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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中国比作腾飞的龙、将印度比作起舞的象的话，有西方学者认为“龙象结盟将天下无敌。”虽然这话有点夸大其辞，但中印经贸携手必将释放出潜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加速中印各自的经济增长速度及质量，并可有效地形成优势互补。如果是这样，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将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双崛起”恰逢其时
一位BBC记者曾记述这样一段经历：有一年乘飞机去中国，邻座一位美国商人与我闲聊起来，他说他因生意的缘故经常跑中印，我问他怎样对比这两个国家，他说印度比中国穷多了，中国城市虽然也有穷人和乞丐，但人数并不多。但印度的大城市如孟买、加尔格达等，如你在人行道上走，必须一直看着脚下，一不留神就会踩上一个露宿街头的穷人。
两国在国内外舆论中被相提并论已不是什么新闻。
互联网是中印对比风刮得较厉害的地方，随意上网浏览一下，就会碰上有关对比中印经济方面谁优谁劣的帖子。“博客中国”网曾隆重推出专题讨论《印度与中国—龙象之争》，引发中国网友激烈争辩。印度的《商业周刊》网曾刊登一则来函，作者是一位来过中国上海的印度人，来函标题是《中国为什么在各方面领先于印度》，引发网民热烈争论。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副所长孙士海建议不要进行狭隘比较，中国人应以谦虚的眼光看待这个正在崛起的邻邦，合作的必要性不应被谁优谁劣的比较遮盖。单从经济方面考量，中印经济崛起，也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
从20世纪开始，两国先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各自经济得到较快发展。1980年~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年均增速为5.7%。中国实际人均GDP(按不变国内价格计算)比任何一个國家都上升得快，印度则在增速方面排名第9位。按共同国际价格计算，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在此期间上升300%，印度上升125%。两国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两国发展战略不同。中国基本上复制了其他东亚国家的成功道路，尽管中国金融体系仍然较弱，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高于日韩等国家。
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以下因素：高储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基础教育普及、快速工业化、日益解除管制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一个向国际开放且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印度与中国大不相同：其以服务业为基础，而且显然未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储蓄率和基建投资远低于中国，工业化几乎尚未开始，文盲率高，但精英教育很发达；印度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是世界上受监管最多的市场之一。各种法规和相对严格的进口屏障，仍制约着国内市场竞争。
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不如中国，但一些学者已注意到印度的经济发展质量高于中国。《南方周末》4月14日登载一篇题为《美学者称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不如印度，软环境偏差》的文章，作者黄亚生在文中指出：正确比较两国发展，应着眼于软件基础设施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水平与数量，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不如印度，印度有很多发展弱势，但在软环境上克服了，一个好环境会让弱势变得不那么突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主要是投资拉动及资源高消耗的推动，油价、钢铁价、铁矿石价、高房价等，都是过度投资引发的价格增长。
有权威机构指出：中国创造1万美元价值所需的原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近6倍，比印度还多3倍。这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如果不控制过度投资，用不了几年，中国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问题。有人说中印发展比较已成为“显学”，专家们肯定会为这个比较继续讨论下去。但更多有识之士认为，与其争论两国发展孰优孰劣，不如寻求两国合作。
也许合作崛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印已确定在崛起中合作的决心。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日前说：“两国正以最快速度发展，如再以最快速度合作，不仅意味着亚洲世纪的到来，并且能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双引擎”。
经贸互动求双赢
2004年当印度8.2%的经济增长与中国9.5%的增长并列在一起时，“亚洲双子星”的称号便开始挂在欧美经济学家口边，研究中印经济成为西方炙手可热的课题，中印自贸区也在构想中。专家指出，这个自贸区可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印制造公司”，能充分挖掘中印劳动力优势，其庞大的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将生产出世界需要的几乎所有产品，从玩具到汽车到软件。
虽然中印贸易现实离“中印制造公司”还有距离，但双方已在快步前进。
穆尔蒂执掌着全球知名的软件企业印度Infosys，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Infosys代表印度服务业的高质量，而在美国《商业周刊》2004年10月公布的根据股票表现编制的“信息技术100强”名单上，Infosys名列第26，排在微软、戴尔等公司前面。
为美国做软件外包使Infosys成长，但穆尔蒂认为未来公司重要目标是中国，其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市场角度看中国的优势有三点：一是大量跨国公司已在中国扎根；二是中国有广阔的信息科技市场；三是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现在Infosys仅关注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下一步将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本土公司，中国市场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中印两国是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东盟而言，中印经济崛起不只创造经贸机会，也将刺激这个10国组织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加快经济整合步伐，使它能与两大经济巨人携手共进。
2004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136亿美元，较2003年的76亿美元增长约80%。双方的奋斗目标是到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或超过200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300亿美元。
印度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市场前景，TCL集团海外事业部总裁易春雨告诉记者，截止2004年10月，TCL进入印度还不到5个月，但家电市场占有率已达3%，2005年有望达到10%。
1997年NIIT成为最早来到中国的印度IT企业，现在NIIT已在国内23个省份设有逾百家IT培训中心。“这些年中国政府一直给予我们相当大的支持和指导，每个NIIT培训中心所在地，当地政府和人民都表示出极大欢迎。”前上海印度商业协会会长、NIIT中国区总裁浦凯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浦凯旋举例说明中印之间的融合：NIIT培训业务的指导思想是以市场为导向，即根据国内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和学员实际接受情况进行课程设计，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各种软件开发技术，这在当初和中国国内的教育思想迥然不同。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依然对此极大包容，目前这一模式已被公众广泛接受，许多国内企业也乐于招聘我们的学员。
目前两国之间的直飞航班数为一周7次并可望大幅增加。新加坡《商业时报》认为对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必须密切关注这一发展。
中印商人显然并不满足现状。浦凯旋认为应成立一个中印仲裁机构，以解决中印企业在贸易或其他领域的分歧，这样投资人就会对资金安全产生足够信心，从而乐于加大贸易往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印还可以联合起来应付石油市场价格虚高。”当谈到双方的竞争时，沈骥如说不能把竞争简单视为坏事，恶性竞争不可取，良性竞争对双方都有益处。
许多专家认为中印都有制造优势，“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如能利用其生产能力，形成职能分工，连接成一个跨国生产网络，双方的合作就能真正各展所长。在这种模式下，就好比双方组成一个巨大的中印公司，它有两个车间—中国和印度，产品第一道工序在中国完成，第二道工序转移到印度，产品完成后再回到中国。由于双方之间的自贸区，工序转移成本很低具备可行性，同时通过工序转移和价格杠杆，双方可真正实现利益分配均衡。
4月22日从成都传出消息，印度最大软件企业塔塔信息咨询集团下属子公司cmc，与成都国腾信息安全公司签订软件技术培训认证合作协议，双方将就软件外包人才培训展开全面合作，以打造中国西部最大软件外包基地。
2002年6月，塔塔在中国内地第一家分支机构—塔塔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成立，塔塔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印度软件企业之一。在此后的近3年间，塔塔中国公司从1家发展到3家，员工从1名发展到200多名，并成为中国首家同时获CMM5级和PCMM5级认证的企业，业务额也突飞猛进。
高盛集团(亚洲)公司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预计，若中印经济分别以平均年4.7%和6%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它们将分别成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强国。
商机多于竞争
目前在印的中资公司中，既有钢铁、煤炭、水产、化工、工程承包等行业的一批国字头的企业，也有华为、中兴等从事电器生产、软件开发、通讯、汽车制造等颇具实力的私营公司，另外还有数量相当的从事纺織品、电子产品、土畜产品的其他公司和个人。
随着印度经济改革的深入，在机械制造、钢铁、能源、通讯产品、家用电器等领域中国公司的投资前景和市场十分广阔，而印度在软件业、生物工程、制药、教育等知识经济领域与中国方面合作潜力巨大。目前在印度的中资公司中，经营成套炼钢设备、中央空调、客车、手机、摩托车、家用电器等产品的公司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去年以来，中国手机生产企业如波导、科健等相继高调进入印度，抢占市场份额，而它们正是看中了印度通讯产品市场广阔的发展潜力。目前，印度全国拥有电话8600万部，其中手机用户数量首次超过固定电话用户，超过4300万部，去年印度手机市场的增长率首次突破100%，呈现“井喷式”发展。目前，印度的人均电话拥有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一些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占有率不足2%。
在印度，中国的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丝绸、箱包、玩具、鞋类等商品以物美价廉而受到广泛喜爱。印度两大主要工商业协会“印度商工联合会”秘书长米特拉先生表示，以往中国商品在印度给人的印象是价格低廉，但品质一般，现在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由于中国许多有信誉企业的产品通过正规渠道进入印度，产品质量有了保证；加上精明的印度商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合作则双方都有好处，近年来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起诉开始减少，人们对中国商品从不了解有疑虑开始向认同和喜爱方向转变。例如从中国进口的电池，价格只是印度同类产品的1/3，而寿命却与印度产品差不多，很有竞争力。在印度的许多城市都有专门出售中国商品的市场。
能源领域，印度计划到2012年电力总装机容量从目前的25000兆瓦增加到40000兆瓦，水电、热电发电机组等发电设备的需求很大。最近3年以来，印度刚刚开始输电领域的私有化改革，允许私营公司进入输电行业，改造原有的国有企业，因此对变压器、输变电设备、电缆等的需求也将迅速上升。
印度的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总量不足20%，其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基本持平，在近年来还出现制造业增长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年份（2000年印度GDP增长6%，而制造业只增长了5.2%）。因此，迅速提高制造业能力和水平是印度的既定目标。
印度信息产业十分发达，是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拥有许多中国企业急需的经验和技术。中国的华为技术公司前年在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开办了一个8万平方英尺的研究中心，它是中国公司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成功“利用外脑”的具体体现；青岛海尔公司也打算直接在印度投资办厂，将电器产品打入印度周边国家。
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也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全球大市场、大流通、大资源意识。印度庞大而优秀的软件人才恰是华为扩张其业务最需要的宝贵人力资源。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班加罗尔市研究所所长袁子文认为，在这里设立研发基地，把当地的软件精英请进门，为他们在一个熟悉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里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无疑是在更高层面上对“优化资源配置”进行的一次全新诠释。
复旦大学教授华民认为，由于人力资源方面的差别，使印度在信息制造业，即硬件上占优；而中国在软件上占优——全民教育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印度的“精英教育”忽视了全民中小学教育，造成全国半数人口不识字，劳动者缺乏技术。由于运输距离较长，中印经济合作宜以相互投资为主，贸易为辅。这种合作方式，很像是中国和印度共同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公司，其规模足以称雄亚洲。
中国与印度国情相似，但又各具优势，既竞争又合作将是两国今后经济活动中的特点。可以形象地说，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拳击比赛中的对手，只会有一个赢家。反之，人们应该将两国视为一级方程式赛车中同一车队的两部赛车。
“双崛起”恰逢其时
一位BBC记者曾记述这样一段经历：有一年乘飞机去中国，邻座一位美国商人与我闲聊起来，他说他因生意的缘故经常跑中印，我问他怎样对比这两个国家，他说印度比中国穷多了，中国城市虽然也有穷人和乞丐，但人数并不多。但印度的大城市如孟买、加尔格达等，如你在人行道上走，必须一直看着脚下，一不留神就会踩上一个露宿街头的穷人。
两国在国内外舆论中被相提并论已不是什么新闻。
互联网是中印对比风刮得较厉害的地方，随意上网浏览一下，就会碰上有关对比中印经济方面谁优谁劣的帖子。“博客中国”网曾隆重推出专题讨论《印度与中国—龙象之争》，引发中国网友激烈争辩。印度的《商业周刊》网曾刊登一则来函，作者是一位来过中国上海的印度人，来函标题是《中国为什么在各方面领先于印度》，引发网民热烈争论。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副所长孙士海建议不要进行狭隘比较，中国人应以谦虚的眼光看待这个正在崛起的邻邦，合作的必要性不应被谁优谁劣的比较遮盖。单从经济方面考量，中印经济崛起，也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
从20世纪开始，两国先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各自经济得到较快发展。1980年~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年均增速为5.7%。中国实际人均GDP(按不变国内价格计算)比任何一个國家都上升得快，印度则在增速方面排名第9位。按共同国际价格计算，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在此期间上升300%，印度上升125%。两国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两国发展战略不同。中国基本上复制了其他东亚国家的成功道路，尽管中国金融体系仍然较弱，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高于日韩等国家。
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以下因素：高储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基础教育普及、快速工业化、日益解除管制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一个向国际开放且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印度与中国大不相同：其以服务业为基础，而且显然未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储蓄率和基建投资远低于中国，工业化几乎尚未开始，文盲率高，但精英教育很发达；印度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是世界上受监管最多的市场之一。各种法规和相对严格的进口屏障，仍制约着国内市场竞争。
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不如中国，但一些学者已注意到印度的经济发展质量高于中国。《南方周末》4月14日登载一篇题为《美学者称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不如印度，软环境偏差》的文章，作者黄亚生在文中指出：正确比较两国发展，应着眼于软件基础设施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水平与数量，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不如印度，印度有很多发展弱势，但在软环境上克服了，一个好环境会让弱势变得不那么突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主要是投资拉动及资源高消耗的推动，油价、钢铁价、铁矿石价、高房价等，都是过度投资引发的价格增长。
有权威机构指出：中国创造1万美元价值所需的原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近6倍，比印度还多3倍。这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如果不控制过度投资，用不了几年，中国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问题。有人说中印发展比较已成为“显学”，专家们肯定会为这个比较继续讨论下去。但更多有识之士认为，与其争论两国发展孰优孰劣，不如寻求两国合作。
也许合作崛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印已确定在崛起中合作的决心。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日前说：“两国正以最快速度发展，如再以最快速度合作，不仅意味着亚洲世纪的到来，并且能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双引擎”。
经贸互动求双赢
2004年当印度8.2%的经济增长与中国9.5%的增长并列在一起时，“亚洲双子星”的称号便开始挂在欧美经济学家口边，研究中印经济成为西方炙手可热的课题，中印自贸区也在构想中。专家指出，这个自贸区可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印制造公司”，能充分挖掘中印劳动力优势，其庞大的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将生产出世界需要的几乎所有产品，从玩具到汽车到软件。
虽然中印贸易现实离“中印制造公司”还有距离，但双方已在快步前进。
穆尔蒂执掌着全球知名的软件企业印度Infosys，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Infosys代表印度服务业的高质量，而在美国《商业周刊》2004年10月公布的根据股票表现编制的“信息技术100强”名单上，Infosys名列第26，排在微软、戴尔等公司前面。
为美国做软件外包使Infosys成长，但穆尔蒂认为未来公司重要目标是中国，其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市场角度看中国的优势有三点：一是大量跨国公司已在中国扎根；二是中国有广阔的信息科技市场；三是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现在Infosys仅关注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下一步将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本土公司，中国市场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中印两国是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东盟而言，中印经济崛起不只创造经贸机会，也将刺激这个10国组织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加快经济整合步伐，使它能与两大经济巨人携手共进。
2004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136亿美元，较2003年的76亿美元增长约80%。双方的奋斗目标是到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或超过200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300亿美元。
印度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市场前景，TCL集团海外事业部总裁易春雨告诉记者，截止2004年10月，TCL进入印度还不到5个月，但家电市场占有率已达3%，2005年有望达到10%。
1997年NIIT成为最早来到中国的印度IT企业，现在NIIT已在国内23个省份设有逾百家IT培训中心。“这些年中国政府一直给予我们相当大的支持和指导，每个NIIT培训中心所在地，当地政府和人民都表示出极大欢迎。”前上海印度商业协会会长、NIIT中国区总裁浦凯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浦凯旋举例说明中印之间的融合：NIIT培训业务的指导思想是以市场为导向，即根据国内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和学员实际接受情况进行课程设计，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各种软件开发技术，这在当初和中国国内的教育思想迥然不同。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依然对此极大包容，目前这一模式已被公众广泛接受，许多国内企业也乐于招聘我们的学员。
目前两国之间的直飞航班数为一周7次并可望大幅增加。新加坡《商业时报》认为对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必须密切关注这一发展。
中印商人显然并不满足现状。浦凯旋认为应成立一个中印仲裁机构，以解决中印企业在贸易或其他领域的分歧，这样投资人就会对资金安全产生足够信心，从而乐于加大贸易往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印还可以联合起来应付石油市场价格虚高。”当谈到双方的竞争时，沈骥如说不能把竞争简单视为坏事，恶性竞争不可取，良性竞争对双方都有益处。
许多专家认为中印都有制造优势，“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如能利用其生产能力，形成职能分工，连接成一个跨国生产网络，双方的合作就能真正各展所长。在这种模式下，就好比双方组成一个巨大的中印公司，它有两个车间—中国和印度，产品第一道工序在中国完成，第二道工序转移到印度，产品完成后再回到中国。由于双方之间的自贸区，工序转移成本很低具备可行性，同时通过工序转移和价格杠杆，双方可真正实现利益分配均衡。
4月22日从成都传出消息，印度最大软件企业塔塔信息咨询集团下属子公司cmc，与成都国腾信息安全公司签订软件技术培训认证合作协议，双方将就软件外包人才培训展开全面合作，以打造中国西部最大软件外包基地。
2002年6月，塔塔在中国内地第一家分支机构—塔塔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成立，塔塔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印度软件企业之一。在此后的近3年间，塔塔中国公司从1家发展到3家，员工从1名发展到200多名，并成为中国首家同时获CMM5级和PCMM5级认证的企业，业务额也突飞猛进。
高盛集团(亚洲)公司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预计，若中印经济分别以平均年4.7%和6%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它们将分别成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强国。
商机多于竞争
目前在印的中资公司中，既有钢铁、煤炭、水产、化工、工程承包等行业的一批国字头的企业，也有华为、中兴等从事电器生产、软件开发、通讯、汽车制造等颇具实力的私营公司，另外还有数量相当的从事纺織品、电子产品、土畜产品的其他公司和个人。
随着印度经济改革的深入，在机械制造、钢铁、能源、通讯产品、家用电器等领域中国公司的投资前景和市场十分广阔，而印度在软件业、生物工程、制药、教育等知识经济领域与中国方面合作潜力巨大。目前在印度的中资公司中，经营成套炼钢设备、中央空调、客车、手机、摩托车、家用电器等产品的公司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去年以来，中国手机生产企业如波导、科健等相继高调进入印度，抢占市场份额，而它们正是看中了印度通讯产品市场广阔的发展潜力。目前，印度全国拥有电话8600万部，其中手机用户数量首次超过固定电话用户，超过4300万部，去年印度手机市场的增长率首次突破100%，呈现“井喷式”发展。目前，印度的人均电话拥有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一些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占有率不足2%。
在印度，中国的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丝绸、箱包、玩具、鞋类等商品以物美价廉而受到广泛喜爱。印度两大主要工商业协会“印度商工联合会”秘书长米特拉先生表示，以往中国商品在印度给人的印象是价格低廉，但品质一般，现在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由于中国许多有信誉企业的产品通过正规渠道进入印度，产品质量有了保证；加上精明的印度商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合作则双方都有好处，近年来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起诉开始减少，人们对中国商品从不了解有疑虑开始向认同和喜爱方向转变。例如从中国进口的电池，价格只是印度同类产品的1/3，而寿命却与印度产品差不多，很有竞争力。在印度的许多城市都有专门出售中国商品的市场。
能源领域，印度计划到2012年电力总装机容量从目前的25000兆瓦增加到40000兆瓦，水电、热电发电机组等发电设备的需求很大。最近3年以来，印度刚刚开始输电领域的私有化改革，允许私营公司进入输电行业，改造原有的国有企业，因此对变压器、输变电设备、电缆等的需求也将迅速上升。
印度的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总量不足20%，其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基本持平，在近年来还出现制造业增长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年份（2000年印度GDP增长6%，而制造业只增长了5.2%）。因此，迅速提高制造业能力和水平是印度的既定目标。
印度信息产业十分发达，是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拥有许多中国企业急需的经验和技术。中国的华为技术公司前年在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开办了一个8万平方英尺的研究中心，它是中国公司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成功“利用外脑”的具体体现；青岛海尔公司也打算直接在印度投资办厂，将电器产品打入印度周边国家。
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也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全球大市场、大流通、大资源意识。印度庞大而优秀的软件人才恰是华为扩张其业务最需要的宝贵人力资源。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班加罗尔市研究所所长袁子文认为，在这里设立研发基地，把当地的软件精英请进门，为他们在一个熟悉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里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无疑是在更高层面上对“优化资源配置”进行的一次全新诠释。
复旦大学教授华民认为，由于人力资源方面的差别，使印度在信息制造业，即硬件上占优；而中国在软件上占优——全民教育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印度的“精英教育”忽视了全民中小学教育，造成全国半数人口不识字，劳动者缺乏技术。由于运输距离较长，中印经济合作宜以相互投资为主，贸易为辅。这种合作方式，很像是中国和印度共同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公司，其规模足以称雄亚洲。
中国与印度国情相似，但又各具优势，既竞争又合作将是两国今后经济活动中的特点。可以形象地说，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拳击比赛中的对手，只会有一个赢家。反之，人们应该将两国视为一级方程式赛车中同一车队的两部赛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