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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1974年6月1日，他被送进三○五医院住院治疗。他就要走出西花厅了，这里是他工作生活26年的地方，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寄予真挚的情感，如今就要离开，是留恋还是怅惋，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三届人大召开于1964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四届人大被拖延至1974年还没有召开，现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已被提到议事日程。周恩来住院治疗，江青以为是自己组阁的最佳时机，便召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开会，继续延伸和扩大“评法批儒”。谁是批判的对象呢?她暗示是“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大儒”。在天津宣讲儒法斗争史时，煽动“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并借外国通讯社说法，几乎挑明周恩来即是“现代大儒”。
江青自以为得意之时，殊不料都在毛泽东警觉的观察之中。7月1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作过手术的周恩来也赶来参加会议。毛泽东以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帮派活动，指出：“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谈江青等“四人帮”的问题，并表明自己与江青的泾渭分明的政治界限，使周恩来深受感动。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便去了武汉。周恩来时时关心毛泽东的健康，当得知毛泽东被确诊患老年性白内障，特意托人把自己使用多年的老花眼镜带给毛泽东，并附信给毛泽东秘书：“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毛泽东也无时不牵挂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与李先念谈话时，便表示出关切之情，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正是这次谈话，毛泽东提出：“现在要团结、稳定。”不久，毛泽东又询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毛泽东提议，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并在通知中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病中的周恩来挑起筹备四届人大的繁重任务。毛泽东想到周恩来的病况，要求邓小平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稿要短而精，要管用，3000字左右即可，最多不得超过5000字。
四届人大的核心问题是人事安排，即由谁来“组阁”?江青在受到毛泽东批评后，非但不有所收敛，反而更加焦虑，更加狂躁，妄想掌握“组阁”的大权，而欲达此目的，周恩来便成为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她匆匆来到三○五医院，不顾周恩来的虚弱病体，长时间地软缠硬磨，提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委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周恩来强支病体，以宽容和克制的态度，听取她反反复复的言语，而对实质性的问题，始终未作任何表态。江青一无所获，带着满腔的怨愤回到钓鱼台，对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正在窥伺时机，再次向周恩来反扑。
时机终于到了。lO月14日，江青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远航罗马尼亚的报道。她借题发挥，说这艘国产万吨级轮船早就该远航，只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才没能及早远航。她的老毛病犯了，又抡起一顶顶唬人的帽子，什么“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崇洋媚外”等，向邓小平砸去，而实际则是影射周恩来。他们恶人先告状，10月18日，王洪文悄悄地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情况，说邓小平很有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还说，周总理虽在病中，但昼夜忙于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如此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没想到王洪文是这么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竟然与江青走得那么近，以至背地里搞起小动作，他感到很失望，严厉地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告诉王洪文回到北京后，要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悄无声息地回到北京。
江青岂是省油的灯，当得知王海容、唐闻生因外事活动要到长沙时，又动了邪念，两次找她们谈话，让继续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的“崇洋媚外”问题，诬告邓小平在搞又一次“二月逆流”。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夜里来到三○五医院，向周恩来反映了江青的图谋。周恩来明确表态：“‘风庆轮事件’并不象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并且希望把自己的看法转告毛泽东。
她们随邓小平陪外宾到了长沙。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她们的汇报后，十分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特意让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
江青等机关算尽，还是不能如愿以偿，反而促使毛泽东更加明朗化，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病床上的周恩来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对一位副总理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3个职务。”在决定党和国家政治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心心相映，共同把握历史航船之舵，没能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和邓小平在12月下旬，已将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基本完成，这项工作是在排除江青等干扰，极为谨慎地进行的，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
“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虚弱。从74年10月下旬起，他在三○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7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屑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12月20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
如此敏感的问题，非得要在长沙的毛泽东予以定夺，周恩来意识到只有他才能履此重任，当他提出飞往长沙时，医疗组对他的身体表示担忧，他回答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12月23日，他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飞赴长沙。王洪文也乘另一架飞机，到达长沙。
到达长沙的第二天，毛泽东便会见周恩来、王洪文，还特意让周恩来坐在自己身旁，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高兴地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毛泽 东还对王洪文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江青有野心。”他对江青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表示出很大的不满，提出江青应作自我批评，王洪文也要写出书面检查。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基本同意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再次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且叮嘱周恩来，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王洪文来长沙还带有别种目的，那就是为江青谋得名正言顺的职务，没想到毛泽东的批评是这般尖锐，话虽到嘴边也没法说出来。眼看谈话就要结束，王洪文还是壮着胆子对毛泽东说：
“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回答的十分冷淡：“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书。我也是啊。”
到了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诞辰，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给毛泽东做寿。那天，随同周恩来来长沙的人员，除王洪文外，全都出席。周恩来虽在病中，也饮了一杯白酒，然后便以水代酒，频频举杯，祝毛泽东健康长寿。这是他患病以来情绪最好的一天。长沙之行，两位老战友谈的很顺利，取得一致意见。当日午夜时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电话，他乘车到了1号楼，他们进行了4个小时的长谈。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次长时间谈话。
四届人大如期召开，周恩来仍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副总理分工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让邓小平分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四人帮”不高兴了，姚文元、张春桥在《红旗》发表文章，江青则开口闭口都是“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毛泽东结束了南方之行回到北京，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如实反映北京的情况，明确表示不同意江青所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4月23日，毛泽东专此作出批示，不同意江青的提法。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也抱病出席，再次表示对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态度，提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毛泽东还当着众多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会后，周恩来的病情加重，毛泽东即与周恩来商量，让他安心静养，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对“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江青、王洪文被迫作了检讨。江青在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书面检讨中，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并检查自己“所犯的错误”是：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
表面看来，江青等蔫了，也沉寂了起来。可是，周恩来却十分清楚江青等人的人格秉性，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仍然十分担忧。7月1日，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在场人听后无不为之心酸，刚才还欢笑的大厅，霎间便静了下来。在毛泽东作出关于《水浒》的讲话后，江青等人又活跃起来，到处讲话，发文章，再次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周恩来、邓小平。
周恩来对江青一直有戒备之心，7月8日，他嘱咐秘书将新、旧《唐书》中《武则天传》找来阅读，意识到江青有当“女皇”的野心。而在另一方面，他极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并有意向外国友人介绍邓小平，他对一位外国友人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主持国务院工作。”他看到江青等又要借评《水浒》，制造政治风浪，便忧愤地对人说：“他们那些人(指江青等，作者注)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他支持党内老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在叶剑英前来探望时，他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
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第一次大手术后，他嘱咐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7月5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中美两国由对峙走向对话，是毛泽东、周恩来晚年的外交杰作。杰克逊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对于改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周恩来在谈话中开门见山地说：“至于中美之间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了。”杰克逊表示理解，他说：“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支持上海公报。”
同年12月12日，他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夫人。宾主刚刚落座，曼斯菲尔德便表现出西方人的直率，他说：“我从内心里认为，周总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谦逊地笑了，坦诚地说：“我是个普通人，中国有句老话：‘人贵有自知之明’。有时对一起共事的人容易看到一个侧面，不全，而别人从大的方面看，倒容易看到他的长处。例如，你们对尼克松总统的攻击不遗余力，但我们认为，他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之一。”
1975年1月16日和20日，他分别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和日本自由民主党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等。中日两国已在1972年9月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他在谈话中对田中角荣首相极表欣赏，他说：“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刻作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很了不起的，值得称赞。他比尼克松勇敢。”他还高兴地回忆起在日本的青春岁月，当日本友人希望他在樱花时节重访日本时，他极为感叹：“愿望是有的，但是力不从心，恐怕很困难了。”
当时，中央正在调整华侨政策，他在病中仍然具体指导这件工作，在外交部送呈的一份简报上，他极有针对性地批示：“对华侨政策要提两句话：长住在国外或生在国外者，希望人所在国籍，不要双重国籍；已回国的侨民入学或工作者，应给予教育和帮助，不许歧视。”1975年6月30日，他在会见泰王国总理克立·巴莫时，再次明确表示不主张双重国籍，赞扬克立·巴莫在曼谷和香港的讲话，那就是：泰国华侨只能有两个选择，不是加入泰王国国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没有台湾国籍。他还希望克立·巴莫有机会转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中国政府充分尊重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并希望新加坡的华侨能加入新加坡国籍。
他虽然住院治疗，却与在一线工作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五医院的病房成为他最后的办公室，他在这里处理内政外交的大事，所给予的指示仍是那么缜密、细致和周到： 1974年9月1日至16日，第七届亚洲运动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他指示国家体委在组团时，向台湾运动员发出邀请，以共同组成中国体育代表团：
同年9月30日晚，他抱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到会的数千名中外来宾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向他报以欢迎和问候的深情。这是他最后一次举行国庆招待会；
10月29日，他在国家文物局送呈的北京图书馆扩建设计方案的报告上批示：“这个地方小，不能一劳永逸。不如在城外找个地方解决，一劳永逸”；
12月12日，他在公安部的一则简报上批示，要求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23日，看了这些名单后，又指示公安部尽快分类进行特赦前的准备工作。不多日，又就此问题指示罗青长，要统战部与公安部配合工作；
次年2月上旬，他调看并肯定故事片《海霞》，并建议此片在春节期间招待外宾：
同年4月27日，他让李先念转告谷牧：在抓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
8月29日，华国锋将率团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他专门找华国锋谈话，让转达自己的祝贺。他还说，在发展经济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子孙后代。华国锋回到家后，他又打电话给华国锋，让带去科教片《养蜂促农》；
9月28日，他在病床上接见前往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请他们转达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祝贺：
12月20日上午，在体温38.7℃的情况下，仍约罗青长谈对台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这是他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笔者摘取的这些日志，最为具体地表现了周恩来的那种力疾从公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晚年，他胸前总是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正是他事必躬亲，身体力行的情感基础的最形象的标识，人民的苦乐安危已与他的生命溶为一体。
1974年7月16日，一份反映甘肃定西地区和庆阳地区灾情的报告送至他的病房，他看后想的非常细致具体：“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怎样才能首先度过眼前的难关?他当即批示：“先发救济口粮款，至少要增加无息长期农贷。”而上述的诸多问题，也“必须立即解决”。为加重语气，他还在自己的批示上，重重地加了3个感叹号。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营口、海城地区发生7，3级强烈地震。由于预报及时、准确，地震的损失大大减轻。他知道后非常高兴，批准国务院发出通报，表扬地震预报的有功单位。他致信有关人员，推荐《地震》科教片，要在全国“进行地震知识教育。”
我没有保护住他
1974年7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会见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宣布为他们平反。当他与杨成武握手时，神色凝重起来，痛苦地告诉杨成武，他的女儿杨毅已被迫害致死。他还对在1968年3月的所谓“杨、余、傅事件”时，自己说过的一些“过头话”，表示深深的内疚，在场的人都为他的坦荡的心怀所感动。
杨毅是空军报社的编辑，1968年，因父亲的问题而受株连，于1972年在河南被迫害致死。杨成武给中央写信，要求给女儿平反，恢复名誉。他接信后即批示，同意由中央军委、空军和河南省军区为杨毅作出结论，恢复军籍恢复名誉。
早在1972年底，他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有意谈到了贺龙的专案。毛泽东听后极为震惊，大声说道：“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他立即乘机提出落实干部政策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于是，他立即组织相关部门，逐一对蒙冤的干部落实政策。在他的亲自过问下，解放军总政治部首先“解放”陈再道、钟汉华，随后以此为突破口，又有175位将军得到“解放”。
贺龙问题的解决，经过中央专案组一年多的内查外调，事情真相完全大白，所有的罪名都是诬陷不实之词。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送至周恩来处，他将原稿中评价贺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要的贡献”中的“重要”改为“重大”，这一字之改，所表达的是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也体现了他对贺龙的真挚的战友之情。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便成为林彪一伙的主要打倒目标。国家体委造反派有恃无恐，对贺龙无了无休的纠缠。他考虑到贺龙的安全，曾派工作人员将贺龙安排在钓鱼台，仅仅住了一天，因江青、康生也住在钓鱼台，他又指示将贺龙转移到新六所。可是，造反派还是跟踪到新六所，吵着嚷着要揪斗贺龙。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后，形势对贺龙更为不利，他又将贺龙、薛明夫妇安排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前厅，可是，中南海也并非安全之所，许多住进中南海的中央负责人依然受到冲击。贺龙暂住西花厅，当然不是万全之策。1月19日，他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他说：
“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过要保你嘛，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去找我。”
第二天凌晨，贺龙、薛明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护送，搬到他精心寻找的“安静的地方”——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在与贺龙依依惜别时，他深情地说：“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谁曾想，这一别竟成永诀，1969年6月9日，贺龙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得此不幸消息，他悲哀至极。回顾40多年来，贺龙所走过的道路，依然那么清晰，历历在目。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贺龙放弃高官厚禄，带领自己的队伍，与他一道领导南昌起义，人民军队才从无到有，逐步壮大。可就是如此忠贞的革命者，却横遭罹难。处此动乱、荒唐的岁月，他也只得把痛苦、怨愤，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纪念日，中央决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这天，周恩来抱病前来，他一下车便走向贺龙夫人薛明及子女面前，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护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致完悼词后，他哀惋地站在贺龙骨灰盒前，深深地、连续地向贺龙鞠了了个躬。贺龙孩子们挽着他手，真情地劝说：“总理，保重……”，“周伯伯，节哀……”他回答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全场顿时一片悲泣之声。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悼念活动。
1974年，他的病势日益沉重，身体也日见衰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考虑问题还是那么的细致入微， 以努力挽回“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影响。在国庆25周年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上，他提议加上国民党4将领的夫人，即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冀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和傅作义夫人刘芸生。还有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张学铭和民革中央常委屈武。他曾询问贺诚、杨秋玲、刘燕平、陶玉玲等人的情况，指示要给他们安排工作。
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对身后事情的安排似乎更急切，他时常询问自己所能记起的党内干部、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无辜遭遇和处境深表关切，对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一再嘱咐要永远铭记。1975年10月7日，也就是他逝世前3个月，他特意嘱咐秘书转告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辞书出版社在修订《辞海》时，务必在“杨度”条目中，写人此史实。也是这一年，他多次找纪登奎、吴德谈“解放”干部问题，并将宋任穷等案件交予纪登奎，责成尽快结案。他嘱咐华国锋转告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门：把监狱清一清，看关的是些什么人?怎么处理?
我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柬
周恩来住进三○五医院的当天，由吴阶平教授为组长的医疗组，便给他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术后康复的很快，原先不止的血尿也消失了。可是，仅仅过了两个月，病情又出现反复，诊断为癌症转移。医疗组请示中央政治局，决定实施局部切除手术。第二次大手术后，病情又出现平稳的现象，起居可以自理，他又象往常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四届人大召开后，他的体内又一次次出现可恶的癌细胞，他对此仍持镇定乐观的态度，还给毛泽东致信说：“现在病情较为平稳，起居亦无困难；下步检查治疗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
早在1974年12月，医疗组就检查出他又患有结肠癌，由于当时他担当的国事活动重要，手术不得不延至次年3月26日。这么大的手术，而且是重复手术，对于77岁的老人来说，要该承受多么大的身体磨难，而更糟糕的是，手术后的膀胱癌又再度复发，在医疗组的讨论会上，吴阶平充满忧虑地说：“自从1973年3月10日作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以来，总理的膀胱癌复发是相当频繁的，恐怕前途不容乐观。”
他住进三○五医院的一年半时间内，共作大小手术13次，约40天左右动一次手术。可他从未完全停止自己的工作，除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1975年5月22日，他在身体稍有好转时，来到西化厅。隔日，又在晚上来到西花厅，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与之有着深厚的情感。除了西花厅，他对人民大会堂也有着特殊的情感，7月19日N23日，他连日去人民大会堂巡视和休息。与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叙旧畅谈。2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见厅，他面对“迎客松”，凝神伫立，许许不忍离去。这是他最后一次米到人民大会堂。
同年9月7日，他抱病会见以伊利耶5·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利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坦然地告诉外宾：“马克思的‘请柬’，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过了一段日子，他对自己的病更是持坦然宁静的态度，他向医生提出：“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大意思了，可否搬回家(西花厅)去住，这坐还有许多病人，你们应去照护他们。”
医疗组对他再次施行大手术，手术后，吴阶平向邓小平等汇报，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到了晚期，手术切除已经无效，只可作内科保守治疗。邓小平听后，心情沉默地说：“看来只能这个样子了。你们要尽量做到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就是了。”由于他的急转恶化的病情，自9月28日，他接见赴新疆参加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后，不得不取消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活动。
1975年，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以常人难以具有的毅力，忍受着癌细胞的肆虐和折磨，每当疼痛难耐时，他便与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他还特意向医务人员交代：“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关于自己的后事，他多次叮嘱邓颖超：“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
1976年1月5日，一直处于高热状态的周恩来又出现肠麻痹，专家没有良策，只得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在他的左下腹开一个口子，做“结肠造瘘术”，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手术。1月7日，他于弥留之际，微微睁开双眼，对身边的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他生前说的最后的话。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一直守候在身旁，那段痛入心骨的时光，一辈子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之中。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三届人大召开于1964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四届人大被拖延至1974年还没有召开，现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已被提到议事日程。周恩来住院治疗，江青以为是自己组阁的最佳时机，便召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开会，继续延伸和扩大“评法批儒”。谁是批判的对象呢?她暗示是“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大儒”。在天津宣讲儒法斗争史时，煽动“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并借外国通讯社说法，几乎挑明周恩来即是“现代大儒”。
江青自以为得意之时，殊不料都在毛泽东警觉的观察之中。7月1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作过手术的周恩来也赶来参加会议。毛泽东以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帮派活动，指出：“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谈江青等“四人帮”的问题，并表明自己与江青的泾渭分明的政治界限，使周恩来深受感动。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便去了武汉。周恩来时时关心毛泽东的健康，当得知毛泽东被确诊患老年性白内障，特意托人把自己使用多年的老花眼镜带给毛泽东，并附信给毛泽东秘书：“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毛泽东也无时不牵挂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与李先念谈话时，便表示出关切之情，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正是这次谈话，毛泽东提出：“现在要团结、稳定。”不久，毛泽东又询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毛泽东提议，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并在通知中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病中的周恩来挑起筹备四届人大的繁重任务。毛泽东想到周恩来的病况，要求邓小平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稿要短而精，要管用，3000字左右即可，最多不得超过5000字。
四届人大的核心问题是人事安排，即由谁来“组阁”?江青在受到毛泽东批评后，非但不有所收敛，反而更加焦虑，更加狂躁，妄想掌握“组阁”的大权，而欲达此目的，周恩来便成为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她匆匆来到三○五医院，不顾周恩来的虚弱病体，长时间地软缠硬磨，提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委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周恩来强支病体，以宽容和克制的态度，听取她反反复复的言语，而对实质性的问题，始终未作任何表态。江青一无所获，带着满腔的怨愤回到钓鱼台，对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正在窥伺时机，再次向周恩来反扑。
时机终于到了。lO月14日，江青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远航罗马尼亚的报道。她借题发挥，说这艘国产万吨级轮船早就该远航，只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才没能及早远航。她的老毛病犯了，又抡起一顶顶唬人的帽子，什么“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崇洋媚外”等，向邓小平砸去，而实际则是影射周恩来。他们恶人先告状，10月18日，王洪文悄悄地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情况，说邓小平很有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还说，周总理虽在病中，但昼夜忙于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如此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没想到王洪文是这么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竟然与江青走得那么近，以至背地里搞起小动作，他感到很失望，严厉地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告诉王洪文回到北京后，要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悄无声息地回到北京。
江青岂是省油的灯，当得知王海容、唐闻生因外事活动要到长沙时，又动了邪念，两次找她们谈话，让继续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的“崇洋媚外”问题，诬告邓小平在搞又一次“二月逆流”。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夜里来到三○五医院，向周恩来反映了江青的图谋。周恩来明确表态：“‘风庆轮事件’并不象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并且希望把自己的看法转告毛泽东。
她们随邓小平陪外宾到了长沙。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她们的汇报后，十分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特意让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
江青等机关算尽，还是不能如愿以偿，反而促使毛泽东更加明朗化，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病床上的周恩来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对一位副总理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3个职务。”在决定党和国家政治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心心相映，共同把握历史航船之舵，没能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和邓小平在12月下旬，已将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基本完成，这项工作是在排除江青等干扰，极为谨慎地进行的，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
“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虚弱。从74年10月下旬起，他在三○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7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屑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12月20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
如此敏感的问题，非得要在长沙的毛泽东予以定夺，周恩来意识到只有他才能履此重任，当他提出飞往长沙时，医疗组对他的身体表示担忧，他回答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12月23日，他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飞赴长沙。王洪文也乘另一架飞机，到达长沙。
到达长沙的第二天，毛泽东便会见周恩来、王洪文，还特意让周恩来坐在自己身旁，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高兴地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毛泽 东还对王洪文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江青有野心。”他对江青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表示出很大的不满，提出江青应作自我批评，王洪文也要写出书面检查。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基本同意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再次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且叮嘱周恩来，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王洪文来长沙还带有别种目的，那就是为江青谋得名正言顺的职务，没想到毛泽东的批评是这般尖锐，话虽到嘴边也没法说出来。眼看谈话就要结束，王洪文还是壮着胆子对毛泽东说：
“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回答的十分冷淡：“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书。我也是啊。”
到了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诞辰，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给毛泽东做寿。那天，随同周恩来来长沙的人员，除王洪文外，全都出席。周恩来虽在病中，也饮了一杯白酒，然后便以水代酒，频频举杯，祝毛泽东健康长寿。这是他患病以来情绪最好的一天。长沙之行，两位老战友谈的很顺利，取得一致意见。当日午夜时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电话，他乘车到了1号楼，他们进行了4个小时的长谈。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次长时间谈话。
四届人大如期召开，周恩来仍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副总理分工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让邓小平分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四人帮”不高兴了，姚文元、张春桥在《红旗》发表文章，江青则开口闭口都是“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毛泽东结束了南方之行回到北京，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如实反映北京的情况，明确表示不同意江青所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4月23日，毛泽东专此作出批示，不同意江青的提法。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也抱病出席，再次表示对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态度，提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毛泽东还当着众多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会后，周恩来的病情加重，毛泽东即与周恩来商量，让他安心静养，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对“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江青、王洪文被迫作了检讨。江青在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书面检讨中，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并检查自己“所犯的错误”是：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
表面看来，江青等蔫了，也沉寂了起来。可是，周恩来却十分清楚江青等人的人格秉性，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仍然十分担忧。7月1日，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在场人听后无不为之心酸，刚才还欢笑的大厅，霎间便静了下来。在毛泽东作出关于《水浒》的讲话后，江青等人又活跃起来，到处讲话，发文章，再次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周恩来、邓小平。
周恩来对江青一直有戒备之心，7月8日，他嘱咐秘书将新、旧《唐书》中《武则天传》找来阅读，意识到江青有当“女皇”的野心。而在另一方面，他极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并有意向外国友人介绍邓小平，他对一位外国友人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主持国务院工作。”他看到江青等又要借评《水浒》，制造政治风浪，便忧愤地对人说：“他们那些人(指江青等，作者注)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他支持党内老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在叶剑英前来探望时，他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
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第一次大手术后，他嘱咐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7月5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中美两国由对峙走向对话，是毛泽东、周恩来晚年的外交杰作。杰克逊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对于改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周恩来在谈话中开门见山地说：“至于中美之间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了。”杰克逊表示理解，他说：“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支持上海公报。”
同年12月12日，他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夫人。宾主刚刚落座，曼斯菲尔德便表现出西方人的直率，他说：“我从内心里认为，周总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谦逊地笑了，坦诚地说：“我是个普通人，中国有句老话：‘人贵有自知之明’。有时对一起共事的人容易看到一个侧面，不全，而别人从大的方面看，倒容易看到他的长处。例如，你们对尼克松总统的攻击不遗余力，但我们认为，他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之一。”
1975年1月16日和20日，他分别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和日本自由民主党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等。中日两国已在1972年9月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他在谈话中对田中角荣首相极表欣赏，他说：“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刻作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很了不起的，值得称赞。他比尼克松勇敢。”他还高兴地回忆起在日本的青春岁月，当日本友人希望他在樱花时节重访日本时，他极为感叹：“愿望是有的，但是力不从心，恐怕很困难了。”
当时，中央正在调整华侨政策，他在病中仍然具体指导这件工作，在外交部送呈的一份简报上，他极有针对性地批示：“对华侨政策要提两句话：长住在国外或生在国外者，希望人所在国籍，不要双重国籍；已回国的侨民入学或工作者，应给予教育和帮助，不许歧视。”1975年6月30日，他在会见泰王国总理克立·巴莫时，再次明确表示不主张双重国籍，赞扬克立·巴莫在曼谷和香港的讲话，那就是：泰国华侨只能有两个选择，不是加入泰王国国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没有台湾国籍。他还希望克立·巴莫有机会转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中国政府充分尊重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并希望新加坡的华侨能加入新加坡国籍。
他虽然住院治疗，却与在一线工作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五医院的病房成为他最后的办公室，他在这里处理内政外交的大事，所给予的指示仍是那么缜密、细致和周到： 1974年9月1日至16日，第七届亚洲运动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他指示国家体委在组团时，向台湾运动员发出邀请，以共同组成中国体育代表团：
同年9月30日晚，他抱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到会的数千名中外来宾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向他报以欢迎和问候的深情。这是他最后一次举行国庆招待会；
10月29日，他在国家文物局送呈的北京图书馆扩建设计方案的报告上批示：“这个地方小，不能一劳永逸。不如在城外找个地方解决，一劳永逸”；
12月12日，他在公安部的一则简报上批示，要求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23日，看了这些名单后，又指示公安部尽快分类进行特赦前的准备工作。不多日，又就此问题指示罗青长，要统战部与公安部配合工作；
次年2月上旬，他调看并肯定故事片《海霞》，并建议此片在春节期间招待外宾：
同年4月27日，他让李先念转告谷牧：在抓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
8月29日，华国锋将率团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他专门找华国锋谈话，让转达自己的祝贺。他还说，在发展经济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子孙后代。华国锋回到家后，他又打电话给华国锋，让带去科教片《养蜂促农》；
9月28日，他在病床上接见前往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请他们转达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祝贺：
12月20日上午，在体温38.7℃的情况下，仍约罗青长谈对台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这是他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笔者摘取的这些日志，最为具体地表现了周恩来的那种力疾从公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晚年，他胸前总是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正是他事必躬亲，身体力行的情感基础的最形象的标识，人民的苦乐安危已与他的生命溶为一体。
1974年7月16日，一份反映甘肃定西地区和庆阳地区灾情的报告送至他的病房，他看后想的非常细致具体：“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怎样才能首先度过眼前的难关?他当即批示：“先发救济口粮款，至少要增加无息长期农贷。”而上述的诸多问题，也“必须立即解决”。为加重语气，他还在自己的批示上，重重地加了3个感叹号。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营口、海城地区发生7，3级强烈地震。由于预报及时、准确，地震的损失大大减轻。他知道后非常高兴，批准国务院发出通报，表扬地震预报的有功单位。他致信有关人员，推荐《地震》科教片，要在全国“进行地震知识教育。”
我没有保护住他
1974年7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会见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宣布为他们平反。当他与杨成武握手时，神色凝重起来，痛苦地告诉杨成武，他的女儿杨毅已被迫害致死。他还对在1968年3月的所谓“杨、余、傅事件”时，自己说过的一些“过头话”，表示深深的内疚，在场的人都为他的坦荡的心怀所感动。
杨毅是空军报社的编辑，1968年，因父亲的问题而受株连，于1972年在河南被迫害致死。杨成武给中央写信，要求给女儿平反，恢复名誉。他接信后即批示，同意由中央军委、空军和河南省军区为杨毅作出结论，恢复军籍恢复名誉。
早在1972年底，他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有意谈到了贺龙的专案。毛泽东听后极为震惊，大声说道：“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他立即乘机提出落实干部政策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于是，他立即组织相关部门，逐一对蒙冤的干部落实政策。在他的亲自过问下，解放军总政治部首先“解放”陈再道、钟汉华，随后以此为突破口，又有175位将军得到“解放”。
贺龙问题的解决，经过中央专案组一年多的内查外调，事情真相完全大白，所有的罪名都是诬陷不实之词。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送至周恩来处，他将原稿中评价贺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要的贡献”中的“重要”改为“重大”，这一字之改，所表达的是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也体现了他对贺龙的真挚的战友之情。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便成为林彪一伙的主要打倒目标。国家体委造反派有恃无恐，对贺龙无了无休的纠缠。他考虑到贺龙的安全，曾派工作人员将贺龙安排在钓鱼台，仅仅住了一天，因江青、康生也住在钓鱼台，他又指示将贺龙转移到新六所。可是，造反派还是跟踪到新六所，吵着嚷着要揪斗贺龙。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后，形势对贺龙更为不利，他又将贺龙、薛明夫妇安排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前厅，可是，中南海也并非安全之所，许多住进中南海的中央负责人依然受到冲击。贺龙暂住西花厅，当然不是万全之策。1月19日，他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他说：
“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过要保你嘛，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去找我。”
第二天凌晨，贺龙、薛明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护送，搬到他精心寻找的“安静的地方”——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在与贺龙依依惜别时，他深情地说：“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谁曾想，这一别竟成永诀，1969年6月9日，贺龙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得此不幸消息，他悲哀至极。回顾40多年来，贺龙所走过的道路，依然那么清晰，历历在目。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贺龙放弃高官厚禄，带领自己的队伍，与他一道领导南昌起义，人民军队才从无到有，逐步壮大。可就是如此忠贞的革命者，却横遭罹难。处此动乱、荒唐的岁月，他也只得把痛苦、怨愤，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纪念日，中央决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这天，周恩来抱病前来，他一下车便走向贺龙夫人薛明及子女面前，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护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致完悼词后，他哀惋地站在贺龙骨灰盒前，深深地、连续地向贺龙鞠了了个躬。贺龙孩子们挽着他手，真情地劝说：“总理，保重……”，“周伯伯，节哀……”他回答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全场顿时一片悲泣之声。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悼念活动。
1974年，他的病势日益沉重，身体也日见衰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考虑问题还是那么的细致入微， 以努力挽回“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影响。在国庆25周年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上，他提议加上国民党4将领的夫人，即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冀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和傅作义夫人刘芸生。还有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张学铭和民革中央常委屈武。他曾询问贺诚、杨秋玲、刘燕平、陶玉玲等人的情况，指示要给他们安排工作。
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对身后事情的安排似乎更急切，他时常询问自己所能记起的党内干部、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无辜遭遇和处境深表关切，对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一再嘱咐要永远铭记。1975年10月7日，也就是他逝世前3个月，他特意嘱咐秘书转告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辞书出版社在修订《辞海》时，务必在“杨度”条目中，写人此史实。也是这一年，他多次找纪登奎、吴德谈“解放”干部问题，并将宋任穷等案件交予纪登奎，责成尽快结案。他嘱咐华国锋转告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门：把监狱清一清，看关的是些什么人?怎么处理?
我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柬
周恩来住进三○五医院的当天，由吴阶平教授为组长的医疗组，便给他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术后康复的很快，原先不止的血尿也消失了。可是，仅仅过了两个月，病情又出现反复，诊断为癌症转移。医疗组请示中央政治局，决定实施局部切除手术。第二次大手术后，病情又出现平稳的现象，起居可以自理，他又象往常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四届人大召开后，他的体内又一次次出现可恶的癌细胞，他对此仍持镇定乐观的态度，还给毛泽东致信说：“现在病情较为平稳，起居亦无困难；下步检查治疗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
早在1974年12月，医疗组就检查出他又患有结肠癌，由于当时他担当的国事活动重要，手术不得不延至次年3月26日。这么大的手术，而且是重复手术，对于77岁的老人来说，要该承受多么大的身体磨难，而更糟糕的是，手术后的膀胱癌又再度复发，在医疗组的讨论会上，吴阶平充满忧虑地说：“自从1973年3月10日作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以来，总理的膀胱癌复发是相当频繁的，恐怕前途不容乐观。”
他住进三○五医院的一年半时间内，共作大小手术13次，约40天左右动一次手术。可他从未完全停止自己的工作，除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1975年5月22日，他在身体稍有好转时，来到西化厅。隔日，又在晚上来到西花厅，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与之有着深厚的情感。除了西花厅，他对人民大会堂也有着特殊的情感，7月19日N23日，他连日去人民大会堂巡视和休息。与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叙旧畅谈。2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见厅，他面对“迎客松”，凝神伫立，许许不忍离去。这是他最后一次米到人民大会堂。
同年9月7日，他抱病会见以伊利耶5·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利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坦然地告诉外宾：“马克思的‘请柬’，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过了一段日子，他对自己的病更是持坦然宁静的态度，他向医生提出：“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大意思了，可否搬回家(西花厅)去住，这坐还有许多病人，你们应去照护他们。”
医疗组对他再次施行大手术，手术后，吴阶平向邓小平等汇报，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到了晚期，手术切除已经无效，只可作内科保守治疗。邓小平听后，心情沉默地说：“看来只能这个样子了。你们要尽量做到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就是了。”由于他的急转恶化的病情，自9月28日，他接见赴新疆参加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后，不得不取消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活动。
1975年，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以常人难以具有的毅力，忍受着癌细胞的肆虐和折磨，每当疼痛难耐时，他便与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他还特意向医务人员交代：“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关于自己的后事，他多次叮嘱邓颖超：“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
1976年1月5日，一直处于高热状态的周恩来又出现肠麻痹，专家没有良策，只得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在他的左下腹开一个口子，做“结肠造瘘术”，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手术。1月7日，他于弥留之际，微微睁开双眼，对身边的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他生前说的最后的话。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一直守候在身旁，那段痛入心骨的时光，一辈子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