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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刊理由：他，为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投注了大量的精力，为云南文化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并在工作之余，针对当下云南文坛的种种现象，写了大量理论批评文章，他的理论批评文章关注点紧紧集中在云南这块瑰丽而神奇的红土高原上，把云南本土的当代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为云南文学的崛起，为文学“滇军” 能真正冲出云南而思索。同时他也撰写了一些反映当下、有时代特色的报告文学，对当下的社会热点做过深度有质量的报告。从事文学三十余载，一心为云南文学的发展倾注热情与心血，他就是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红昆。
云南，一个伸手能摸到白云、侧耳能听到山语的童话之地。这里，拥有多彩多姿的少数民族生活；这里，拥有源远流长的云南历史文化；这里，拥有倚马千言，笔耕不辍的文字工作者；这里，有一位心系云南文学发展，致力为开创云南文坛新纪元尽心竭力的作协“工作者”——杨红昆。
初见杨红昆，是在云南省作家协会的办公室内，他微笑着把记者一行迎进室内，给我们倒了水。他的笑容带著阳光般的柔和，让初秋那一点点寒意瞬间消失殆尽。炯炯有神的双眼，仿佛能看透人的内心，言语更是温和谦虚，说是采访，倒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交流谈心。由于杨红昆公务缠身，采访前后进行了三次才得以圆满完成。
艰难困苦 谱写命运之歌
古人谚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话用来形容杨红昆的生活经历恰如其分。1971年，为了响应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16岁的杨红昆和当时所有同龄人一起赴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永宁公社插队务农，成为了一名知青；1974年，他辗转做了易门铜矿的工人；1979年，他被调到云南汽车厂，成为了一名汽车厂的工人。
在此期间，杨红昆经历了中国的一场重大变革，也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以邓小平为主的国家领导人在会议中宣布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的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这个消息让正在易门铜矿做工人的杨红昆很是兴奋。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红色年代，工人这个职业很稳定，但是对知识的渴望让杨红昆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然而，“理想和现实往往是有差距的”，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满怀希望的杨红昆并没有能如愿参加。“1977年的高考招生，家庭成分是审核的关键，由于我 ‘家庭成分’的问题，那年的高考我没有领到准考证。”杨红昆遗憾地告诉记者。
秉承着“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1978年，杨红昆再次踏入高考的考场，然而，上天似乎并没有为他的执着打动，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那一年的高考，杨红昆再次失利；1979年，第三次参加高考的杨红昆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云南省玉溪师范专科学校。但是，由于当时他正在办理工作调动，所以机会再次与他擦肩而过。三年的时间，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了又跌倒，杨红昆已经做好了放弃大学梦，专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准备。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又改变了他的想法。一天，杨红昆和朋友相约到云南大学游玩，云南大学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人文环境和良好的学习环境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当下便在心中暗下决心要再考大学，目标就是云南大学。1980年，杨红昆鼓足了劲再次参加了高考，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在那一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云南大学中文系。“1980年的那场高考，是我当时最后的希望，因为当时的高考是有年龄限制的，错过了那一年，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参加高考，圆我的大学梦了。”杨红昆沉浸在他的过去回忆中。
大学，是一段的纯真的青春，一段年少轻狂的岁月，一个充满幻想的时代。风华正茂的杨红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象牙塔里，有他不可磨灭的足迹，书页沾染他成熟的轨迹。在云南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杨红昆接触到了写作，并爱上了写作，且开始对云南文坛的未来进行思考。此时，也是他创作理论批评文学和报告文学的萌芽阶段，从1981年开始，他的作品陆续见诸于各种刊物。
谈到文学创作道路，杨红昆坦言，自己的文学道路是充满坎坷的，在小学三年纪的时候，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大量经典的文学作品都难以见到，更别说阅读了，小学生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些文学作品，能读到的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这类书籍。然而，这些外界的压力丝毫没有让杨红昆对文学的热爱有丝毫的减退，无论困难有多大，杨红昆都想方设法地去读一些著作。“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位小伙伴深夜潜入被封存的图书馆，偷了很多书，就这样看到了很多苏联的作品。还有一次，在一个亲戚家看到一本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便在亲戚家三天不出门，直到将这本书看完。”杨红昆回忆说，文革期间，自己这样看书的经历还有很多，因为太热爱文学，所以无论什么困难他都愿意克服。
文革“破四旧“摧毁过很多书籍，而有些书撕得不是很彻底，拼凑一下也还是可以阅读的，杨红昆每每发现这样的书籍都会兴奋得将它们一一看完。当然，这样的书籍并没有完整版的那样方便，看的时候非常吃力，需要在看书时不断地寻找页码，不断地上下对照，但是这样的困难对于当时的杨红昆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对知识的渴望让他忘却了一切。1980年，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后，杨红昆才真正地进入到文学创作中，他最早接触到文学创作也是大学时候的作文课。“说到文学写作，还是最感谢我的恩师云南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乔传藻老师，他的写作课讲得特别生动，让我对文学有了更多的认识，爱上了写作。他对我的写作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杨红昆说，当时写得最多的就是评论性文章，特别是影评。
积极努力 促进“滇军”崛起
“一个人如果下决心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下决心要做成什么样的事，那么，意志或者说动机的驱动力会使他心想事成，如愿以偿。”杨红昆用行动诠释了这句至理名言。 1984年，大学毕业的杨红昆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进入本专业机构（当时这些机构是大学生最理想的“归宿”），而是选择进入云南省文联工作。从此，他便踏上了为云南文学繁荣发展默默奉献的道路。“选择进入文联工作，其实家人是不同意的，因为1984年距离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10年的时间，而云南省文联是云南省文革斗争中被打压最激烈、损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杨红昆告诉记者，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同学对文联都是望而却步的。
在种种压力下，杨红昆并没有畏惧，而是义无反顾的来到了云南省文联作协，并且30年如一日，勤勤恳恳、踏实奋进，为云南省文学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初到文联工作，杨红昆并没有把过多精力放在自己的事情上，而是将视野放在全云南省的文学发展中。从小就酷爱读书的杨红昆，在来到省作协以前就浏览了很多书籍，但是大多数都是名著。“来到作协，最主要的工作和愿望就是发展云南省文坛，让云南本土作家走出云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于是，他开始阅读云南本土作家的著作，从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多种形式指出他们的问题，寻找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杨红昆说，“当时，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交通不发达，思想不活跃是云南本土作家在创作时遇到的最大阻碍。”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于作家，能做到行万里路十分重要。于是，杨红昆便鼓励云南本土作家走出去，到外面多看多学，以此来提升本土作家的写作水平。此外，作为在一位云南省作家协会工作多年的管理者和组织者，杨红昆为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投注了大量的精力，也为云南文学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在工作之余，针对当下云南文坛的种种现象，他写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尤以写理论批评文章与报告文学作品而见长。他的理论批评文章关注点紧紧集中在云南这块瑰丽而神奇的红土高原上，他把云南现当代，尤其是当下的云南本土作家作为研究的对象。他的视野不再满足于或局限于云南一隅，他把云南文学放在全国的文学大花园中进行了比较研究，让他在云南的大地上树立起全国水平的标杆，把云南文学所书写和表达的主题放到了人类的命运、人类共有的感情、人类共有的伤痛的大背景上去思考。为此，除擦亮眼睛仔细搜索云南本土作家文学作品中的闪光点并把这些闪亮的地方发扬下去和宣扬出去外，寻找和发现文学“滇军”之不足，把脉诊治云南文学存在的顽疾，并把这些毫不隐晦的指出才是他写理论批评文章的使命和不懈追求。
多年来，杨红昆为云南文学的崛起，为文学“滇军”能真正冲出云南而不断思索。并写了一系列作家作品的评论，这些评论既有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又写了当时功成名就的老一辈作家，对两者杨红昆的文章，都能客观公正地进行批评指正，他的理论文章没有那种浮光掠影、隔靴搔痒的毛病，更没有那种恭维奉承、粉饰逢迎的恶习，他的评论务实而客观，他不热衷于思想性、艺术性之类的空谈泛议，也不喜欢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八股文”样的刻板拼凑，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在这片红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文学爱好者，以其敏锐而深邃的洞察力，以其开阔的视野，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有的放矢、恳切细致地分析，并以其坦诚和直率的文笔书写以资写作者借鉴和思考。他往往能把云南文学的创作自觉放到全国的高度进行思考，例如，把云南作家笔下的边地小说与西北边地小说做比较，通过典型作品的举例比较阅读，直言云南边地小说在写作观念上的陈旧，批评云南边地小说作家的眼界只是停留在边地外部特征的描摹上，批评小说中仅仅只是撷取一些独特风味满足于人们的好奇心。呼吁作家要深入生活，写出历史的厚重，写出生活中复杂而又尖锐的矛盾。可以说，他的评论文章中呼吁的问题，在当下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云南作家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他树立的尖刻而坦诚的评论风格，是值得从事理论批评文章写作者借鉴和学习的。
杨红昆在报告文学方面的成就与他在理论批评文章方面的成就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作为作家肩上所承担的道义和责任，正是这份道义和责任促使他不断地阅读、写作、思考和呼喊。如他的代表作《云南美——关于云南生态环境的对话》就是一本关于云南生态环境的对话，是作者与本省作家蒋吉成合著的一部报告文学集。该书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实地走访获取原始资料，然后融入自己深切的感受、理性思考地分析了云南的东川、滇池、丽江、洱海、西双版纳、思茅等地的生态环境，并形成一部报告文学来。此外，他的体育报告文学常常把自己的深切感受与全世界体育运动很好融和在一起，就像是行者的漫笔，如涓涓细流滋润心田。他的报告文学又是真实准确的，文中充满了对中国体育运动的忧患和呼喊，其间蕴涵的哲理和启示让人慨叹。
杨红昆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和优美的文学色彩，在文学创作及组织工作中，他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实现了文学组织工作和文学梦想的双重超越。
天道酬勤 不忘使命
从1984年至2014年，杨红昆在云南省文联作家协会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30载岁月的风风雨雨， 30个春秋道路的沟沟坎坎，30年的苦，30年的甜，杨红昆已经从当时的一名云南省作协的普通工作者成长为一位作协工作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其中的艰辛可见一斑。
在云南省作协工作期间，杨红昆大量阅读了云南省作家的作品，对云南作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不能把云南作家放在世界的潮流中去看待，应该实事求是在全国的大背景下来看云南作家的进步和成长。为此，杨红昆出了一本评论集《落叶集》。此外，杨红昆还多次策划、组织全国性文学活动，如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昆明）会议，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颁奖典礼，全国著名作家写云南大型采访活动等；也曾多次带领作协工作团队到基层调研，并就如何发展繁荣云南文学、促进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撰写了调研报告，并上报中国作协和云南省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让云南文学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如在第三、四、五、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中，云南作家开始崭露头角，收获不菲。 “每个人的土地都是湿润而肥沃的，只要你肯付出勤勉与努力，生命的百合花就会对你绽放。”30年的奋斗，30年的努力，杨红昆终于收获了成果。2009年，获聘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中国作协专家库高级专家；2010年，获聘为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奖评委；同年，他荣获云南省委宣传部表彰，被评为“先进个人”。2011年，他获聘为中国作家协会茅盾文学奖评委和云南省作家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副主任。2010年、2011、2012年，他连续三年获云南省文联“先进个人”称号，并荣立三等功一次；此外，在他的带领下，云南省作协连续4年获“先进单位”的称号。
回忆杨红昆的写作道路可以发现，他曾在《中国作家》《文艺报》《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边疆文学》《滇池》《云南日报》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论文近200万字。出版有评论集《落叶集》、报告文学集《足球，足球》。长篇报告文学《跨越高黎贡山》《美丽·忧思——关于云南环境的对话》（合著）。主编散文集《彩云南》《云南五十年书目荟萃》《灵魂里的太阳花》、诗文集《伊洛瓦底江两岸》《云飞扬——云南聘任制作家作品选》、论文集《高天流云——中国著名作家赴云南采风文集》《彝族＼哈尼族文学评论集》、小说集《树上的风筝》《天上的眼睛》，主编《云南作家丛书》8种等。并出版有多部文学作品，主编丛书数十部等。其中报告文学《飞人世纪之战》曾获云南首届文学艺术奖，云南省第三届社科文艺期刊编辑一等奖。2010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云南美》获2012年云南文艺精品奖。主编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大道健行》获“五个一”工程奖。这些成绩，都是杨红昆用几十年的坚持不懈，刻苦努力换来的。
但是，对于杨红昆来说，个人的荣誉永远都是小事，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才是大事。作为作协的一名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杨红昆做的最多的工作还是培养云南作家，协助云南作家进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末，中国作协的外事活动比较活跃，作为中国通向东南亚的枢纽中心，云南省的区位由此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在杨红昆等云南省作家协会领导的共同努力下，云南省作家协会与东南亚各国作家协会建立了交流机制，共同成立了湄公河文学奖。为促进云南文学走出云南，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巴尔扎克曾说，“真正的学者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暗暗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而生前并不因此出名。”杨红昆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无止境地奉献自己，暗暗帮助云南作家成就未来，默默促进云南文学发展的学者。他是蜜蜂，把自己辛勤采摘的蜂蜜无私的奉献给需要的人；他是磨刀石，消耗了自己成就了宝剑的锋利；他是云南省作家协会默默无闻为从事文学的工作者做嫁衣的人——杨红昆。
云南，一个伸手能摸到白云、侧耳能听到山语的童话之地。这里，拥有多彩多姿的少数民族生活；这里，拥有源远流长的云南历史文化；这里，拥有倚马千言，笔耕不辍的文字工作者；这里，有一位心系云南文学发展，致力为开创云南文坛新纪元尽心竭力的作协“工作者”——杨红昆。
初见杨红昆，是在云南省作家协会的办公室内，他微笑着把记者一行迎进室内，给我们倒了水。他的笑容带著阳光般的柔和，让初秋那一点点寒意瞬间消失殆尽。炯炯有神的双眼，仿佛能看透人的内心，言语更是温和谦虚，说是采访，倒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交流谈心。由于杨红昆公务缠身，采访前后进行了三次才得以圆满完成。
艰难困苦 谱写命运之歌
古人谚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话用来形容杨红昆的生活经历恰如其分。1971年，为了响应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16岁的杨红昆和当时所有同龄人一起赴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永宁公社插队务农，成为了一名知青；1974年，他辗转做了易门铜矿的工人；1979年，他被调到云南汽车厂，成为了一名汽车厂的工人。
在此期间，杨红昆经历了中国的一场重大变革，也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以邓小平为主的国家领导人在会议中宣布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的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这个消息让正在易门铜矿做工人的杨红昆很是兴奋。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红色年代，工人这个职业很稳定，但是对知识的渴望让杨红昆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然而，“理想和现实往往是有差距的”，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满怀希望的杨红昆并没有能如愿参加。“1977年的高考招生，家庭成分是审核的关键，由于我 ‘家庭成分’的问题，那年的高考我没有领到准考证。”杨红昆遗憾地告诉记者。
秉承着“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1978年，杨红昆再次踏入高考的考场，然而，上天似乎并没有为他的执着打动，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那一年的高考，杨红昆再次失利；1979年，第三次参加高考的杨红昆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云南省玉溪师范专科学校。但是，由于当时他正在办理工作调动，所以机会再次与他擦肩而过。三年的时间，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了又跌倒，杨红昆已经做好了放弃大学梦，专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准备。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又改变了他的想法。一天，杨红昆和朋友相约到云南大学游玩，云南大学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人文环境和良好的学习环境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当下便在心中暗下决心要再考大学，目标就是云南大学。1980年，杨红昆鼓足了劲再次参加了高考，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在那一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云南大学中文系。“1980年的那场高考，是我当时最后的希望，因为当时的高考是有年龄限制的，错过了那一年，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参加高考，圆我的大学梦了。”杨红昆沉浸在他的过去回忆中。
大学，是一段的纯真的青春，一段年少轻狂的岁月，一个充满幻想的时代。风华正茂的杨红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象牙塔里，有他不可磨灭的足迹，书页沾染他成熟的轨迹。在云南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杨红昆接触到了写作，并爱上了写作，且开始对云南文坛的未来进行思考。此时，也是他创作理论批评文学和报告文学的萌芽阶段，从1981年开始，他的作品陆续见诸于各种刊物。
谈到文学创作道路，杨红昆坦言，自己的文学道路是充满坎坷的，在小学三年纪的时候，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大量经典的文学作品都难以见到，更别说阅读了，小学生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些文学作品，能读到的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这类书籍。然而，这些外界的压力丝毫没有让杨红昆对文学的热爱有丝毫的减退，无论困难有多大，杨红昆都想方设法地去读一些著作。“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位小伙伴深夜潜入被封存的图书馆，偷了很多书，就这样看到了很多苏联的作品。还有一次，在一个亲戚家看到一本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便在亲戚家三天不出门，直到将这本书看完。”杨红昆回忆说，文革期间，自己这样看书的经历还有很多，因为太热爱文学，所以无论什么困难他都愿意克服。
文革“破四旧“摧毁过很多书籍，而有些书撕得不是很彻底，拼凑一下也还是可以阅读的，杨红昆每每发现这样的书籍都会兴奋得将它们一一看完。当然，这样的书籍并没有完整版的那样方便，看的时候非常吃力，需要在看书时不断地寻找页码，不断地上下对照，但是这样的困难对于当时的杨红昆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对知识的渴望让他忘却了一切。1980年，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后，杨红昆才真正地进入到文学创作中，他最早接触到文学创作也是大学时候的作文课。“说到文学写作，还是最感谢我的恩师云南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乔传藻老师，他的写作课讲得特别生动，让我对文学有了更多的认识，爱上了写作。他对我的写作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杨红昆说，当时写得最多的就是评论性文章，特别是影评。
积极努力 促进“滇军”崛起
“一个人如果下决心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下决心要做成什么样的事，那么，意志或者说动机的驱动力会使他心想事成，如愿以偿。”杨红昆用行动诠释了这句至理名言。 1984年，大学毕业的杨红昆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进入本专业机构（当时这些机构是大学生最理想的“归宿”），而是选择进入云南省文联工作。从此，他便踏上了为云南文学繁荣发展默默奉献的道路。“选择进入文联工作，其实家人是不同意的，因为1984年距离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10年的时间，而云南省文联是云南省文革斗争中被打压最激烈、损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杨红昆告诉记者，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同学对文联都是望而却步的。
在种种压力下，杨红昆并没有畏惧，而是义无反顾的来到了云南省文联作协，并且30年如一日，勤勤恳恳、踏实奋进，为云南省文学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初到文联工作，杨红昆并没有把过多精力放在自己的事情上，而是将视野放在全云南省的文学发展中。从小就酷爱读书的杨红昆，在来到省作协以前就浏览了很多书籍，但是大多数都是名著。“来到作协，最主要的工作和愿望就是发展云南省文坛，让云南本土作家走出云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于是，他开始阅读云南本土作家的著作，从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多种形式指出他们的问题，寻找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杨红昆说，“当时，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交通不发达，思想不活跃是云南本土作家在创作时遇到的最大阻碍。”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于作家，能做到行万里路十分重要。于是，杨红昆便鼓励云南本土作家走出去，到外面多看多学，以此来提升本土作家的写作水平。此外，作为在一位云南省作家协会工作多年的管理者和组织者，杨红昆为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投注了大量的精力，也为云南文学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在工作之余，针对当下云南文坛的种种现象，他写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尤以写理论批评文章与报告文学作品而见长。他的理论批评文章关注点紧紧集中在云南这块瑰丽而神奇的红土高原上，他把云南现当代，尤其是当下的云南本土作家作为研究的对象。他的视野不再满足于或局限于云南一隅，他把云南文学放在全国的文学大花园中进行了比较研究，让他在云南的大地上树立起全国水平的标杆，把云南文学所书写和表达的主题放到了人类的命运、人类共有的感情、人类共有的伤痛的大背景上去思考。为此，除擦亮眼睛仔细搜索云南本土作家文学作品中的闪光点并把这些闪亮的地方发扬下去和宣扬出去外，寻找和发现文学“滇军”之不足，把脉诊治云南文学存在的顽疾，并把这些毫不隐晦的指出才是他写理论批评文章的使命和不懈追求。
多年来，杨红昆为云南文学的崛起，为文学“滇军”能真正冲出云南而不断思索。并写了一系列作家作品的评论，这些评论既有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又写了当时功成名就的老一辈作家，对两者杨红昆的文章，都能客观公正地进行批评指正，他的理论文章没有那种浮光掠影、隔靴搔痒的毛病，更没有那种恭维奉承、粉饰逢迎的恶习，他的评论务实而客观，他不热衷于思想性、艺术性之类的空谈泛议，也不喜欢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八股文”样的刻板拼凑，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在这片红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文学爱好者，以其敏锐而深邃的洞察力，以其开阔的视野，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有的放矢、恳切细致地分析，并以其坦诚和直率的文笔书写以资写作者借鉴和思考。他往往能把云南文学的创作自觉放到全国的高度进行思考，例如，把云南作家笔下的边地小说与西北边地小说做比较，通过典型作品的举例比较阅读，直言云南边地小说在写作观念上的陈旧，批评云南边地小说作家的眼界只是停留在边地外部特征的描摹上，批评小说中仅仅只是撷取一些独特风味满足于人们的好奇心。呼吁作家要深入生活，写出历史的厚重，写出生活中复杂而又尖锐的矛盾。可以说，他的评论文章中呼吁的问题，在当下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云南作家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他树立的尖刻而坦诚的评论风格，是值得从事理论批评文章写作者借鉴和学习的。
杨红昆在报告文学方面的成就与他在理论批评文章方面的成就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作为作家肩上所承担的道义和责任，正是这份道义和责任促使他不断地阅读、写作、思考和呼喊。如他的代表作《云南美——关于云南生态环境的对话》就是一本关于云南生态环境的对话，是作者与本省作家蒋吉成合著的一部报告文学集。该书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实地走访获取原始资料，然后融入自己深切的感受、理性思考地分析了云南的东川、滇池、丽江、洱海、西双版纳、思茅等地的生态环境，并形成一部报告文学来。此外，他的体育报告文学常常把自己的深切感受与全世界体育运动很好融和在一起，就像是行者的漫笔，如涓涓细流滋润心田。他的报告文学又是真实准确的，文中充满了对中国体育运动的忧患和呼喊，其间蕴涵的哲理和启示让人慨叹。
杨红昆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和优美的文学色彩，在文学创作及组织工作中，他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实现了文学组织工作和文学梦想的双重超越。
天道酬勤 不忘使命
从1984年至2014年，杨红昆在云南省文联作家协会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30载岁月的风风雨雨， 30个春秋道路的沟沟坎坎，30年的苦，30年的甜，杨红昆已经从当时的一名云南省作协的普通工作者成长为一位作协工作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其中的艰辛可见一斑。
在云南省作协工作期间，杨红昆大量阅读了云南省作家的作品，对云南作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不能把云南作家放在世界的潮流中去看待，应该实事求是在全国的大背景下来看云南作家的进步和成长。为此，杨红昆出了一本评论集《落叶集》。此外，杨红昆还多次策划、组织全国性文学活动，如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昆明）会议，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颁奖典礼，全国著名作家写云南大型采访活动等；也曾多次带领作协工作团队到基层调研，并就如何发展繁荣云南文学、促进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撰写了调研报告，并上报中国作协和云南省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让云南文学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如在第三、四、五、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中，云南作家开始崭露头角，收获不菲。 “每个人的土地都是湿润而肥沃的，只要你肯付出勤勉与努力，生命的百合花就会对你绽放。”30年的奋斗，30年的努力，杨红昆终于收获了成果。2009年，获聘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中国作协专家库高级专家；2010年，获聘为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奖评委；同年，他荣获云南省委宣传部表彰，被评为“先进个人”。2011年，他获聘为中国作家协会茅盾文学奖评委和云南省作家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副主任。2010年、2011、2012年，他连续三年获云南省文联“先进个人”称号，并荣立三等功一次；此外，在他的带领下，云南省作协连续4年获“先进单位”的称号。
回忆杨红昆的写作道路可以发现，他曾在《中国作家》《文艺报》《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边疆文学》《滇池》《云南日报》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论文近200万字。出版有评论集《落叶集》、报告文学集《足球，足球》。长篇报告文学《跨越高黎贡山》《美丽·忧思——关于云南环境的对话》（合著）。主编散文集《彩云南》《云南五十年书目荟萃》《灵魂里的太阳花》、诗文集《伊洛瓦底江两岸》《云飞扬——云南聘任制作家作品选》、论文集《高天流云——中国著名作家赴云南采风文集》《彝族＼哈尼族文学评论集》、小说集《树上的风筝》《天上的眼睛》，主编《云南作家丛书》8种等。并出版有多部文学作品，主编丛书数十部等。其中报告文学《飞人世纪之战》曾获云南首届文学艺术奖，云南省第三届社科文艺期刊编辑一等奖。2010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云南美》获2012年云南文艺精品奖。主编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大道健行》获“五个一”工程奖。这些成绩，都是杨红昆用几十年的坚持不懈，刻苦努力换来的。
但是，对于杨红昆来说，个人的荣誉永远都是小事，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才是大事。作为作协的一名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杨红昆做的最多的工作还是培养云南作家，协助云南作家进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末，中国作协的外事活动比较活跃，作为中国通向东南亚的枢纽中心，云南省的区位由此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在杨红昆等云南省作家协会领导的共同努力下，云南省作家协会与东南亚各国作家协会建立了交流机制，共同成立了湄公河文学奖。为促进云南文学走出云南，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巴尔扎克曾说，“真正的学者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暗暗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而生前并不因此出名。”杨红昆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无止境地奉献自己，暗暗帮助云南作家成就未来，默默促进云南文学发展的学者。他是蜜蜂，把自己辛勤采摘的蜂蜜无私的奉献给需要的人；他是磨刀石，消耗了自己成就了宝剑的锋利；他是云南省作家协会默默无闻为从事文学的工作者做嫁衣的人——杨红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