”。在这里，不仅对于历史的“回忆”是“最靠不住的”，就连“现实”本身也成了未来的“不可靠回忆”的“预演”，先于“本质”的“存在”，最终抵达了它的终点——“虚无”。
职是之故，约翰逊也好，钱锺书也好，他们对历史和回忆的“偏见”，倒是真值得我们“正视”的。
注释：
〔1〕《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页。
〔2〕〔3〔4〕〔5〕《约翰逊传》，（英）鲍斯威尔著，罗珞珈、莫洛夫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54、70～71、172页。
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
我喜欢读这样促狭精怪的话。晚年的钱锺书看似温文尔雅，可一旦涉及“人生感悟”，早年的“狂狷”之气又会“浮出水面”，似此完全不考虑人际关系，打人偏打脸、不骂人也要揭短的快人快语，怕也只有像他那样世事洞明且又律己甚严的人才说得出来。
类似的观点钱氏说过不止一次。1981年4月6日，当一位采访他的记者不知轻重地建议他写一部回忆录时，钱先生逮了个正着，他出语惊人地说：
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之后，走回头时会找自己留下的痕迹闻一闻，至少我不想那样做。
这话的妙处在于，用“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这样言之凿凿的判断，让我们产生完全相反的联想——虽然肯定“不是”，但一个作家似乎是难免“很像”一只狗的。紧接着他又说：
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去年有人叫我写《自传》，亦代（引者按：指冯亦代）是居间者，我敬谢不敏。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你以为怎样？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愁没有题目和资料，咱们也没有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1〕
“回忆是最靠不住的”，这话说得太伤人。回忆是老人的专利，回忆有时候甚至是一种生理需要。可晚年的钱锺书却仿佛和“回忆”有仇，不仅自己拒绝“回忆”，而且对别人的回忆也加以讥诮！一个记忆力超常的人，竟然对“回忆”如此不信任，真是匪夷所思。读他的这些绝不与俗见苟同的智慧话语，常常让我想起曾经流行一时的“魔鬼词典”。而“魔鬼”，在钱氏那里倒是一点也不狰狞。在那篇著名的《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里，他就曾借魔鬼之口宣称——“自传就是别传”！
不仅拒绝写自传，钱锺书甚至对他人为自己立传的冲动也不领情，原因无他，盖因“回忆最不可靠”。更有甚者，他还对别人写好的关于自己的“创造性的回忆”，大加斧削。安迪在《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一文中写道：
第二年下半年，我约请上海师范大学的林子清先生写了一篇回忆钱先生在暨南大学时期的文章。为了慎重起见，我把校样寄了一份给钱先生，请他定夺。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子清同志此文实可不写。盛情可感，而纪事多不确实，或出记忆之误，或出传闻之误。遵命删改一下，请子清同志过眼，并请他原谅。回忆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谓‘创造性的回忆’。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实人，对于暨南同事中的‘人际关系’实况，不甚看透，故把詹、李、方的话也删掉了。”谈到《读书周报》，钱先生说，报纸很精彩，可以看到老人的不可靠回忆，年轻人的互相吹捧。
我常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钱锺书对回忆录或传记，怀有这么一种“傲慢与偏见”？难道，所有的传记皆不能入他法眼？但据我所知，钱先生对英国作家鲍斯威尔撰写的《约翰逊传》还是推崇备至的，至少，他喜欢那个天才傲慢、不可一世的英国文豪约翰逊博士。
常风先生曾和钱锺书同窗共读，据他回忆，青年时代的钱锺书“很崇拜约翰生（即约翰逊——引者注）。后来几十年我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有的传记者甚至说，钱锺书当年在赴牛津留学那漫长而令人疲乏的航行中，竟以读约翰逊博士的词典为乐。前引安迪的文章中，也提到他代陆谷孙先生登门赠送《英汉大词典》的情景：
钱先生捧着《英汉大词典》，夸陆谷孙先生了不起，可以和萨缪尔·约翰逊媲美。不过说起他把约翰逊的《英语词典》都翻烂了的传说时，钱锺书却说：“我怎么看得到那本词典？不过，约翰逊的词典编写得很有趣，如‘枯燥’这个词的例句就是：编词典是件枯燥的事情。”
钱先生说“我怎么看得到那本词典”，或许是气话，从他顺口拈来的那个词条可见，他不仅读过约翰逊的《英语词典》，而且相当熟悉。他只是对传记作者们如此煞有介事地“占有”本该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感到不忿罢了。让一个对传记心怀不屑的人，不得不面对别人笔下的那个连自己都认不出的自己，真不啻于一种精神的酷刑！
最近，读了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终于明白了钱锺书何以如此青睐约翰逊，所谓惺惺相惜者是也。对历史和传记，约翰逊也有着远超常人的“傲慢与偏见”。比如，当鲍斯威尔夸赞罗伯逊的历史著作时，约翰逊就大不以为然地说：
你必须先搞清楚，所谓的震撼人心和多彩多姿是怎么一回事。那不是历史而是幻想。他（罗伯逊——引者注）描写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凭幻想描绘图画，罗伯逊描绘历史人物的心灵，就像雷诺兹描绘他们的面孔一样：他只会想象英雄人物的容貌。你只能说罗伯逊在写言情小说，也只能从那样的观点来打量他。谈到历史，他差太远了。……对罗伯逊，我愿引用一位老教授对他学生讲的话：“再三读一读你写的作文，凡遇到你认为是特别精彩的段落，就给我删掉。”〔2〕
和钱氏一样，约翰逊博士也是位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伟人，百科全书式的渊博与睿智使他对历史书写的虚饰和杜撰洞若观火。他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可资征信的历史，实在少之又少，当然，我指的是验证无讹的历史。哪个国王当政了，打了什么战争这类的记载，可能是正确无误的；但是，一些加油添醋的描写，或者历史的哲学理论。都是些臆测之词。”〔3〕他还以诙谐的语调评论历史学家：“有一种历史是不可原宥的谎言，另一种是神圣的谎言，譬如，别人告诉我们，范登诺战事失利的消息传来时，每个人的心都怦怦跳，眼眶都含满泪珠。我们现在知道，如果他说每一个人都食不下咽，不更能赚人眼泪吗？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就可以说是一则神圣的谎言。”〔4〕
更为有趣的是，约翰逊对传记的看法：
哥登史密的《巴奈尔传》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并不是说他写得不好，而是材料本身就平淡无奇；除非作者能和那人一起吃喝玩乐，论古说今，否则就不够资格为那人写传记。〔5〕
在约翰逊看来，只有能和传主一起“吃喝玩乐，论说古今”，才算拥有写传记的“资格”。准乎此，则很多传记作家完全应该“下岗”或退休。其实，约翰逊这话不过是在暗示鲍斯威尔：给我写传记，你是最有资格的，好好干吧！事实证明，作为晚辈和朋友，鲍斯威尔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历经二十余年精心撰写的《约翰逊传》甫一问世，便天下纸贵，成为世界传记史上的不朽巨著。这样的“绝配”，在世界文化史上可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关于写日记，约翰逊的观点也与众不同，他说：“最需要记录下来的，就是你的心智状况；你需得把所有记得的事都写下来，因为，事情发生时，你是无法分辨是非的；所以必须在记忆犹新时立刻写下来，事情过了一两个星期，所有的情况也许不一样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钱锺书“记忆最不可靠”说的端倪。
然而——让我们也来幽钱先生一默吧——最该奉行钱氏“默存”之道的杨绛先生，却未能将沉默进行到底，钱先生仙逝之后，她成了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回忆录写作者。作为“钱迷”，杨先生的书我当然要买，就像喜欢王小波，必须要读一点李银河；对胡适感兴趣，顺便也关注一下唐德刚；佩服鲁迅，自然要把《我与鲁迅七十年》无条件地买回家。这也算是“爱屋及乌”吧。但几年前买来《我们仨》，未读完“古驿道”那部分，便有些兴味索然，当时我分不清，自己是在读回忆录，还是虚构小说，在我最想了解真相的地方，杨先生竟然以“梦”出之！这对我的智力和耐力都是个很大的考验。这一回，为了写这篇文章，总算从头到尾将《我们仨》读完，心里除了兴起一种“心向神往”的感动，再一个收获就是，终于确定这是一部“回忆录”！至于其中有无钱氏所谓“创造性的回忆”或陈漱渝先生所谓“无意失真”和“有意作伪”？我不是考据家，不敢妄加臆测。不过，在回忆录中引入意识流式的“梦的解析”，这可算是杨先生的发明。在这本书里，杨先生自承晚年听电话都无法准确记录，却为我们展现了时间跨度甚长、裁剪特别得当、张驰有度的一部“家庭传记”，根据钱先生“老人的回忆不可靠”的提醒，我们对耄耋之年的杨先生的“回忆”，保持一点适当的怀疑，应该不算不敬吧。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列宁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以前对这句话，可以说无条件服膺，后来才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所有革命家炮制的豪言壮语，其实都值得凡夫俗子思量再三。大话都让他们说去了，我们除了致敬几乎无事可干，想想，这事挺不公平。就像列宁这一句，其实大可怀疑。如果我们碰巧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了谁呢？是历史本身？还是所谓革命？抑或，是列宁们所代表的革命家自己？如果是历史，那我们应该铭记的是怎样的历史？是真实但不可复现的历史，还是写在书本上的文字的历史？如果是革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拥有不革命的权利？如果是革命家自己，我就更不明白了，凭什么历史的解释权只在你那里？
我倒是以为，人类既然拥有遗忘的能力，自然也应该拥有遗忘的权利。有些历史，因为被遮蔽，被篡改，被扭曲，甚至应该忘得越快越好，越干净越好。老子说：“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至于“善人”对于“不善人”的影响，尽管老子语焉不详，我们却是可以想见的。有些历史，因为太恶毒，太黑暗，太无人性，理性健全的人记住了尚无大碍，可以真正“鉴往知来”；心术不正的人记住了只会“近墨者黑”，那些权谋伎俩反而会成为其“思想武库”，杀人利器，一旦度过漫长的“潜伏期”，那些“历史病毒”常常如魂灵附体，供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借尸还魂，无所不用其极。袁世凯当初也是要革命的，一旦登上总统宝座却又垂涎皇上的龙椅。有的领袖曾经也是讲民主的，后来君临天下就变成了“一言堂”，晚年甚至容不得半点忤逆，对反对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可见饱读历史的人，未必就能获得“免疫力”。强烈的“历史感”或戒不掉的“历史癖”，并不一定就能孵化出“历史道义”。
说到底，当人们面对历史的时候，无不是以现实为地基，然后建造自己的思想大厦的，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盖缘于此。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独裁者那里，对历史的谙熟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敬畏，“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很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修长城，都是想让历史按照自己的“阳谋”重新开始。这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图谋，其本质不是别的，而是通过“现在”，对“未来”的“历史叙事”进行“改写”。在这里，不仅对于历史的“回忆”是“最靠不住的”，就连“现实”本身也成了未来的“不可靠回忆”的“预演”，先于“本质”的“存在”，最终抵达了它的终点——“虚无”。
职是之故，约翰逊也好，钱锺书也好，他们对历史和回忆的“偏见”，倒是真值得我们“正视”的。
注释：
〔1〕《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页。
〔2〕〔3〔4〕〔5〕《约翰逊传》，（英）鲍斯威尔著，罗珞珈、莫洛夫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54、70～71、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