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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中的宋代历史，往往是从赵匡胤的“陈桥驿兵变”和“杯酒释兵权”讲起。赵匡胤发动的是“政变”，而“杯酒释兵权”则说明他是玩弄权力的高手。所以，人们会有这种印象：赵匡胤加强了皇权。
文学史中的宋代，最经典的场景则是：苏轼、欧阳修、王安石这些大文豪，往往会有多次被贬的经历，他们心忧天下，怀念朋友，“在路上”写下很多动人的诗文。这些诗文很多都进了教科书，但是教科书没有交代他们被贬的原因：这些才子们分属当时的“新党”和“旧党”，有不同的施政纲领，你方唱罢我登场，下台的一方，往往被贬，但是却很少有人因此而被杀头——这和皇权的强硬形象，是有矛盾的。
这就是宋朝，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那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个最好的时代，至少读书人会这么认为。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告诉你，一个被误解了的宋朝，其实魅力四射。
政治：虚君，实相，宽容的政治风气
两宋三百余年，几乎从未诛杀上书言事的士民，这是因为皇帝受到的一项约束：太祖立下的誓约。据说，赵匡胤当皇帝后的第三年，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这块碑到目前还没有出土，其真实性存疑，但是碑文中的誓词却流传甚广，誓词共有三行：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三条誓言，其实是两条，第三条不过是“对天发誓”的表态。前两条，第一条涉及北宋政权的起源，因为赵匡胤是从柴氏那里夺取了政权，但他没有赶尽杀绝，而是主张宽容对待柴氏后人，称得上仁慈。第二条“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之人”——这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是个亮点。这种承诺鼓励了大臣们勇于上书言事，客观上也增加了大臣手中的权力。
由此可见，从赵匡胤开始，宋代就有限制皇权的传统。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是在颁发任命诏书时却遇到了一个程序上的难题：诏书没有宰相的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辞职。要知道，宋代的做法是，皇帝下诏书，宰相要在上面签字的。赵匡胤没有办法，就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还不领情，说：“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这道诏书。
还有一例：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级别很高但无实权的闲职），但廷议时没有通过，只好作罢。不久后，仁宗因为受了张贵妃吹的“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提出来。这日临上朝，张贵妃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的事哦”。皇上说：“得，放心吧”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宜徽使，谁知半路跑出一个包拯来，极力反对，“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过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她说：“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在君臣权力长期的博弈中，皇权得到某种限制，这是儒家的封建政治理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宋代的现实是最接近这种“理想”的。“虚君”不仅是宋代士大夫的重要共识，即使是君主本人，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共识唱反调。强势的宋太宗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太宗之子真宗皇帝对辅臣说：“军国之事，无巨细必与卿等议之，朕未尝专断，卿等固亦无隐，以负朕意也。”真宗之子宋仁宗更是“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在“虚君”体制中，君主百事不会，并不是缺点，而是美德。因为君主高高在上，处于超然的地位而不亲细务，具体治理国家的权责归于政府。到了清朝，皇帝才以君主独裁为荣，如康熙自诩：“今天下大小事，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他人，则渐不可行。”
在宋代，君主不亲细务，不需要具体执政，而是一切责成宰相领导的政府。与宋代“虚君”思想互为表里的是“实相”的政体结构。用程颐的话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在宋朝，所有的诏书当然也是以君主的名义发出的，宰相的执政权力体现在何处呢？一是，诏书的起草，原则上都需经宰相所辖的中书舍人之手，诏书表达的都是政府的意见，大多时候皇帝只是签字而已。更重要的是，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能成为朝廷的正式政令。
“实相”有一个后果，当了宰相的人，必然会有自己信任的班子，而一旦“下课”，整个班子都可能“下课”。到新宰相出现，又会重用自己的人。这就是历史上的“朋党之争”。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朋党”是一个很忌讳的话题，“结党营私”也是很严重的罪名，可能仅次于谋反篡位。在宋代，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秦观等名臣都发表过“朋党论”，这多少说明，“朋党之争”是困扰这些精英的一个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人的“朋党论”中，不乏为朋党正名的观点，他们已经开始从另一面来解释朋党的政治意义了。
庆历年间，仁宗皇帝与执政团队谈及“朋党之事”，范仲淹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范仲淹的同僚欧阳修还特别写了一篇《朋党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是天经地义的，而治理天下，也离不开君子之党。欧阳修的观点，得到了宽容对待，皇帝也没有反驳他。
宋神宗时期出现的新党与旧党，跟传统的“朋党”又不一样：他们的分化与私人恩怨毫无关系，许多分属新旧两党的士大夫，在朝堂上是争执不休的政敌，但私下里却是很好的朋友。王安石（主张变法的新党）跟苏轼、司马光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争论，形成党争，但也不会用手段激化他们去斗争。他们上朝意见不合，下来还是好朋友。王安石跟苏东坡常常一起写诗，一起下棋，可是上朝的时候，你是旧党，我是新党，清清楚楚。 虽然新旧两党都还没有发展出近代政党的组织结构，只是非常松散的联结，但两党都有领袖人物，旧党以司马光为首，新党以王安石为首，俨然党魁。旧党的政治主张保守一些，新党则激进一些，分别属于保守派和改革派，也算是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了。两党各有英才，他们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是个人私利而争斗，也比较接近现代的政党精神。这种宽容的风气，是后来的元明清三代都无法比拟的。
经济：证券、纸币与矿业
北宋变法领袖王安石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跟其他封建王朝根深蒂固的“崇本抑末”（所谓本就是农业）的惯性不同，宋朝政府表现出强烈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明显的“财政国家”性质，对开拓市场、发展商业、创造财富都有浓厚的兴趣。
为鼓励农民贷款消费，有些地方政府在发放青苗钱的时候，居然“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贯费二三矣，有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取乐，以蛊惑之。”政府在官衙发放青苗钱贷款，同时又在城门中设立酒肆，看到老百姓贷款后走出来，就引诱他们进去饮酒，怕他们不来，还找来一批歌妓表演进行“勾引”，这在其他王朝，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地位一直要高于“利益”，而追逐利益（利润），则是资本主义以来的现代经济的最根本特征。美国思想家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一书中，考察了欧洲启蒙时代一个关键的观念转换：本来为精英阶层所不齿的欲望（interest）一词，其意义逐渐演变为更客观、更正面的“利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道德观念的障碍。
政府提倡商业，故而宋代的商人地位也很高，没有遭受到别的朝代所普遍受到的歧视现象，因此，在宋代的经济领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创新。 “交引铺”即是一大创新，它非常接近于今日的证券交易所。在“交引铺”里成交的商品为盐引、茶引，矾引、香药引等有价证券。宋代实行比较广泛的禁榷制度，盐、茶、矾、香药等采取间接专卖，先由商人向政府设立的“榷货务”（管理机构）交纳现钱，换取一张交引，然后凭借这张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等商货。交引的原始功能类似于“提货单”，见引给货，认引不认人。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能，获得了有价证券的流通功能——由于交引的价值存在一个巨大的虚估额，这个虚估额成了附加于交引之上的利润空间，可以吸引买家来购买交引。交引的转手，实际上便是分割“虚估”利润的过程。交引作为一种可以凭证提货的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会涨跌，可以吸引商人进来炒作。于是，类似于证券交易所的“交引铺”就应运而生了。
宋代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倾向，政府设立了多种官营的金融机构，包括交引库、榷货务、交子务等。交子，就是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真宗时（十一世纪初）。当时，使用铁钱的四川地区由于铁钱过于笨重（也有说法是民间出现钱荒），不便交易，十六户富民便联合起来，成立“交子铺”，印造、发行一种纸质的“交子”，四川的商民只要向交子铺交纳现钱，便可兑换成等值的交子，这叫“纳钱请交”。人们用交子来交易，比使用铁钱方便多了。此时的交子，类似于银行券。作为银行券，只要保证兑换正常，它本身是不会贬值的。交子的诞生，给四川的商贸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时人说：“（交子）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钱不如交子便也。”后来（大约宋仁宗初年），由于主持交子铺的富民资产出了些问题，不能即偿，交子无法及时兑换成现金，引发了官司，成为一场“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政府关闭了交子铺，但是同时，政府也认识到交子的进步意义，设立了官营的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最初的发行限额为1256340贯，准备金为36万贯，占发行交子总额的29%。官交子获得了法偿地位，显然，这时候交子的性质，已经从银行券演变成以国家信用支持的法币了——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除了金融业，宋代还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最特别的就是开矿了。在世界范围内，开矿被称为“原始的工业化”，矿业的兴起是工业化早期的重要特征。宋朝人对矿业开发具有一种近乎资本家的热情，不但设有专门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探矿、报矿，报矿人甚至可以优先承包矿场的开采。由于政府采取积极的矿产开发政策，宋代的矿场数以万计。在宋代，矿场多实行私人承包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矿业开采，矿主只需向官府缴纳20%的税收就可以了。
城市、市民、契约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王朝。汉代的人口峰值为6500万，唐代的人口最多达6500万至7000万，而到了北宋末期，人口差不多翻了一倍，达到一亿多。
宋朝也是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城市化率最高的一个时代。“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学者研究显示，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22.4%。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左右，而清代中叶的城市化率才7%。北宋时的开封，约有150万人，而南宋时的杭州，或已超过了250万人，这在今天也算比较大的城市。
但城市并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这么简单。它是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城市的生活物资需要乡村供给，城市又出售百物，滋养乡村。将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的，就是商业。城市化较高的地方，商业也必然发达。当然，城市也是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在宋代，已经发展出比较成熟的城市治理系统。宋代的城市中，原来井然有序的坊市制已经打破，发达的商业、庞大的人口规模、宽松的社会管制在创造繁荣的同时，也制造了无数藏污纳垢的城市空间，社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立体化，以现代社会的治理经验来说，这得需要警察。其实，在宋代，就已经有了专门司职治安的警察——最迟在10世纪，当时的政府已对一般行政职能与警察职能作了区分。当然，对一个城市来说，消防也必不可少，在北宋就有了消防队，称为“潜火队”“潜火兵”，火灾警报一旦响起，潜火队就必须马上出警灭火。
城市催生了一套立体而复杂的管理系统，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本质的仍然是人，居住在大城市的市民，拥有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他们组成了一个新兴的市民社会。宋代以前，城市居民的主体是贵族、官员、士人与兵将，当然也有一般市民，但只有到了宋代，商业化与城市化的扩展，才促使城市出现了一个由富商、店主、小商贩、手艺人、艺人、下层文人、市井小民、雇工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了富有市井气息的市民社会。这些市民，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喝茶、饮酒，还有各种城市的娱乐活动。
市民社会形成的一个更明显的标志是，宋朝的市民开始产生了明确的市民意识，即自觉地将自己的身份跟乡民区分开来，表现在市井文化上，就是拿乡下人作为取笑、调侃的对象。另外，市民意识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契约精神。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化：门阀世家瓦解了，平民社会取而代之；奴婢制瓦解了，雇佣制取而代之；计口受田的均田制瓦解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市场取而代之。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变革，其核心就是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纵观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进程中，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本文参考赫希曼《欲望与利益》、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刻》）
文学史中的宋代，最经典的场景则是：苏轼、欧阳修、王安石这些大文豪，往往会有多次被贬的经历，他们心忧天下，怀念朋友，“在路上”写下很多动人的诗文。这些诗文很多都进了教科书，但是教科书没有交代他们被贬的原因：这些才子们分属当时的“新党”和“旧党”，有不同的施政纲领，你方唱罢我登场，下台的一方，往往被贬，但是却很少有人因此而被杀头——这和皇权的强硬形象，是有矛盾的。
这就是宋朝，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那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个最好的时代，至少读书人会这么认为。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告诉你，一个被误解了的宋朝，其实魅力四射。
政治：虚君，实相，宽容的政治风气
两宋三百余年，几乎从未诛杀上书言事的士民，这是因为皇帝受到的一项约束：太祖立下的誓约。据说，赵匡胤当皇帝后的第三年，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这块碑到目前还没有出土，其真实性存疑，但是碑文中的誓词却流传甚广，誓词共有三行：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三条誓言，其实是两条，第三条不过是“对天发誓”的表态。前两条，第一条涉及北宋政权的起源，因为赵匡胤是从柴氏那里夺取了政权，但他没有赶尽杀绝，而是主张宽容对待柴氏后人，称得上仁慈。第二条“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之人”——这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是个亮点。这种承诺鼓励了大臣们勇于上书言事，客观上也增加了大臣手中的权力。
由此可见，从赵匡胤开始，宋代就有限制皇权的传统。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是在颁发任命诏书时却遇到了一个程序上的难题：诏书没有宰相的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辞职。要知道，宋代的做法是，皇帝下诏书，宰相要在上面签字的。赵匡胤没有办法，就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还不领情，说：“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这道诏书。
还有一例：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级别很高但无实权的闲职），但廷议时没有通过，只好作罢。不久后，仁宗因为受了张贵妃吹的“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提出来。这日临上朝，张贵妃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的事哦”。皇上说：“得，放心吧”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宜徽使，谁知半路跑出一个包拯来，极力反对，“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过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她说：“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在君臣权力长期的博弈中，皇权得到某种限制，这是儒家的封建政治理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宋代的现实是最接近这种“理想”的。“虚君”不仅是宋代士大夫的重要共识，即使是君主本人，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共识唱反调。强势的宋太宗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太宗之子真宗皇帝对辅臣说：“军国之事，无巨细必与卿等议之，朕未尝专断，卿等固亦无隐，以负朕意也。”真宗之子宋仁宗更是“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在“虚君”体制中，君主百事不会，并不是缺点，而是美德。因为君主高高在上，处于超然的地位而不亲细务，具体治理国家的权责归于政府。到了清朝，皇帝才以君主独裁为荣，如康熙自诩：“今天下大小事，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他人，则渐不可行。”
在宋代，君主不亲细务，不需要具体执政，而是一切责成宰相领导的政府。与宋代“虚君”思想互为表里的是“实相”的政体结构。用程颐的话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在宋朝，所有的诏书当然也是以君主的名义发出的，宰相的执政权力体现在何处呢？一是，诏书的起草，原则上都需经宰相所辖的中书舍人之手，诏书表达的都是政府的意见，大多时候皇帝只是签字而已。更重要的是，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能成为朝廷的正式政令。
“实相”有一个后果，当了宰相的人，必然会有自己信任的班子，而一旦“下课”，整个班子都可能“下课”。到新宰相出现，又会重用自己的人。这就是历史上的“朋党之争”。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朋党”是一个很忌讳的话题，“结党营私”也是很严重的罪名，可能仅次于谋反篡位。在宋代，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秦观等名臣都发表过“朋党论”，这多少说明，“朋党之争”是困扰这些精英的一个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人的“朋党论”中，不乏为朋党正名的观点，他们已经开始从另一面来解释朋党的政治意义了。
庆历年间，仁宗皇帝与执政团队谈及“朋党之事”，范仲淹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范仲淹的同僚欧阳修还特别写了一篇《朋党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是天经地义的，而治理天下，也离不开君子之党。欧阳修的观点，得到了宽容对待，皇帝也没有反驳他。
宋神宗时期出现的新党与旧党，跟传统的“朋党”又不一样：他们的分化与私人恩怨毫无关系，许多分属新旧两党的士大夫，在朝堂上是争执不休的政敌，但私下里却是很好的朋友。王安石（主张变法的新党）跟苏轼、司马光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争论，形成党争，但也不会用手段激化他们去斗争。他们上朝意见不合，下来还是好朋友。王安石跟苏东坡常常一起写诗，一起下棋，可是上朝的时候，你是旧党，我是新党，清清楚楚。 虽然新旧两党都还没有发展出近代政党的组织结构，只是非常松散的联结，但两党都有领袖人物，旧党以司马光为首，新党以王安石为首，俨然党魁。旧党的政治主张保守一些，新党则激进一些，分别属于保守派和改革派，也算是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了。两党各有英才，他们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是个人私利而争斗，也比较接近现代的政党精神。这种宽容的风气，是后来的元明清三代都无法比拟的。
经济：证券、纸币与矿业
北宋变法领袖王安石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跟其他封建王朝根深蒂固的“崇本抑末”（所谓本就是农业）的惯性不同，宋朝政府表现出强烈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明显的“财政国家”性质，对开拓市场、发展商业、创造财富都有浓厚的兴趣。
为鼓励农民贷款消费，有些地方政府在发放青苗钱的时候，居然“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贯费二三矣，有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取乐，以蛊惑之。”政府在官衙发放青苗钱贷款，同时又在城门中设立酒肆，看到老百姓贷款后走出来，就引诱他们进去饮酒，怕他们不来，还找来一批歌妓表演进行“勾引”，这在其他王朝，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地位一直要高于“利益”，而追逐利益（利润），则是资本主义以来的现代经济的最根本特征。美国思想家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一书中，考察了欧洲启蒙时代一个关键的观念转换：本来为精英阶层所不齿的欲望（interest）一词，其意义逐渐演变为更客观、更正面的“利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道德观念的障碍。
政府提倡商业，故而宋代的商人地位也很高，没有遭受到别的朝代所普遍受到的歧视现象，因此，在宋代的经济领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创新。 “交引铺”即是一大创新，它非常接近于今日的证券交易所。在“交引铺”里成交的商品为盐引、茶引，矾引、香药引等有价证券。宋代实行比较广泛的禁榷制度，盐、茶、矾、香药等采取间接专卖，先由商人向政府设立的“榷货务”（管理机构）交纳现钱，换取一张交引，然后凭借这张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等商货。交引的原始功能类似于“提货单”，见引给货，认引不认人。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能，获得了有价证券的流通功能——由于交引的价值存在一个巨大的虚估额，这个虚估额成了附加于交引之上的利润空间，可以吸引买家来购买交引。交引的转手，实际上便是分割“虚估”利润的过程。交引作为一种可以凭证提货的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会涨跌，可以吸引商人进来炒作。于是，类似于证券交易所的“交引铺”就应运而生了。
宋代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倾向，政府设立了多种官营的金融机构，包括交引库、榷货务、交子务等。交子，就是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真宗时（十一世纪初）。当时，使用铁钱的四川地区由于铁钱过于笨重（也有说法是民间出现钱荒），不便交易，十六户富民便联合起来，成立“交子铺”，印造、发行一种纸质的“交子”，四川的商民只要向交子铺交纳现钱，便可兑换成等值的交子，这叫“纳钱请交”。人们用交子来交易，比使用铁钱方便多了。此时的交子，类似于银行券。作为银行券，只要保证兑换正常，它本身是不会贬值的。交子的诞生，给四川的商贸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时人说：“（交子）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钱不如交子便也。”后来（大约宋仁宗初年），由于主持交子铺的富民资产出了些问题，不能即偿，交子无法及时兑换成现金，引发了官司，成为一场“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政府关闭了交子铺，但是同时，政府也认识到交子的进步意义，设立了官营的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最初的发行限额为1256340贯，准备金为36万贯，占发行交子总额的29%。官交子获得了法偿地位，显然，这时候交子的性质，已经从银行券演变成以国家信用支持的法币了——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除了金融业，宋代还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最特别的就是开矿了。在世界范围内，开矿被称为“原始的工业化”，矿业的兴起是工业化早期的重要特征。宋朝人对矿业开发具有一种近乎资本家的热情，不但设有专门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探矿、报矿，报矿人甚至可以优先承包矿场的开采。由于政府采取积极的矿产开发政策，宋代的矿场数以万计。在宋代，矿场多实行私人承包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矿业开采，矿主只需向官府缴纳20%的税收就可以了。
城市、市民、契约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王朝。汉代的人口峰值为6500万，唐代的人口最多达6500万至7000万，而到了北宋末期，人口差不多翻了一倍，达到一亿多。
宋朝也是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城市化率最高的一个时代。“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学者研究显示，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22.4%。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左右，而清代中叶的城市化率才7%。北宋时的开封，约有150万人，而南宋时的杭州，或已超过了250万人，这在今天也算比较大的城市。
但城市并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这么简单。它是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城市的生活物资需要乡村供给，城市又出售百物，滋养乡村。将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的，就是商业。城市化较高的地方，商业也必然发达。当然，城市也是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在宋代，已经发展出比较成熟的城市治理系统。宋代的城市中，原来井然有序的坊市制已经打破，发达的商业、庞大的人口规模、宽松的社会管制在创造繁荣的同时，也制造了无数藏污纳垢的城市空间，社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立体化，以现代社会的治理经验来说，这得需要警察。其实，在宋代，就已经有了专门司职治安的警察——最迟在10世纪，当时的政府已对一般行政职能与警察职能作了区分。当然，对一个城市来说，消防也必不可少，在北宋就有了消防队，称为“潜火队”“潜火兵”，火灾警报一旦响起，潜火队就必须马上出警灭火。
城市催生了一套立体而复杂的管理系统，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本质的仍然是人，居住在大城市的市民，拥有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他们组成了一个新兴的市民社会。宋代以前，城市居民的主体是贵族、官员、士人与兵将，当然也有一般市民，但只有到了宋代，商业化与城市化的扩展，才促使城市出现了一个由富商、店主、小商贩、手艺人、艺人、下层文人、市井小民、雇工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了富有市井气息的市民社会。这些市民，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喝茶、饮酒，还有各种城市的娱乐活动。
市民社会形成的一个更明显的标志是，宋朝的市民开始产生了明确的市民意识，即自觉地将自己的身份跟乡民区分开来，表现在市井文化上，就是拿乡下人作为取笑、调侃的对象。另外，市民意识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契约精神。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化：门阀世家瓦解了，平民社会取而代之；奴婢制瓦解了，雇佣制取而代之；计口受田的均田制瓦解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市场取而代之。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变革，其核心就是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纵观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进程中，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本文参考赫希曼《欲望与利益》、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