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太多女性的坚韧，也看到她们作为母亲、妻子、护士或者仅仅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份给这个世界带来安慰。接下来可能她们还要担负更多的东西，需要更多气力来修补破碎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想把这样一个女性介绍给大家，从一出生，命运就一直在对她“实施”剥夺，但她却始终用智慧和爱来填补失去的空洞，她的名字是西格丽德·温塞特。
　　
　　幼年丧父，中年丧子，她曾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
　　她是一位普通的母亲，一位以一只素笔书写女性坚强的伟大作家。
　　当同时代的弗吉尼亚·吴尔夫用煽情的笔调写下那个时代小资阶层的优游生活时，
　　她却如一个忠实而朴素的石匠，
　　用她坚韧的意志和不朽的文字在历史的扉页上刻下了一个时代的沉浮。
　　西格丽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1882——1949）苦难孕育的花朵
　　192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人们永远地记住了这支枪炮下的玫瑰。
　　
　　轰然倒下的大山改变了她未来的航道，生命就是无数次的偶然与必然的游戏。
　　
　　西格丽德·温塞特出生于瑞典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丹麦人通晓三国语言，是位卓有见识的大家闺秀，而她的父亲更是挪威考古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在这样一个家庭出生无疑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未来都是充满了阳光和希望的。她是这个幸福大家庭的长女，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她们一家人经常都会走南闯北，在这位天才的史学家父亲的影响下，温塞特在年幼的时候就不仅对挪威中世纪的历史有了很深的了解和认识，甚至还通晓了挪威萨迦和斯堪的那维亚民歌。
　　不过，西格丽德·温塞特年幼时的兴趣并不在她日后从事的写作上，那时她疯狂地爱上了绘画，并且在她孩童时期就显露出了她在这方面卓越的天赋和才华。而历史和考古在她眼中始终都像是一种可以让人永不知疲惫地去追寻的游戏，她在这方面的敏感和学习能力几乎原样地克隆了她那位著名的父亲。
　　两岁时，温塞特随父母搬到了挪威的首都克里斯丁亚那。这里气候温和空气宜人，搬迁的原因却并不像这里的气候一样让人心情愉快，温塞特的父亲因为长期折磨他的神经性疾病日益严重而不得不远离他一直热爱的考古事业。在温塞特生命中的前十一年里，她几乎每天都生活在父亲渊博的知识和沉重的病痛折磨的阴霾之中，对人与命运的抗争，生与死的思考在温塞特最初的人生记忆上就埋下了灰色的阴影。
　　如果没有温塞特十一岁时的那次家庭变故，也许我们将会永远地失去一位伟大的作家，代之以一个风格轻佻几乎女版莫奈式的风景画家。父亲的突然离世，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突然地失去了生活的支点。母亲不得不以一己柔弱的肩膀承担起了这个庞大家庭的生活重担，一个孤身的母亲要用她微薄的收入拉扯大她三个尚且年幼的女儿，可想而知她们的生活是何等的艰难和悲苦。
　　因此，身为长女的西格丽德·温塞特不得不在过早的年纪就承担起了家庭和生活的重担。中学毕业之后，她便毅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进入了一所秘书学校，在接受了一年的专业培训之后，十六岁的温塞特便进入了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工程公司，她得到了一份繁琐且无聊的秘书工作，十年的秘书生涯使她成为了一个专业的打字员，这是一段会让所有人都丧失梦想的日子，她似乎感受到了人生最初的阴霾期已经到来，而这个漫长的时期就像冬眠，一梦便是十年。
　　如果没有这次重大的人生转折，温塞特的名字也许将幸福却默默无闻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图册之上，如一支美丽却花期短暂的夜来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历史选择了西格丽德·温塞特，这种选择几乎如夏日惊雷一般，没有片刻的迟疑，如此干脆利落，她也将以一个女人所能经历过的悲苦人生成就了一纸充溢了一代人血泪的永恒文字。
　　
　　时间的玫瑰总是开在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之上，从秘书到天才少女作家的诞生。
　　
　　十年的办公室生涯对于温塞特来说是一种折磨，秘书工作的繁琐与程式化也常常让她烦恼。可这份工作对她是否适合已经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了，目前她考虑的只是能够尽力帮助母亲并且养活她们一家人。虽然这些事务性的工作让她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和青春，可间接地她也从这种有条不紊的办公室事务运作中潜移默化地学会了一套系统地工作和团队中的组织协调能力，事实上这为她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家庭的脊梁骨和担任挪威作协主席的工作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是若干年后的后话了，可人生的许多次机遇都始于一次次人们无意间的个人选择。
　　在这段秘书生涯中，她深切地了解到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细密却微妙的复杂关系，在她的不懈地细心观察中渐渐地在她头脑中便形成了一套成就她日后深刻却独到风格的个人生命体验。因为工作的性质，她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这与她从小到大谙熟于心的历史文本似乎又形成了某种契合。她发现人类的命运和生活几千年却如一日，生与死在若干的肉体之上进行了千年如一日的演绎，而命运的苦痛和孤寂感却从未因此改变过。酝酿于心的一种时代下的“弃婴”形象便在她心中日益丰满起来。
　　


　　她突然间便如一个顿悟的僧人一般，十六岁那年她拿起了手中的笔，没有像大多数文艺青年开始创作生涯的开端那样，她的第一部作品一写便是六年，而她的这部处女作更是以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威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这部耗尽了她心力的“历史巨著”，不仅隐含了她对父亲的深深怀念更包含了她对那个永恒逝去了的年代的深沉缅怀。
　　这部长篇巨著产生于她白日繁重工作后的无数次熬更守夜，就在一盏青灯之下那个年轻的女性的身影却如中世纪一个执著而朴实的农夫，她坚守着身下的这片土地，日以继夜地耕作着，洒下了种子等待着收获。而秋天尚未来到，手稿被拒的毁灭性打击便不期而至了。而事隔两年之后，直到她的另一部作品的诞生才让她在挪威的文坛上崭露了头角。
　　
　　七年之痒，原来幸福停留的片刻是如此美丽而短暂。
　　
　　几乎到了三十岁的年纪西格丽德·温塞特才真正地迎来了她的初恋，那个夺取了她芳心的男人是一位挪威的画家。这个男人不仅赢取了姑娘的芳心还把她迎进了结婚的礼堂。而事实上这次恋情的最初其实进行得并不算顺利，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而当时那位画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西格丽德·温塞特在那一年迎来了她职业写作生涯的到来，她得到了一笔不错的经费可供她游历欧洲一年，在众多的城市中她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罗马——这个她父母曾生活了若干年的城市。带着怀旧的情愫她来到了这个梦之城，她沿着父母曾走过的足迹一步步地寻着她灵魂的根。奇妙的是在这个南欧的城市，不仅没有让她感到丝毫的陌生，甚至很快地她就在当地交到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而就在这个时刻，画家安德斯·卡斯图斯·斯瓦斯塔出现在了她的生命里。
　　斯瓦斯塔比温塞特大九岁，已婚，他现任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孩子当时都住在挪威。不知道是命运的巧合还是宿命的缘分，让他们几乎不可抑制的走到了一起，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才结束了上段婚姻和温塞特缔结连理。初恋和她生命中的这次唯一一次婚姻的到来便是在一个庞大而特殊的家庭中产生的，斯瓦斯塔带着他的三个孩子走进了她的生命，其中还包括了一个患有先天智障的儿子。
　　可想而知，这个复杂的家庭给一个年轻女性所带来的压力和烦恼。不过新婚的快乐几乎代替了作为一个大家庭主妇的复杂心理。她以一种忙碌却有序的方式和开放而乐观地态度经营着她那个新兴地庞大家庭，此间还有新老朋友地来往不断，在这个充满了母性的伟大女性的照顾下，他们幸福了很多年。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她也为斯瓦斯塔生下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命运似乎总是弄人，当她产下第三个孩子时，他们的婚姻也宣告了结束，从结婚到离婚也只是短短七年的光阴，而这唯一的一次婚恋却像一记永恒的烙印一般让西格丽德·温塞特从一个女孩儿一跃而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女人。对幸福的思考和人性的复杂性她有了更为深刻而贴己的认识，这段从幸福到灰暗的痛苦经历让她在今后的作品中也带上了一种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
　　


　　斯瓦斯塔离开了，温塞特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命运似乎有意弄人，她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也患有先天的智障）住到了一个更为与世隔绝的大房子里。也正是在这一年，她终于卸下了那个压迫了她多年的沉重地角色包袱，专心于照顾她的孩子们和经营她个人的写作生涯。
　　曾经沧海难为水，惟有经历现实的作品才能够呈现出她对生活深刻的认识，也惟有她手中的一杆素笔才能说尽她对生活的永不放弃。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个人的悲苦就只是人类苦难历史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个女人也许西格丽德·温塞特的个人经历总是能赚取许多平常人的眼泪，而作为一个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来说，温塞特所显示出的作为一个人的生存的勇气和尊严无疑又是让人钦佩的。
　　早在1930年西格丽德·温塞特就曾发表文章批判希特勒的残暴行径，早年她的书籍在德国就一直作为禁书被当局封闭着，而在1940年的4月当德国军队终于开进了挪威的土地，她也被迫逃亡到了中立国的瑞士。作为挪威军队的一名军官，她的长子安德斯在战争中不幸被德国纳粹击毙，而此前她那久病不愈的女儿也在二战爆发之前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在经历了丧父之痛的温塞特进入中年之时又迎来了她人生中又一个艰难的时刻，她因为丧子之痛而联想到了战争中无数位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母亲，她带着她仅剩下的一个儿子来到了美国。
　　战争期间他们举家迁往美国的行为对西格丽德·温塞特来说无疑是一种对强暴势力态度上更趋于反抗的表示，她不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和孩子寻找一个安身之所，她要为所有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女性发出正义的呼声，为那些流亡着的犹太人讨回一个公道。在此后的岁月里，她不断地在各地进行演讲，在报纸上发布征讨战争罪人的文章，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日益坚强的母亲形象而非一个凋敝中的博人怜悯的柔弱妇女。她用她的实际行为让所有人对女性的认识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
　　相比较与她同年出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西格丽德·温塞特似乎是独辟蹊径一般地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她的写作当中，充斥着在严谨的历史背景下生存着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不仅比现实中的许多人更鲜活，甚至更像是在一个集体中生存着的“人”。这种“人”的特征便是整个危机四伏的欧洲土地上诞生着的“弃儿”的形象。这种对时代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忧虑感与若干年后的那批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诗人们相比，西格丽德·温塞特的个人写作在当时就显露出了某种更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前瞻性和深刻度了。
　　而在现在看来西格丽德·温塞特的创作既是挪威的民族的又更像是关注于整个人类世界的，那些她书中表现的人物既像是存于古代的，也更像是活于当今的。因为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对她作品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存于整个人类命运中的“共感”产生了共鸣，才使得若干年后的今天还有大批地人们还在继续地读着她的作品，感叹着人类命运的悲欢离合和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勇气。
　　如果说，西格丽德·温塞特作品的伟大源于她丰富的历史学养倒不如说是源自生活对她的“厚待”。命运让她在短暂的一生当中，经历了若干人，若干个命运相加才能经历完的悲苦。就像中国古老哲人曾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凤凰涅磐之后，她所得到的将是永久的自由与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