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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文化转型的现实意义
两年前，我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访谈学部委员的任务，第一次见到久仰的丁伟志先生。几次约谈访问使我收获很大。当时丁先生告诉我，和陈崧老师合作完成《中西体用之间》后，又以一己之力独撰一部民国文化思潮的通论著作，已近杀青。这就是丁老的得大著《裂变与新生：民国文化思潮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
读罢此书，总的感受是著作对民国文化思潮论述周全、公允持正，但绝不因此影响判断和评价之犀利。尤其是作者对当代文化路向的关切之情和深入学理思考，力透纸背。
改革旧文化的过程就是新旧文化冲突的过程，“国情论”往往成为拒绝变革者的一种借口说辞。在文化变革尚未完成的今天，“国情论”依然有较大市场。那么“国情”与文化革新之间是什么关系?作为一种值得分析的近代历史文化现象，它对当代文化建设有什么借鉴意义?如果说以往论者容易就史谈史，那么此著则十分重视文化转型的现实意义，对“国情论”的具体分析和批判正是以此为出发点。
举例而言，著作指出，很多新文化同仁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发表文章，《甲寅》实际成为新文化的前导开路。它较早鲜明反对复辟，宣扬共和政治体制的优越性，阐明民主主义启蒙的价值。帝制派当时就以“共和不合国情”论，鼓噪中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应该恢复帝制。《甲寅》作者深度阐述民主共和制度的先进和普遍性，指出绝非中国国情不宜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倒是历来受到专制统治者推崇的儒家学说往往被利用作为延续专制制度、拒绝制度变革的挡箭牌。著作揭示了“国情”是专制者实行专制统治、攫取国家利益的借口，戳穿了拒绝变革者的面具。百年间文化变迁的历程深刻告诉我们：近代文化和社会进步正是在屡屡与所谓“国情论”的斗争说理中获得前进。“国情论”的出现往往与拒绝制度变革、文化改良相联系，不能不令人警惕深思。
文化变革过程中的三个问题
文化变革过程中，需要处理三个层面问题：第一，引进什么样的新文化。第二，新旧文化是否能够“调和”并且怎样“调和”。第三，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这三者都是关系到今天文化变革的重要问题。毋宁说，近代以来的文化史就是这三个问题交互论争、逐渐递进的变迁史。
引进什么样的新文化，自从新文化同仁树起“科学”和“民主”大旗之时，这个问题就已基本解决，此后历次文化论争都对此没有多少异议。那么文化冲突就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新旧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这两个相互交错的问题上。
文化的新陈代谢本是常态，但在社会变迁剧烈的近代，则成为冲突迭起、值得探讨的问题。中西文化的调和会通说起源很早，著作梳理了自明末以来徐光启、张之洞、康有为、严复、杜亚泉、李大钊及章士钊等人的说法，指出章氏“新旧调和论”的提出，使五四后关于文化问题的探讨上升到一个较高的理论层次。其价值在于抓住了当时文化革命倡导者们“忽视文化传承关系这一立论上的严重疏漏”，肯定了“旧为新基”这一文化演进公理。但是，守成派最终选择“迎新不如守旧”，革新派则有偏激的“主观的故意主张”之嫌。其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东西文化进行整体的综合比较研究，做出了独具特色的哲理思考。他对“人权”、“个性”、“平等”、“自由”等的认识达到了新文化同仁的高度，但他的孔学思想又使他往往凭一己爱憎而信口偏颇，丧失了对中国文化现状的理性评判。
近代初期直至一战结束，“东方文化救世论”始终是守成派的文化归宿。这一论调随着一战后资本主义复苏和社会主义的兴起而破产。其后具有学理价值的一派，是作为“新文化”有力“反对者”的“学衡派”的兴起。著作对“学衡派”的分析条索分明、全面精到，指出其价值在于提出了文学遗产如何定性、如何评估这样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吴宓等人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以人本主义为基础、融汇中西文化的设计，基本告别了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也不同于欧化论调，“有着独特的一套文化理论”，当属“新文化营垒中的一翼”。不过“学衡派”与新文化同仁的分歧，还是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著作指出，“学衡派”对精英文化的厚爱和对庸俗文化观的抵制，都具有认识论上的重要价值，但对启蒙思潮的不认同则是其致命伤，不能正视科学对人文的推动作用使其陷入无法圆说的文化困境。
“学衡派”较为清晰地提出了科学与人文、人生的关系问题，其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正是对此问题的全面展开，论著分析详尽，此不赘述。重要的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文化改革进程中的国人，直到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方才做出了一个高明的示范，指出了一条有效的道路。
“整理国故”运动的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表现了鲜明的文化革新倾向。但是对其提出批评的却不仅只是一些文化保守人士，而是有很多胡适的同道朋友如吴稚晖、陈西滢等都批评甚烈，或指责引导青年钻故纸堆，或批评非当务之急。但胡适给予了正面解释，他在回答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胡适文存》三集卷二《庐山游记》)时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面对无法回避的文化遗产，胡适提出怀疑和实证的科学治学方法，从方法论上解决了如何改造传统文化、更好地创造新文化的问题，这是胡适对文化改革的重大贡献，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走向。著作对“整理国故”这场“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实践给予了较高评价，令人信服。
高屋建瓴的文化总结
著作论述上的最大特点是从学术出发，将文化现象放置历史条件下进行公平持正的分析，而不以某些意识形态为评判标准，故而评价周全妥当，在此不展开论述。要强调的是，正如我前面所说，近代文化冲突往往归结到如何处理传统文化问题，因此作者在此著终论部分，对“传统文化的性质与作用”做了归纳性阐释。这是一篇高屋建瓴的文化总结，值得细读。其核心是“如何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与价值”，指出传统文化是多元的复合体，在发展变迁过程中儒家文化的“道德化”特征成为影响强大的文化走向。面对近代以来的文化变迁，最要警惕的是狭隘排他的民族偏见，如此方能顺利实现文化的现代化。
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进程步步深入，中国文化与外部文化汇通加深但仍时有摩擦，有时是文化惯习本身的冲突，有时是新旧制度转型造成或反映出来的文化冲突，这是近代文化变迁留给当代人的未完成的历史课题，此著可为后人呈现丰富深刻的历史借鉴。
著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文化价值已如上所述，这里还要强调其不容忽视的学术史意义。以后进的眼光看，现在似乎不是一个通史引领风头的时代。学界在批判50年代以来的教条政治史、通史中，迎来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和文化热浪潮。90年代后学脉流变迅速，种种新学科史、跨学科史和新研究方法仿佛瞬间涌现，遮天蔽日，后学者往往因“史学碎化”而迷路，更易丢掉对历史发展的“基本认知”。我认为，作者此著正可作为当下史学园林中一幅严谨的坐标，有助于提高青年后学对近代文化的整体认识能力。
在访谈中我得知，丁先生学术道路上有三位老师：田家英、胡绳和黎澍，丁先生多次表示对他们治学风骨和才华的推崇。从这部著作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出丁先生与师长辈学者共同的治学品格，那就是对民族文化走向的深重关切和理性思考。《中西体用之间》和这部《裂变与新生》延续了同样的思考，即近代文化的核心问题——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现代文明，如何评估文化遗产、改造传统文化——这也是这本书的逻辑主线。总之，这是一部主线分明、问题突出、关怀高远的力作，不仅有深厚的资料分析，更有当下青年学者所缺乏而应力补的历史“识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本文编辑 谢宁)
两年前，我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访谈学部委员的任务，第一次见到久仰的丁伟志先生。几次约谈访问使我收获很大。当时丁先生告诉我，和陈崧老师合作完成《中西体用之间》后，又以一己之力独撰一部民国文化思潮的通论著作，已近杀青。这就是丁老的得大著《裂变与新生：民国文化思潮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
读罢此书，总的感受是著作对民国文化思潮论述周全、公允持正，但绝不因此影响判断和评价之犀利。尤其是作者对当代文化路向的关切之情和深入学理思考，力透纸背。
改革旧文化的过程就是新旧文化冲突的过程，“国情论”往往成为拒绝变革者的一种借口说辞。在文化变革尚未完成的今天，“国情论”依然有较大市场。那么“国情”与文化革新之间是什么关系?作为一种值得分析的近代历史文化现象，它对当代文化建设有什么借鉴意义?如果说以往论者容易就史谈史，那么此著则十分重视文化转型的现实意义，对“国情论”的具体分析和批判正是以此为出发点。
举例而言，著作指出，很多新文化同仁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发表文章，《甲寅》实际成为新文化的前导开路。它较早鲜明反对复辟，宣扬共和政治体制的优越性，阐明民主主义启蒙的价值。帝制派当时就以“共和不合国情”论，鼓噪中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应该恢复帝制。《甲寅》作者深度阐述民主共和制度的先进和普遍性，指出绝非中国国情不宜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倒是历来受到专制统治者推崇的儒家学说往往被利用作为延续专制制度、拒绝制度变革的挡箭牌。著作揭示了“国情”是专制者实行专制统治、攫取国家利益的借口，戳穿了拒绝变革者的面具。百年间文化变迁的历程深刻告诉我们：近代文化和社会进步正是在屡屡与所谓“国情论”的斗争说理中获得前进。“国情论”的出现往往与拒绝制度变革、文化改良相联系，不能不令人警惕深思。
文化变革过程中的三个问题
文化变革过程中，需要处理三个层面问题：第一，引进什么样的新文化。第二，新旧文化是否能够“调和”并且怎样“调和”。第三，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这三者都是关系到今天文化变革的重要问题。毋宁说，近代以来的文化史就是这三个问题交互论争、逐渐递进的变迁史。
引进什么样的新文化，自从新文化同仁树起“科学”和“民主”大旗之时，这个问题就已基本解决，此后历次文化论争都对此没有多少异议。那么文化冲突就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新旧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这两个相互交错的问题上。
文化的新陈代谢本是常态，但在社会变迁剧烈的近代，则成为冲突迭起、值得探讨的问题。中西文化的调和会通说起源很早，著作梳理了自明末以来徐光启、张之洞、康有为、严复、杜亚泉、李大钊及章士钊等人的说法，指出章氏“新旧调和论”的提出，使五四后关于文化问题的探讨上升到一个较高的理论层次。其价值在于抓住了当时文化革命倡导者们“忽视文化传承关系这一立论上的严重疏漏”，肯定了“旧为新基”这一文化演进公理。但是，守成派最终选择“迎新不如守旧”，革新派则有偏激的“主观的故意主张”之嫌。其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东西文化进行整体的综合比较研究，做出了独具特色的哲理思考。他对“人权”、“个性”、“平等”、“自由”等的认识达到了新文化同仁的高度，但他的孔学思想又使他往往凭一己爱憎而信口偏颇，丧失了对中国文化现状的理性评判。
近代初期直至一战结束，“东方文化救世论”始终是守成派的文化归宿。这一论调随着一战后资本主义复苏和社会主义的兴起而破产。其后具有学理价值的一派，是作为“新文化”有力“反对者”的“学衡派”的兴起。著作对“学衡派”的分析条索分明、全面精到，指出其价值在于提出了文学遗产如何定性、如何评估这样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吴宓等人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以人本主义为基础、融汇中西文化的设计，基本告别了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也不同于欧化论调，“有着独特的一套文化理论”，当属“新文化营垒中的一翼”。不过“学衡派”与新文化同仁的分歧，还是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著作指出，“学衡派”对精英文化的厚爱和对庸俗文化观的抵制，都具有认识论上的重要价值，但对启蒙思潮的不认同则是其致命伤，不能正视科学对人文的推动作用使其陷入无法圆说的文化困境。
“学衡派”较为清晰地提出了科学与人文、人生的关系问题，其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正是对此问题的全面展开，论著分析详尽，此不赘述。重要的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文化改革进程中的国人，直到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方才做出了一个高明的示范，指出了一条有效的道路。
“整理国故”运动的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表现了鲜明的文化革新倾向。但是对其提出批评的却不仅只是一些文化保守人士，而是有很多胡适的同道朋友如吴稚晖、陈西滢等都批评甚烈，或指责引导青年钻故纸堆，或批评非当务之急。但胡适给予了正面解释，他在回答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胡适文存》三集卷二《庐山游记》)时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面对无法回避的文化遗产，胡适提出怀疑和实证的科学治学方法，从方法论上解决了如何改造传统文化、更好地创造新文化的问题，这是胡适对文化改革的重大贡献，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走向。著作对“整理国故”这场“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实践给予了较高评价，令人信服。
高屋建瓴的文化总结
著作论述上的最大特点是从学术出发，将文化现象放置历史条件下进行公平持正的分析，而不以某些意识形态为评判标准，故而评价周全妥当，在此不展开论述。要强调的是，正如我前面所说，近代文化冲突往往归结到如何处理传统文化问题，因此作者在此著终论部分，对“传统文化的性质与作用”做了归纳性阐释。这是一篇高屋建瓴的文化总结，值得细读。其核心是“如何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与价值”，指出传统文化是多元的复合体，在发展变迁过程中儒家文化的“道德化”特征成为影响强大的文化走向。面对近代以来的文化变迁，最要警惕的是狭隘排他的民族偏见，如此方能顺利实现文化的现代化。
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进程步步深入，中国文化与外部文化汇通加深但仍时有摩擦，有时是文化惯习本身的冲突，有时是新旧制度转型造成或反映出来的文化冲突，这是近代文化变迁留给当代人的未完成的历史课题，此著可为后人呈现丰富深刻的历史借鉴。
著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文化价值已如上所述，这里还要强调其不容忽视的学术史意义。以后进的眼光看，现在似乎不是一个通史引领风头的时代。学界在批判50年代以来的教条政治史、通史中，迎来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和文化热浪潮。90年代后学脉流变迅速，种种新学科史、跨学科史和新研究方法仿佛瞬间涌现，遮天蔽日，后学者往往因“史学碎化”而迷路，更易丢掉对历史发展的“基本认知”。我认为，作者此著正可作为当下史学园林中一幅严谨的坐标，有助于提高青年后学对近代文化的整体认识能力。
在访谈中我得知，丁先生学术道路上有三位老师：田家英、胡绳和黎澍，丁先生多次表示对他们治学风骨和才华的推崇。从这部著作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出丁先生与师长辈学者共同的治学品格，那就是对民族文化走向的深重关切和理性思考。《中西体用之间》和这部《裂变与新生》延续了同样的思考，即近代文化的核心问题——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现代文明，如何评估文化遗产、改造传统文化——这也是这本书的逻辑主线。总之，这是一部主线分明、问题突出、关怀高远的力作，不仅有深厚的资料分析，更有当下青年学者所缺乏而应力补的历史“识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