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花圃里绽放了春天的第一批月季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苏霍姆林斯基看到一个幼儿园的小女孩折下一枝鲜艳的月季花，从容地向校外走去。他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便亲切地问：“小姑娘，花送给谁？能告诉我吗？”小女孩说：“奶奶病得很重，很久没有下床了。我说花开了，很漂亮，我摘给她看，她身体就能很快好起来了，看过我就把花送回来。”听了这天真的回答，苏霍姆林斯基的心颤动了。他牵着小姑娘回到花圃里，从花圃里又摘下两朵玫瑰。他对小姑娘说：“孩子，这一朵奖给你，因为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另一朵是送给你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好的孩子。”
　　几乎每个教育工作者都知道这个故事，因其教育智慧和爱的情怀，这个教育案例被奉为经典，被后人反复引用、袭用、借用乃至模仿，但就是对教育大师的这种敬仰崇拜，使我们几乎忘却了教育的初衷。事实上，按照教育的惯性思维，苏霍姆林斯基应该批评小姑娘，因为她擅自摘下了花圃里的花，这是学校规则所不允许的，但在听了小姑娘的叙述后，他不但未予批评，还亲手多摘了两朵花，对小姑娘进行了奖赏。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既然花圃里的花不能摘，为什么苏霍姆林斯基可以？仅仅因为他是教师，是规则的制定者？如果制定规则的人可以随意使用乃至更改规则，这种规则的公信力就大可置疑。作为制度的执行者，以身作则、令行禁止本是最基本的行事准则。
　　同时，这种对规则的“选择性漠视”有可能产生错误导向，使孩子认为只要出发点不坏，规则有时也是可以不遵守的。这种因教育失当带来的下意识可能贻害不浅。比如银行出纳为了挽救亲属而临时挪用公款，适当时候再暗中还回；单位决策者出于好心用单位资金为职工建造福利房……如此等等。不是出于好心就能干出好事。很多时候，好心里面都暗含着坏的道德倾向，甚至违背了法的精神，乃至直接违法。
　　俗话说，法不容情，“道”有时也不容情，关键看情、理、法的暗合程度。对于摘花事件，我们大可作一些必要的延展。比如可以和小姑娘商量，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朵花送给奶奶？或者由老师奖励一朵花给她，让她作为自己的礼物转交奶奶？如果碰巧有其他孩子知情，那还须讲清楚其中的是非曲直，让单纯的孩子知道哪些事可为，哪些事不可为，哪怕出于好心也不行。这样我们的教育就既保护了善良，尊重了孩子，又使孩子学会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简单的道德性判断。
　　摘花事件说明，孩子的心确如露珠一样娇嫩，如白纸一样净洁，任何细微的闪失和失当都可能使教育结果事与愿违。教育不能光有爱的情怀，还需有理的精神，法的悟觉。
　　责任编辑 余志权
　　编 后
　　在特殊的时刻，人常常会陷入理性、德性与人性的三难选择之中。制度、道德与本能的迫使，往往使人在分裂中爆发出品性。这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出了“好人”与“坏人”。如何教育孩子辨识生命的复杂与善恶？也许，规则是一块有效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