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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抗日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的涌现壮大了海南民间抗日力量，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年那些抗日的“小鬼”，如今已是耋耄老人，所幸在他们的记忆，在他们的话语中，依然可以遥想70多年前的惊心动魄和家国情仇。
夜深人静，悠悠山谷中只有虫鸟偶尔的鸣叫。突然，阵阵落叶窸窣的响声由远及近，一个瘦小的背影从山下艰难地摸着黑走上山来。
背影的主人约摸只有14岁的样子，眼睛里却有着同龄人没有的灵气和警觉。只见他俯下身子，迅速拨开一片杂草——嘿，一个深邃的小山洞露了出来，再定睛一看，里面竟有一把重型机关枪！
这是1941年7月的一个夜晚。那一年，抗日战争在海南岛上进行得如火如荼，许多少年儿童自发组成了抗日儿童团，担负起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揭发汉奸、站岗放哨、传送书信等战斗任务。
稚嫩肩膀同擎抗日大旗
那挺重型机关枪，是文昌南阳抗日游击队于1941年7月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交给了时任南阳乡（今文昌市文城镇南新村、南联村一带）儿童团长的郑心凯，也就是那个14岁的少年保管收藏。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把这任务接了下来。要知道，别说重型机关枪，就是一支步枪在当时都是珍稀的武器。”回首往事，已至88岁高龄的郑心凯仿佛又燃起了年少时的激情，双手握成拳状，“我只知道，既然组织把枪交给了我，我就要用生命去保证它的安全！”
1939年2月10日凌晨，数千名日军在位于海口西北角的原琼山县天尾港强行登陆，开始了对海南岛长达6年的统治和掠夺。郑心凯的家乡——原文昌县南阳乡也陷入一片战争硝烟。
与其他地方不同，南阳乡具有悠久的革命历史。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党组织就在南阳地区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参与革命，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乡里的“革命堡垒户”数量之多，就好比后脚刚刚路过一家，前脚又踏进了另外一家。
仅以郑心凯家为例，他的父亲早年参加琼崖工农红军，不幸于1928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土地革命时期，他的家里曾经收留过革命先辈王伯伦、符荣鼎、肖焕辉等人，被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的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冯白驹，也曾在他家小住。
正因有着较高的革命觉悟，南阳乡的群众思想先进、行动积极，不仅在前期做足了抗日宣传工作，发动周边乡镇、农村群众准备抗日，在得知日寇登陆琼岛时，第一时间将禽畜和粮食送上山顶，建起了“临时村庄”，还主动拆毁、炸毁了进出村庄、乡镇的桥梁、公路，以阻止日军挥兵继续南下。
“这是我们的‘坚壁清野’战术。除此之外，乡亲们还在溪河里投毒放药，采取污染水源地的方式，试图对日军和其坐骑造成伤害。甚至，有的老乡拆掉了自己的房屋、店铺，就是为了让日军无处落脚扎营。”说到这里，郑心凯有点唏嘘，“谁不心疼自己一手一脚建起的家园？为了拖住敌人的步伐，给我军和其他市县百姓赢得更充裕的战斗和避难时间，乡亲们拼尽了全力。”
89岁高龄的老干部、海南作家吴之也还记得，1939年4月，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原琼山县不久，时任琼崖抗日独立队第一中队长的黄大猷与他的父亲吴乾位等人，用其家中一棵百年青皮荔枝树制成了琼崖纵队第一尊土大炮，消灭了困守在琼山大致坡石桥村小学里的20多名日军。就在那天晚上，年仅15岁的吴之正式跟随部队开始了“红小鬼”的革命生涯。
耳濡目染，和吴之、郑心凯等人一样，海南不少市县、乡镇的少年儿童的身体里天生流淌着革命的血脉。在全民抗战的热潮影响下，他们纷纷以稚嫩的肩膀与父辈们一同扛起抗日大旗，自发参与抗战儿童团、青年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投入到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队伍中去。
人小鬼大战斗力量大
“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如今已年至耄耋的李光邦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原文昌县委民运部干事、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是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之时，仅有16岁的他对于生命的理解。
那一年，面对儿子要去抗战的请求，李母沉默了。她并不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却目睹邻居一家4口被日军残忍杀害，整个村庄乃至海南溅满无辜百姓的血光。“抗争可能牺牲，不抗争也可能命丧敌手。”含着泪，她将儿子送上了征程。紧接着，李光邦的4位弟弟、妹妹也在她的支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奔赴抗日战场。
别看他们年龄小、身子弱，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绝不亚于青壮年，所担负的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揭发汉奸、站岗放哨、传送书信等战斗任务环环相扣，是打赢每场战斗所不可或缺的部分。所谓“红小鬼”的名头，便是“人小鬼大”的他们最好的代名词。
说到这里，仿佛是为了佐证一般，郑心凯拿出悉心收藏的一本记载南阳乡革命斗争史的图册，指着其中一页露出有些自豪的神情：“看，我们可不是一般的小孩。”
在抗日战争中，南阳乡先后有248名革命志士为国捐躯，对于这个被誉为“抗日模范乡”的乡镇而言，薄薄百来页纸难以道尽那段铁血峥嵘岁月。尽管图册“寸土寸金”，郑心凯巧藏重型机关枪的事迹还是独独占了一整页。因为正是郑心凯这个“红小鬼”的细心保管和保养，这挺重型机关枪才能在著名的大水战斗中发挥威力，为我军攻破国民党顽军固守的阵地起到了关键作用。
还有一次，日军从文南公路进犯南阳乡，还未走到半路就被公路两旁埋伏的游击队用怒吼的炮弹轰得抱头鼠窜。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击毁了两辆日军军车，击毙敌人若干，缴获步枪7支及子弹100多发，获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丰收”。
“仓皇逃跑的敌人最终也搞不清楚究竟是遇上了什么厉害的武器。”郑心凯朗声笑了，原来，那怒吼的炮弹不过是“红小鬼”与游击队的战士们一同砍下荔枝树，再掏空树干填进火药和铁砂制成的“荔枝炮”。 曾先后在琼侨抗日回乡服务团、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任职的老战士张运福也回忆起这样一件旧事——1943年秋天，日军对海南进行“蚕食”“扫荡”，张运福所在的文昌县抗日游击队基干中队被日军围困，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僵持的第三天，年仅16岁的张运福接到任务下山侦察敌情。
“我扮作一副乡间孩童模样，手拿几只螃蟹，边走边寻虫喂鸟，但是在短袖上衣下面，却别着两个手榴弹，准备随时与敌人拼命。”88岁的张运福一边回忆一边模仿当时的情景，“突然，背后传来日军和‘伪军’叫我站住的声音，我一跑，枪声就响了起来。”为了逃避子弹，他一边利用墙角作为掩护，一边以“之”字形路线逃跑，最终又藏身于野菠萝丛中逃过一劫，在军事通讯设备匮乏的情况下，顺利地将最新的敌情向部队作了反馈。
驱除日寇民间力量大
这些少年儿童在抗战中表现出的革命意志、战斗智慧同时也吸引了敌人的目光。
1943年的冬季，日军派兵在原文昌县东郊镇文炳村增设据点，顺势包围了李光邦家的祖屋，并放出“不投降，就拆房”的风声。得知消息后，正光着脚走村串户做抗日宣传工作的李光邦只递回一句话：“头可断，屋可拆，抗日救国志不移！”
结果，日军将李家祖辈建造的两间正屋、两间横屋全部拆除，并将拆下的昂贵木料和家私全部抢光、烧光。
还有一次，行军至原文昌县龙树村的李光邦获知日军即将进犯，便迅速组织村民们一同撤离至海边的红树林避难。不料，人群中混入一名化妆成村民的伪军，身份暴露后竟对着最后撤离的李光邦掏出了手枪！
“他叫我站住，但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扣响了扳机。”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那情那景令李光邦至今难忘，年轻的他没有犹豫，立即掏出简陋的“曲枪”进行反击。
这样的经历对于李光邦来说还有很多，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右侧肩胛骨里至今还嵌着弹片。“这么多年，我从没感到过害怕或者后悔。参加抗日，就是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交给国家，交给人民，包括生命！”李光邦老人说，“参加抗战的‘家庭关’‘艰苦关’‘生死关’哪有这么容易过！考验的，就是共产党员的坚定意志！”
半个多世纪光阴如水，而我们看到，历史的年轮清晰地镌刻着：在这样视死如归的坚定意志引领下，琼崖抗日群众组织层出不穷，民间抗日英雄层出不穷——
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总团长符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随军服务团副团长许如梅、琼山县苏寻三乡妇救会会长黄秀仙……他们舍生忘死，紧紧地围绕在以琼崖独立队为抗战主力军的琼崖特委周围，坚定地贯彻和守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抗击日军，为琼崖抗日战争史留下了隽永的一笔。
当年那些抗日的“小鬼”，如今已是耋耄老人，所幸在他们的记忆，在他们的话语中，依然可以遥想70多年前的惊心动魄和家国情仇。
夜深人静，悠悠山谷中只有虫鸟偶尔的鸣叫。突然，阵阵落叶窸窣的响声由远及近，一个瘦小的背影从山下艰难地摸着黑走上山来。
背影的主人约摸只有14岁的样子，眼睛里却有着同龄人没有的灵气和警觉。只见他俯下身子，迅速拨开一片杂草——嘿，一个深邃的小山洞露了出来，再定睛一看，里面竟有一把重型机关枪！
这是1941年7月的一个夜晚。那一年，抗日战争在海南岛上进行得如火如荼，许多少年儿童自发组成了抗日儿童团，担负起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揭发汉奸、站岗放哨、传送书信等战斗任务。
稚嫩肩膀同擎抗日大旗
那挺重型机关枪，是文昌南阳抗日游击队于1941年7月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交给了时任南阳乡（今文昌市文城镇南新村、南联村一带）儿童团长的郑心凯，也就是那个14岁的少年保管收藏。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把这任务接了下来。要知道，别说重型机关枪，就是一支步枪在当时都是珍稀的武器。”回首往事，已至88岁高龄的郑心凯仿佛又燃起了年少时的激情，双手握成拳状，“我只知道，既然组织把枪交给了我，我就要用生命去保证它的安全！”
1939年2月10日凌晨，数千名日军在位于海口西北角的原琼山县天尾港强行登陆，开始了对海南岛长达6年的统治和掠夺。郑心凯的家乡——原文昌县南阳乡也陷入一片战争硝烟。
与其他地方不同，南阳乡具有悠久的革命历史。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党组织就在南阳地区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参与革命，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乡里的“革命堡垒户”数量之多，就好比后脚刚刚路过一家，前脚又踏进了另外一家。
仅以郑心凯家为例，他的父亲早年参加琼崖工农红军，不幸于1928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土地革命时期，他的家里曾经收留过革命先辈王伯伦、符荣鼎、肖焕辉等人，被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的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冯白驹，也曾在他家小住。
正因有着较高的革命觉悟，南阳乡的群众思想先进、行动积极，不仅在前期做足了抗日宣传工作，发动周边乡镇、农村群众准备抗日，在得知日寇登陆琼岛时，第一时间将禽畜和粮食送上山顶，建起了“临时村庄”，还主动拆毁、炸毁了进出村庄、乡镇的桥梁、公路，以阻止日军挥兵继续南下。
“这是我们的‘坚壁清野’战术。除此之外，乡亲们还在溪河里投毒放药，采取污染水源地的方式，试图对日军和其坐骑造成伤害。甚至，有的老乡拆掉了自己的房屋、店铺，就是为了让日军无处落脚扎营。”说到这里，郑心凯有点唏嘘，“谁不心疼自己一手一脚建起的家园？为了拖住敌人的步伐，给我军和其他市县百姓赢得更充裕的战斗和避难时间，乡亲们拼尽了全力。”
89岁高龄的老干部、海南作家吴之也还记得，1939年4月，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原琼山县不久，时任琼崖抗日独立队第一中队长的黄大猷与他的父亲吴乾位等人，用其家中一棵百年青皮荔枝树制成了琼崖纵队第一尊土大炮，消灭了困守在琼山大致坡石桥村小学里的20多名日军。就在那天晚上，年仅15岁的吴之正式跟随部队开始了“红小鬼”的革命生涯。
耳濡目染，和吴之、郑心凯等人一样，海南不少市县、乡镇的少年儿童的身体里天生流淌着革命的血脉。在全民抗战的热潮影响下，他们纷纷以稚嫩的肩膀与父辈们一同扛起抗日大旗，自发参与抗战儿童团、青年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投入到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队伍中去。
人小鬼大战斗力量大
“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如今已年至耄耋的李光邦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原文昌县委民运部干事、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是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之时，仅有16岁的他对于生命的理解。
那一年，面对儿子要去抗战的请求，李母沉默了。她并不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却目睹邻居一家4口被日军残忍杀害，整个村庄乃至海南溅满无辜百姓的血光。“抗争可能牺牲，不抗争也可能命丧敌手。”含着泪，她将儿子送上了征程。紧接着，李光邦的4位弟弟、妹妹也在她的支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奔赴抗日战场。
别看他们年龄小、身子弱，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绝不亚于青壮年，所担负的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揭发汉奸、站岗放哨、传送书信等战斗任务环环相扣，是打赢每场战斗所不可或缺的部分。所谓“红小鬼”的名头，便是“人小鬼大”的他们最好的代名词。
说到这里，仿佛是为了佐证一般，郑心凯拿出悉心收藏的一本记载南阳乡革命斗争史的图册，指着其中一页露出有些自豪的神情：“看，我们可不是一般的小孩。”
在抗日战争中，南阳乡先后有248名革命志士为国捐躯，对于这个被誉为“抗日模范乡”的乡镇而言，薄薄百来页纸难以道尽那段铁血峥嵘岁月。尽管图册“寸土寸金”，郑心凯巧藏重型机关枪的事迹还是独独占了一整页。因为正是郑心凯这个“红小鬼”的细心保管和保养，这挺重型机关枪才能在著名的大水战斗中发挥威力，为我军攻破国民党顽军固守的阵地起到了关键作用。
还有一次，日军从文南公路进犯南阳乡，还未走到半路就被公路两旁埋伏的游击队用怒吼的炮弹轰得抱头鼠窜。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击毁了两辆日军军车，击毙敌人若干，缴获步枪7支及子弹100多发，获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丰收”。
“仓皇逃跑的敌人最终也搞不清楚究竟是遇上了什么厉害的武器。”郑心凯朗声笑了，原来，那怒吼的炮弹不过是“红小鬼”与游击队的战士们一同砍下荔枝树，再掏空树干填进火药和铁砂制成的“荔枝炮”。 曾先后在琼侨抗日回乡服务团、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任职的老战士张运福也回忆起这样一件旧事——1943年秋天，日军对海南进行“蚕食”“扫荡”，张运福所在的文昌县抗日游击队基干中队被日军围困，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僵持的第三天，年仅16岁的张运福接到任务下山侦察敌情。
“我扮作一副乡间孩童模样，手拿几只螃蟹，边走边寻虫喂鸟，但是在短袖上衣下面，却别着两个手榴弹，准备随时与敌人拼命。”88岁的张运福一边回忆一边模仿当时的情景，“突然，背后传来日军和‘伪军’叫我站住的声音，我一跑，枪声就响了起来。”为了逃避子弹，他一边利用墙角作为掩护，一边以“之”字形路线逃跑，最终又藏身于野菠萝丛中逃过一劫，在军事通讯设备匮乏的情况下，顺利地将最新的敌情向部队作了反馈。
驱除日寇民间力量大
这些少年儿童在抗战中表现出的革命意志、战斗智慧同时也吸引了敌人的目光。
1943年的冬季，日军派兵在原文昌县东郊镇文炳村增设据点，顺势包围了李光邦家的祖屋，并放出“不投降，就拆房”的风声。得知消息后，正光着脚走村串户做抗日宣传工作的李光邦只递回一句话：“头可断，屋可拆，抗日救国志不移！”
结果，日军将李家祖辈建造的两间正屋、两间横屋全部拆除，并将拆下的昂贵木料和家私全部抢光、烧光。
还有一次，行军至原文昌县龙树村的李光邦获知日军即将进犯，便迅速组织村民们一同撤离至海边的红树林避难。不料，人群中混入一名化妆成村民的伪军，身份暴露后竟对着最后撤离的李光邦掏出了手枪！
“他叫我站住，但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扣响了扳机。”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那情那景令李光邦至今难忘，年轻的他没有犹豫，立即掏出简陋的“曲枪”进行反击。
这样的经历对于李光邦来说还有很多，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右侧肩胛骨里至今还嵌着弹片。“这么多年，我从没感到过害怕或者后悔。参加抗日，就是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交给国家，交给人民，包括生命！”李光邦老人说，“参加抗战的‘家庭关’‘艰苦关’‘生死关’哪有这么容易过！考验的，就是共产党员的坚定意志！”
半个多世纪光阴如水，而我们看到，历史的年轮清晰地镌刻着：在这样视死如归的坚定意志引领下，琼崖抗日群众组织层出不穷，民间抗日英雄层出不穷——
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总团长符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随军服务团副团长许如梅、琼山县苏寻三乡妇救会会长黄秀仙……他们舍生忘死，紧紧地围绕在以琼崖独立队为抗战主力军的琼崖特委周围，坚定地贯彻和守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抗击日军，为琼崖抗日战争史留下了隽永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