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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款留学生”的留学生涯中,隐藏着近代中国的影子。
1901年,辛丑年。
这一年的9月,清政府与11个国家签订《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需拿出4.5亿两白银赔偿各国,赔款以4%年利息计算,分39年还清。因1900年是農历庚子年,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
这项无理而屈辱的赔款,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更为沉重的负担。为筹措赔款,清政府向国内人民施压,年赔款均分摊入省,各省分摊入州县,州县再分派税务于各色人等,其结果是当时国民的田赋、丁漕、契税﹑厘金、统税等愈发沉重,中国民众无论男女长幼,都承受着庚子赔款之苦。
在债务偿付的过程中,这项巨额赔款在不经意之中成为了促成一些人命运变化的推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转折点。赔款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列强开始向中国退还一定款项,并要求将这笔钱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美国便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于是,自1909年起,中国陆续、分批向美国派出留学生,这便是历史上的“庚款留学生”。
回看他们远渡重洋的身影,百年前中国苦涩命运与留学生们的特殊机遇相互映照,那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被生动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中国的苦涩命运
1900年,世界上只剩中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还将白银作为法定货币,英美等大国都已放弃银本位制度,改用金本位制度。白银的使用量大幅减少,导致了1873年到1900年期间,白银价格大幅下跌,跌至从前的一半左右,且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下跌势头依然不减。而条约所定4.5亿两赔款数额本已含有水分,并非各国实际花费,赔款时各国还要求以“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即将白银以下跌前汇率折算成金子付给,此举导致清廷债务进一步增加,赔款数额也水涨船高。
在4.5亿两的赔款中,美国所获数额占比为7.32%,合计近3300万两白银,以当时汇率计算,约合2400多万美元(不包括利息),美国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发挥这笔款项的作用。
1904 年,清廷驻美大使梁诚与美外务大臣海约翰(John Hay)就庚款还金还银问题进行协商,表示“民间负荷已重,仇洋之念益张”,希望美国能首倡用银支付,减轻中国还款负担,海约翰回答“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实属过多……”,梁诚便抓住这一机会,借海约翰斡旋开启了与美国的庚款谈判。
谈判持续了大约四年,从1904年到1908 年,期间历经了美国虐待在美华工事件、中国抵制美货运动、收回粤汉铁路权和广州的连州教案,中美双方民间风波不断,谈判在重重阻力之下艰难推进。站在中方立场,自然希望美国能尽量减少赔款数额,减轻中国的负担,而美国同意开启谈判,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因此,谈判虽历经不少困难,却一直没有中断。
距《辛丑条约》签订二十多年前,随着清廷洋务运动深入开展,美国开始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试图从文化教育领域向中国输入美国价值观。但清政府虽同意教会学校存在,却并未给予太多关注,教会学校与官立学堂毕业生的待遇也有所差别,很少有人能被官方任用,遑论担任重要职位,美国的这项投资收效甚微。而在庚款谈判中,美方看到了更有利的机会。
1905年3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写信给一位参议员,信中说“我不能设想, 还有比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教育设施更为有益的事……从与许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官员的长期接触中, 我完全有信心地说, 这些人对他们国家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绝对是符合我们利益的”。他一方面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反复建议退还庚款,另一方面则向清廷施压,威胁如不将全部退款用于留美事业,总统将不会放弃庚 款。
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 James)向罗斯福总统呈递了著名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说道:“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 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他看出清政府大厦将倾,中国已到革命边缘,希望美国能培植和拉拢中国未来的领导阶层,并指出“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 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
1872年来到中国的美国公理会牧师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华传教54年,著有《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乡村生活》和《中国的崛起》等书籍,1906年,他返回美国进谒罗斯福总统,建议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 专门开办或补贴中国学校。他指出,“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得益于他的游说鼓吹,退还庚款办学在美国朝野渐成主流意见。
1908年12月,美方决定自1909年1月1日起,将1160余万美元庚款退还中国,用作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费用,不得挪作他用。按照中美双方谈判达成的约定,从 1909年起,前四年每年要选派至少100名留学生,第五年起每年50名,直至1940年这笔款项用完为止。
自此,中国留学史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留学生,他们的留学生涯中,隐藏着近代中国的影子。
游美学务处设立 留美之路开启
在谈判尚未得出明确结果时,清政府对美方所退庚款本有其他安排,盖因当时清廷财政吃紧,各项建设都急需拨款。时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曾提出将退款“用于兴办路矿,以其所获之余再用于兴学”或“在总督徐世昌和巡抚唐绍仪主持下开发东北三省,以其盈余兴办教育”。但美国指定退款必须专用于兴学和派遣留美学生,于是这一系列筹划只能化为泡影,清政府开始专心规划办学事宜。
1909年,清政府外务部与柔克义商定学生游美细则后,会同学部奏请设立“游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预备学校)。同年7月20日,游美学务处在史家胡同奉准设立,外务部丞参周自齐为总办,主事唐国安及学部郎中范源廉为会办,驻美公使馆参赞容揆为驻美学生监督。 1910年12月,外务部请旨将皇室的清华园拨给游美肆业馆,1911年4月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这所学校便是如今的清华大学前身。在这年的4月29日(清华大学校庆日即源于此)学堂正式开学,开学仪式在工字厅举行,游美学务处亦迁入“工字厅”办公,授课教师由基督教青年会从美国聘请,首任教务长为胡敦复。
设立“肄业馆”的本意是先选拔一批人才在国内学习,待学生水平达到美国大学课程要求后再派往美国,但据宣统元年(1909年)《外务部等为招考赴美国留学生事致各省督抚电稿》显示,由于美国大学开学日期为9月份,已来不及培训后再行选拔,故外务部电令各省直接遴选合适的优秀学生入京参加考试,并特别指出“如自量不能合格,不必徒劳往返”,可以说,参与选拔的学生即便未曾中选,也可称是当时中国各省的优秀人才。
1909年6月,留美学生选拔正式开始。选拔由外务部和学部派员管理,对候选学生的基本要求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此外,国文基础需扎实,英语能力要达到能听懂美国大学课程水平。规划通过选拔的学生80%赴美学习农、工、商、矿等科,20%学习法政、理财、师范等科。已经选取的各省学生暂居住肄业馆,进一步考察后再决定是否获得留学资格。
考试内容分为中学、西学两部分,中学包括经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西学包括英文词章、英文论说、古今历史(古希腊或古罗马,英国或美国)、浅近德语或法语(须能与英语当面互译)、算学(高等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三角)和初级物理。如学生想要报考专业学科,则还需更高水平,如物理和化学要有两三年积累等。
8月,候选学生达到了630人,经过十分严格的初试和复试后,只有程义法、邝煦堃、金涛、梅贻琦、胡刚复、金邦正、秉志等47人被录取,同年10月由唐国安带队赴美留学。
部分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其余则进入美国的高级中学补习;1910年8月,招考了第二批留美学生共70人,同年9月赴美;1911年7月,学务处考选了第三批留美学生63人,同年8月赴美。除唐国安另外保送的12名幼童外,这三批直接留美的学生合计180人,大多是来自国内各教会学校及省立高等学堂的青少男学生。因为他们是经过游美学务处“品学甄别考试”后才前往美国留学的,所以也被称为“甄别生”。
仅在清政府派出的这三批留学生中,就有不少人是日后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人物,如梅贻琦、蒋梦麟、胡适、马寅初、竺可桢、邹秉文、赵元任等人,他们各自成为学术界、教育界和法政界等领域的精英人才,为我国近代教育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学堂”变“学校”留学目标不变
清华逐步成为综合性大学
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是19世纪70年代的“留美幼童”之一,由于清廷召回留学生,本就读于耶鲁大学的他只能遗憾肄业,归国后历任外交部学部所属“游美学务处”会办,清华学堂副监督、监督。
1912年民国建立后,经外务部批准,清华学堂于10月17日更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由于前几批学生数量均未达到中美商定的“每年派出100人”的要求,唐国安决定建设留美预备学校,以便在国内发现和培育人才,使更多学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读书。
唐国安主持修编了《清华学校近章》,并指出预备学校的课程需要与美国教育体制衔接,于是,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生活习惯等方面皆效仿美国,校内活动和教学也大多使用英语,并直接从美国聘请了一些教师前来教学。同时,清华学校还开设了专业课和与其对应的选修课,实行文理分班,学校的档次有所提升。
1922年,曹云祥开始担任清华学校校长,在他五年多的任期里,清华基本完成了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变。1924 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五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成立了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1925年4月,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的纲要草案获得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学校随即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曹云祥、张彭春、梅贻琦等十人为委员,该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新制)、留美预备部(旧制)和国学研究部三制并存的过渡形式的教学机构。
梁启超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中指出,清华学校“于模仿裨贩上实已有相当之成绩”,但“中国学问界决不以此为满足,自今以往,应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
曹云祥执掌清华期间,已将教育和学术摆到重要位置,希望学生能具有独立的研究探寻精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希望清华学校将来亦使其(学生)能有自动之能力。否则,如民国现时状况,但有名目而无精 神。”
1928 年,国立清华大学建立,庚款留学生群体为清华大学学术水平提升、管理体制革新和教育理念进步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梅贻琦留美回国后于1928年代理清华大学校长,1931年成为校长。他按照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对清华管理体制进行大胆革新,在校内设教授会、评议会等,推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强调要充分发挥师生在学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梅贻琦提出大学有两项目标,即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
梅贻琦对大学部进行改组调整,把普通科和专门科的两科制改为学系制,設文、理、法三个学院,15个学系,1932年增设了工学院。梅贻琦任下的清华大学开展通识教育,重视全面培养学生人格而非单一的专业课程教授,并引进了西方大学重视体育的风气,将其与中国传统道德观有机结合,做到了“中西合璧”。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1931—1948),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担任校长的十几年,正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国内学潮频起,学术、政治之争不断,但清华学子相当拥护梅贻琦。在他领导下,清华大学得以在十年之间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庚款留学影响深远
跨越一百年的时空屏障,不同于彼时身处其中的人们,手握完整资料的当代人,看到的这段留学史错综复杂,矛盾交织。作为屈辱条约中的一项条款,庚子赔款无疑是近代中国各方面落后于列强,面对强敌时屡屡失利的一个标志;美国“退款兴学”的真实意图也并非帮助中国进步,而是企图借文化输出更好地控制中国,获取更大利益;但借此机会,中国的优秀学子得以迈出国门,学习当时世界领先的科学文化技术和政治理念,并在回国后推动国内各项事业发展,这也是庚款留学的光明一面。
庚款留学生学生回国后,很多人投身于教育事业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却苦于人才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统计数据显示,1909年至1922年,清华学校赴美留学归国者共516人,回国后留校任教者178人,约占34.5%;截至1925年,清华留美归国学生约620人,从事工程实业者约占15.8%,从商者约占11.09%,从医2.24%,而从事教育的则高达33.78%。
自清代洋务运动至清末新政时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十分缓慢,而大批庚款留美生归国后,高等教育开始出现崭新局面。他们带回了西方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及科学文化知识,不止使清華一所学校受益,也让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面貌都焕然一 新。
赵元任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成为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之一;1925年,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当时他年仅29岁。除清华大学外,当时许多著名的高校都聘请了归国的庚款留学生来校任教和讲学,如北京大学聘任胡适、任鸿隽、何杰等,南开大学聘请姜立夫、张彭春、蒋廷黻等,东南大学的廖世承、竺可桢、秉志等。他们不仅教授科学知识,引进管理体制,还创立了许多新学系并开设不少新课程,为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他们所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成为后来中国科技领域的佼佼者,赵九章、钱三强、钱伟长等著名物理学家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从另一方面说,归国留学生在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传播了一些美式的文化理念,一部分人文化意识上出现亲美现象,改革过程中的某些方面存在“全盘西化”的极端做法,并未做到真正的中西文化融合,这一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中国教育体系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体现了美国当初“退款兴学”的利益考量。
庚款留美的背后,存在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与利益博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的不仅是一次留学运动,而是观察20世纪初中国与别国关系及中国社会局势的一条重要线索,它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是对我们的教育和警醒。金邦正
1901年,辛丑年。
这一年的9月,清政府与11个国家签订《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需拿出4.5亿两白银赔偿各国,赔款以4%年利息计算,分39年还清。因1900年是農历庚子年,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
这项无理而屈辱的赔款,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更为沉重的负担。为筹措赔款,清政府向国内人民施压,年赔款均分摊入省,各省分摊入州县,州县再分派税务于各色人等,其结果是当时国民的田赋、丁漕、契税﹑厘金、统税等愈发沉重,中国民众无论男女长幼,都承受着庚子赔款之苦。
在债务偿付的过程中,这项巨额赔款在不经意之中成为了促成一些人命运变化的推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转折点。赔款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列强开始向中国退还一定款项,并要求将这笔钱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美国便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于是,自1909年起,中国陆续、分批向美国派出留学生,这便是历史上的“庚款留学生”。
回看他们远渡重洋的身影,百年前中国苦涩命运与留学生们的特殊机遇相互映照,那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被生动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中国的苦涩命运
1900年,世界上只剩中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还将白银作为法定货币,英美等大国都已放弃银本位制度,改用金本位制度。白银的使用量大幅减少,导致了1873年到1900年期间,白银价格大幅下跌,跌至从前的一半左右,且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下跌势头依然不减。而条约所定4.5亿两赔款数额本已含有水分,并非各国实际花费,赔款时各国还要求以“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即将白银以下跌前汇率折算成金子付给,此举导致清廷债务进一步增加,赔款数额也水涨船高。
在4.5亿两的赔款中,美国所获数额占比为7.32%,合计近3300万两白银,以当时汇率计算,约合2400多万美元(不包括利息),美国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发挥这笔款项的作用。
1904 年,清廷驻美大使梁诚与美外务大臣海约翰(John Hay)就庚款还金还银问题进行协商,表示“民间负荷已重,仇洋之念益张”,希望美国能首倡用银支付,减轻中国还款负担,海约翰回答“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实属过多……”,梁诚便抓住这一机会,借海约翰斡旋开启了与美国的庚款谈判。
谈判持续了大约四年,从1904年到1908 年,期间历经了美国虐待在美华工事件、中国抵制美货运动、收回粤汉铁路权和广州的连州教案,中美双方民间风波不断,谈判在重重阻力之下艰难推进。站在中方立场,自然希望美国能尽量减少赔款数额,减轻中国的负担,而美国同意开启谈判,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因此,谈判虽历经不少困难,却一直没有中断。
距《辛丑条约》签订二十多年前,随着清廷洋务运动深入开展,美国开始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试图从文化教育领域向中国输入美国价值观。但清政府虽同意教会学校存在,却并未给予太多关注,教会学校与官立学堂毕业生的待遇也有所差别,很少有人能被官方任用,遑论担任重要职位,美国的这项投资收效甚微。而在庚款谈判中,美方看到了更有利的机会。
1905年3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写信给一位参议员,信中说“我不能设想, 还有比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教育设施更为有益的事……从与许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官员的长期接触中, 我完全有信心地说, 这些人对他们国家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绝对是符合我们利益的”。他一方面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反复建议退还庚款,另一方面则向清廷施压,威胁如不将全部退款用于留美事业,总统将不会放弃庚 款。
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 James)向罗斯福总统呈递了著名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说道:“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 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他看出清政府大厦将倾,中国已到革命边缘,希望美国能培植和拉拢中国未来的领导阶层,并指出“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 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
1872年来到中国的美国公理会牧师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华传教54年,著有《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乡村生活》和《中国的崛起》等书籍,1906年,他返回美国进谒罗斯福总统,建议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 专门开办或补贴中国学校。他指出,“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得益于他的游说鼓吹,退还庚款办学在美国朝野渐成主流意见。
1908年12月,美方决定自1909年1月1日起,将1160余万美元庚款退还中国,用作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费用,不得挪作他用。按照中美双方谈判达成的约定,从 1909年起,前四年每年要选派至少100名留学生,第五年起每年50名,直至1940年这笔款项用完为止。
自此,中国留学史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留学生,他们的留学生涯中,隐藏着近代中国的影子。
游美学务处设立 留美之路开启
在谈判尚未得出明确结果时,清政府对美方所退庚款本有其他安排,盖因当时清廷财政吃紧,各项建设都急需拨款。时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曾提出将退款“用于兴办路矿,以其所获之余再用于兴学”或“在总督徐世昌和巡抚唐绍仪主持下开发东北三省,以其盈余兴办教育”。但美国指定退款必须专用于兴学和派遣留美学生,于是这一系列筹划只能化为泡影,清政府开始专心规划办学事宜。
1909年,清政府外务部与柔克义商定学生游美细则后,会同学部奏请设立“游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预备学校)。同年7月20日,游美学务处在史家胡同奉准设立,外务部丞参周自齐为总办,主事唐国安及学部郎中范源廉为会办,驻美公使馆参赞容揆为驻美学生监督。 1910年12月,外务部请旨将皇室的清华园拨给游美肆业馆,1911年4月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这所学校便是如今的清华大学前身。在这年的4月29日(清华大学校庆日即源于此)学堂正式开学,开学仪式在工字厅举行,游美学务处亦迁入“工字厅”办公,授课教师由基督教青年会从美国聘请,首任教务长为胡敦复。
设立“肄业馆”的本意是先选拔一批人才在国内学习,待学生水平达到美国大学课程要求后再派往美国,但据宣统元年(1909年)《外务部等为招考赴美国留学生事致各省督抚电稿》显示,由于美国大学开学日期为9月份,已来不及培训后再行选拔,故外务部电令各省直接遴选合适的优秀学生入京参加考试,并特别指出“如自量不能合格,不必徒劳往返”,可以说,参与选拔的学生即便未曾中选,也可称是当时中国各省的优秀人才。
1909年6月,留美学生选拔正式开始。选拔由外务部和学部派员管理,对候选学生的基本要求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此外,国文基础需扎实,英语能力要达到能听懂美国大学课程水平。规划通过选拔的学生80%赴美学习农、工、商、矿等科,20%学习法政、理财、师范等科。已经选取的各省学生暂居住肄业馆,进一步考察后再决定是否获得留学资格。
考试内容分为中学、西学两部分,中学包括经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西学包括英文词章、英文论说、古今历史(古希腊或古罗马,英国或美国)、浅近德语或法语(须能与英语当面互译)、算学(高等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三角)和初级物理。如学生想要报考专业学科,则还需更高水平,如物理和化学要有两三年积累等。
8月,候选学生达到了630人,经过十分严格的初试和复试后,只有程义法、邝煦堃、金涛、梅贻琦、胡刚复、金邦正、秉志等47人被录取,同年10月由唐国安带队赴美留学。
部分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其余则进入美国的高级中学补习;1910年8月,招考了第二批留美学生共70人,同年9月赴美;1911年7月,学务处考选了第三批留美学生63人,同年8月赴美。除唐国安另外保送的12名幼童外,这三批直接留美的学生合计180人,大多是来自国内各教会学校及省立高等学堂的青少男学生。因为他们是经过游美学务处“品学甄别考试”后才前往美国留学的,所以也被称为“甄别生”。
仅在清政府派出的这三批留学生中,就有不少人是日后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人物,如梅贻琦、蒋梦麟、胡适、马寅初、竺可桢、邹秉文、赵元任等人,他们各自成为学术界、教育界和法政界等领域的精英人才,为我国近代教育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学堂”变“学校”留学目标不变
清华逐步成为综合性大学
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是19世纪70年代的“留美幼童”之一,由于清廷召回留学生,本就读于耶鲁大学的他只能遗憾肄业,归国后历任外交部学部所属“游美学务处”会办,清华学堂副监督、监督。
1912年民国建立后,经外务部批准,清华学堂于10月17日更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由于前几批学生数量均未达到中美商定的“每年派出100人”的要求,唐国安决定建设留美预备学校,以便在国内发现和培育人才,使更多学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读书。
唐国安主持修编了《清华学校近章》,并指出预备学校的课程需要与美国教育体制衔接,于是,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生活习惯等方面皆效仿美国,校内活动和教学也大多使用英语,并直接从美国聘请了一些教师前来教学。同时,清华学校还开设了专业课和与其对应的选修课,实行文理分班,学校的档次有所提升。
1922年,曹云祥开始担任清华学校校长,在他五年多的任期里,清华基本完成了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变。1924 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五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成立了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1925年4月,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的纲要草案获得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学校随即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曹云祥、张彭春、梅贻琦等十人为委员,该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新制)、留美预备部(旧制)和国学研究部三制并存的过渡形式的教学机构。
梁启超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中指出,清华学校“于模仿裨贩上实已有相当之成绩”,但“中国学问界决不以此为满足,自今以往,应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
曹云祥执掌清华期间,已将教育和学术摆到重要位置,希望学生能具有独立的研究探寻精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希望清华学校将来亦使其(学生)能有自动之能力。否则,如民国现时状况,但有名目而无精 神。”
1928 年,国立清华大学建立,庚款留学生群体为清华大学学术水平提升、管理体制革新和教育理念进步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梅贻琦留美回国后于1928年代理清华大学校长,1931年成为校长。他按照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对清华管理体制进行大胆革新,在校内设教授会、评议会等,推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强调要充分发挥师生在学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梅贻琦提出大学有两项目标,即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
梅贻琦对大学部进行改组调整,把普通科和专门科的两科制改为学系制,設文、理、法三个学院,15个学系,1932年增设了工学院。梅贻琦任下的清华大学开展通识教育,重视全面培养学生人格而非单一的专业课程教授,并引进了西方大学重视体育的风气,将其与中国传统道德观有机结合,做到了“中西合璧”。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1931—1948),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担任校长的十几年,正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国内学潮频起,学术、政治之争不断,但清华学子相当拥护梅贻琦。在他领导下,清华大学得以在十年之间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庚款留学影响深远
跨越一百年的时空屏障,不同于彼时身处其中的人们,手握完整资料的当代人,看到的这段留学史错综复杂,矛盾交织。作为屈辱条约中的一项条款,庚子赔款无疑是近代中国各方面落后于列强,面对强敌时屡屡失利的一个标志;美国“退款兴学”的真实意图也并非帮助中国进步,而是企图借文化输出更好地控制中国,获取更大利益;但借此机会,中国的优秀学子得以迈出国门,学习当时世界领先的科学文化技术和政治理念,并在回国后推动国内各项事业发展,这也是庚款留学的光明一面。
庚款留学生学生回国后,很多人投身于教育事业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却苦于人才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统计数据显示,1909年至1922年,清华学校赴美留学归国者共516人,回国后留校任教者178人,约占34.5%;截至1925年,清华留美归国学生约620人,从事工程实业者约占15.8%,从商者约占11.09%,从医2.24%,而从事教育的则高达33.78%。
自清代洋务运动至清末新政时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十分缓慢,而大批庚款留美生归国后,高等教育开始出现崭新局面。他们带回了西方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及科学文化知识,不止使清華一所学校受益,也让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面貌都焕然一 新。
赵元任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成为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之一;1925年,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当时他年仅29岁。除清华大学外,当时许多著名的高校都聘请了归国的庚款留学生来校任教和讲学,如北京大学聘任胡适、任鸿隽、何杰等,南开大学聘请姜立夫、张彭春、蒋廷黻等,东南大学的廖世承、竺可桢、秉志等。他们不仅教授科学知识,引进管理体制,还创立了许多新学系并开设不少新课程,为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他们所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成为后来中国科技领域的佼佼者,赵九章、钱三强、钱伟长等著名物理学家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从另一方面说,归国留学生在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传播了一些美式的文化理念,一部分人文化意识上出现亲美现象,改革过程中的某些方面存在“全盘西化”的极端做法,并未做到真正的中西文化融合,这一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中国教育体系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体现了美国当初“退款兴学”的利益考量。
庚款留美的背后,存在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与利益博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的不仅是一次留学运动,而是观察20世纪初中国与别国关系及中国社会局势的一条重要线索,它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是对我们的教育和警醒。金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