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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与思考
苏轼的仕途生涯三次被贬.曾经历长达十二年被迫暂停期，而正是这些经历改变和塑造了—代巨匠的人文气质和精神世界，他是贬谪和流放的达者。
我们总是被告知人生需要—往无前.没有过多机会思考暂停的意义，当要面临被迫性暂停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新的开始。
现在来讨论“暂停期”这个话题是与我们生活的具体经验有关，特别是2020年全国集体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自我隔离（暂停期）以后，再来思考苏轼他生命中三次被贬的文化记忆于我们自身的反思。
最后的暂停期
在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再次被贬到了徼边荒凉之地，途经雷州时，写下了著名的《渡海帖》后一叶孤舟艰险地到了海南岛（今海南儋州），此段时间里正是苏轼生命中最后的暂停期。但他却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干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这里有个典故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苏轼被贬儋州期间，弟弟苏辙被贬到雷州，他们前后为苏轼的海南弟子一一姜唐佐合作一首诗。苏东坡非常欣赏这位海南“佳士”，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就举乡贡，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人。可苏东坡没有等到这一天，便匆匆在常州驾鹤西去。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姜唐佐续完了这首诗最后两句：“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苏东坡和儋州百姓本是因缘巧合才连接在一起，但后来他都乐不思蜀了J乃至北归时发出“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的感叹。海南人再也没有等回“远游”的东坡先生，但他在海南儋州的暂停期所播撒的文化种子在当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他的暂停期成了当地人永不暂停的精神楷模。
如果说经历了三次暂停期的苏子瞻与苏东坡有何区别，这12年恰恰是做了他真实的自己，依然是那个二十一岁（农历虚岁），清新洒脱地写出了进京应试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苏轼，直率坦诚。
文化“达”者
为什么说苏东坡是贬谪和流放的“达”者？除了上面所叙述的典故之外，我们隐隐感觉是一种历史契合：儋州、雷州，在宋朝历史中，都是被看作流放贬臣罪囚的蛮荒之地，据说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唐代杨炎有诗云“一去—万里，干之干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而从中国文化地图传播的视角看，在儋州这个文化相对“空白”之地，他毫不吝啬回报海南以千古风流。而这片所谓缺乏文化的土地上，已经“连接”上当时最优秀的文化，文化“达”者，让文化的高度悬示蛮荒之地。苏轼晚年曾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才是天地境界的豁达。
如当代的都市，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心境复归清静，更是难得。居于城市中，跟自然剥离，却从内心渴慕“泉石啸傲”一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道家的一面，也是苏轼“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的智慧。儒家入世，道家出世，一张一弛，加上佛家的超越精神，形成中国知识分子人精神面貌的张弛有度，即完满自足。这样完满和自足程度即人之高度，所以说苏轼是过着一种精神生活。
不合时宜
苏轼在经历生死沉静的人生变故之后，他对于物质生活的厌弃和精神生活的空虚有了诸多感触。有一日在吃完饭之后，他摸着自己的肚子问侍妾们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朝云作为他的红粉知己了然其深意，答日“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苏轼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这一肚子不合时宜其实就是苏轼—直秉持着一个文人（知识分子）的眼光在审视着当时的时政，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无论是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因而再度自求外调。这就是苏轼自己认为的不合时宜。
一日三省吾身
人生成长的道路，我们似乎一直被告知需要“不断前进”，甚至是一往无前，然而一个人的自我精神是在反复感知和思虑中确立起来的，暫停期的作用或许真正是给了我们一个进行自我确认的契机。
做事坦荡荡，心中无芥蒂，慢慢体味生活，这是一种高级的智慧。而人的欲念、激情很多时候会使我们心灵蒙尘而不自知，所以，需要静坐自省，静坐，慢慢体悟生命的诗意。对日常琐碎中养成的思维惰性和麻木保持警觉，对人的生存和尊严怀有温情和敬意。对活泼生活保持敏感和诗意，对社会的良知和个人的价值保持清醒的认知。孔子所谓的“一日三省吾身”，常拂拭心灵，让他保持澄明。很多人到临死回首往事，才发现，自己所不堪重负的很多事情，其实不过过眼烟云而已。佛说，死生之外无大事，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豁达态度。
现在这个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高速变化，焦虑是我们切之真实的感受，“暂停”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内心的焦虑，这是个体面临的普遍问题，它也只是人生灿烂星空中并不起眼的一颗。面对人生的问题，要像尼采说的那样，把自己推远，把问题推远，俯视它。向死而生就是站在人生的最顶端俯视自己以及所遇到的问题。这一种豁达大度，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悠闲、淡雅和自然，是一种超然的返璞归真，是对人生透彻理解后的放下。生活的味道，本应悠长而隽永，散发淡淡的诗意，也能折射点关于它处在的时空的真实处境。
超越未见
恰如从古至今的远见卓识者看到的那样，暂停的反思过程就是展开自我心灵训炼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得出的结论对错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切切实实地磨练了自己的理解力和对问题的解决能力一一当然，这里的“解决”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其确切的所指是“合于事”、“合于道”，而非“合于我”、“合于名”。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要有一个远见超越你的未见。”
我们从自身经验和对个人的文化记忆和经验出发，对中国文化，从有迹可循的源头开始探索，追问到我们当下：带着我们当下的问题意识，从最繁杂于空白处追寻。空白处展开的思考能更深入理解生命的反思。个人思想的自足、丰富、细腻和敏锐，这不正是我们作为人的价值，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所需要的品质么？对价值的判断是传承的基础，而将其有效地承接和发扬，则需要我们于暂停期一一展开探索和心灵的训练。
奠堪安作家、艺术家、主持建筑师
CCA汉字建筑事务所联合创始人
莫堪安长期关注中国大都市转型中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倡导把城市的密度、功能和汉字、书学的源流结合起来，通过重构建立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实践范围集中于城市、建筑和空间，传达出具批判性的场所精神。2017年出版个人书集《反山空间》、《回山》、《书外》。
苏轼的仕途生涯三次被贬.曾经历长达十二年被迫暂停期，而正是这些经历改变和塑造了—代巨匠的人文气质和精神世界，他是贬谪和流放的达者。
我们总是被告知人生需要—往无前.没有过多机会思考暂停的意义，当要面临被迫性暂停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新的开始。
现在来讨论“暂停期”这个话题是与我们生活的具体经验有关，特别是2020年全国集体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自我隔离（暂停期）以后，再来思考苏轼他生命中三次被贬的文化记忆于我们自身的反思。
最后的暂停期
在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再次被贬到了徼边荒凉之地，途经雷州时，写下了著名的《渡海帖》后一叶孤舟艰险地到了海南岛（今海南儋州），此段时间里正是苏轼生命中最后的暂停期。但他却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干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这里有个典故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苏轼被贬儋州期间，弟弟苏辙被贬到雷州，他们前后为苏轼的海南弟子一一姜唐佐合作一首诗。苏东坡非常欣赏这位海南“佳士”，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就举乡贡，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人。可苏东坡没有等到这一天，便匆匆在常州驾鹤西去。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姜唐佐续完了这首诗最后两句：“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苏东坡和儋州百姓本是因缘巧合才连接在一起，但后来他都乐不思蜀了J乃至北归时发出“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的感叹。海南人再也没有等回“远游”的东坡先生，但他在海南儋州的暂停期所播撒的文化种子在当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他的暂停期成了当地人永不暂停的精神楷模。
如果说经历了三次暂停期的苏子瞻与苏东坡有何区别，这12年恰恰是做了他真实的自己，依然是那个二十一岁（农历虚岁），清新洒脱地写出了进京应试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苏轼，直率坦诚。
文化“达”者
为什么说苏东坡是贬谪和流放的“达”者？除了上面所叙述的典故之外，我们隐隐感觉是一种历史契合：儋州、雷州，在宋朝历史中，都是被看作流放贬臣罪囚的蛮荒之地，据说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唐代杨炎有诗云“一去—万里，干之干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而从中国文化地图传播的视角看，在儋州这个文化相对“空白”之地，他毫不吝啬回报海南以千古风流。而这片所谓缺乏文化的土地上，已经“连接”上当时最优秀的文化，文化“达”者，让文化的高度悬示蛮荒之地。苏轼晚年曾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才是天地境界的豁达。
如当代的都市，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心境复归清静，更是难得。居于城市中，跟自然剥离，却从内心渴慕“泉石啸傲”一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道家的一面，也是苏轼“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的智慧。儒家入世，道家出世，一张一弛，加上佛家的超越精神，形成中国知识分子人精神面貌的张弛有度，即完满自足。这样完满和自足程度即人之高度，所以说苏轼是过着一种精神生活。
不合时宜
苏轼在经历生死沉静的人生变故之后，他对于物质生活的厌弃和精神生活的空虚有了诸多感触。有一日在吃完饭之后，他摸着自己的肚子问侍妾们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朝云作为他的红粉知己了然其深意，答日“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苏轼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这一肚子不合时宜其实就是苏轼—直秉持着一个文人（知识分子）的眼光在审视着当时的时政，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无论是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因而再度自求外调。这就是苏轼自己认为的不合时宜。
一日三省吾身
人生成长的道路，我们似乎一直被告知需要“不断前进”，甚至是一往无前，然而一个人的自我精神是在反复感知和思虑中确立起来的，暫停期的作用或许真正是给了我们一个进行自我确认的契机。
做事坦荡荡，心中无芥蒂，慢慢体味生活，这是一种高级的智慧。而人的欲念、激情很多时候会使我们心灵蒙尘而不自知，所以，需要静坐自省，静坐，慢慢体悟生命的诗意。对日常琐碎中养成的思维惰性和麻木保持警觉，对人的生存和尊严怀有温情和敬意。对活泼生活保持敏感和诗意，对社会的良知和个人的价值保持清醒的认知。孔子所谓的“一日三省吾身”，常拂拭心灵，让他保持澄明。很多人到临死回首往事，才发现，自己所不堪重负的很多事情，其实不过过眼烟云而已。佛说，死生之外无大事，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豁达态度。
现在这个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高速变化，焦虑是我们切之真实的感受，“暂停”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内心的焦虑，这是个体面临的普遍问题，它也只是人生灿烂星空中并不起眼的一颗。面对人生的问题，要像尼采说的那样，把自己推远，把问题推远，俯视它。向死而生就是站在人生的最顶端俯视自己以及所遇到的问题。这一种豁达大度，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悠闲、淡雅和自然，是一种超然的返璞归真，是对人生透彻理解后的放下。生活的味道，本应悠长而隽永，散发淡淡的诗意，也能折射点关于它处在的时空的真实处境。
超越未见
恰如从古至今的远见卓识者看到的那样，暂停的反思过程就是展开自我心灵训炼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得出的结论对错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切切实实地磨练了自己的理解力和对问题的解决能力一一当然，这里的“解决”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其确切的所指是“合于事”、“合于道”，而非“合于我”、“合于名”。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要有一个远见超越你的未见。”
我们从自身经验和对个人的文化记忆和经验出发，对中国文化，从有迹可循的源头开始探索，追问到我们当下：带着我们当下的问题意识，从最繁杂于空白处追寻。空白处展开的思考能更深入理解生命的反思。个人思想的自足、丰富、细腻和敏锐，这不正是我们作为人的价值，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所需要的品质么？对价值的判断是传承的基础，而将其有效地承接和发扬，则需要我们于暂停期一一展开探索和心灵的训练。
奠堪安作家、艺术家、主持建筑师
CCA汉字建筑事务所联合创始人
莫堪安长期关注中国大都市转型中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倡导把城市的密度、功能和汉字、书学的源流结合起来，通过重构建立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实践范围集中于城市、建筑和空间，传达出具批判性的场所精神。2017年出版个人书集《反山空间》、《回山》、《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