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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中国问责制度自2003年正式步入我国的政治舞台后，发展迅速，在问责制度建设及实践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与之相关的一些配套制度并没有紧跟时代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存在问责主体缺失、问责客体不清、问责范围狭窄、问责程序不完善、问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使行政问责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一些制约和阻碍。本文将对上述问题依次阐述，分析问题产生原因，为问责制度建设及有效实践提供对策指引。
【关键词】：问责制度;行政问责;对策建议
问责制度是西方政治的产物，它体现的是“责任政府的原则”。行政问责制度就是在现代政府明确和强化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情况下孕育而生的，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己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建立行政问责制度则是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与保障。
一、问责制度建设及实践面临的问题及成因
（一）问责主体缺失
按照问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行政问责主体有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目前，我国的问责主体在行政机关内部，属于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并局限于同体问责，同体问责是问责下级官员过失，下级官员的过失上级也要负连带责任，这就会使问责结果受到质疑。而异体问责主要有人大、公民和媒体，对政府负有监督职责，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各级人大还没有真正行使监督职责，并且在法律中还未建立有效地问责途径，这影响到了问责的效果。
（二）问责客体不清
我国各级党政部门之间、行政机关不同层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职能交叉较为普遍、权责划分模糊，从而导致问责客体不明确，问责制度实施陷入困境。责任客体不明确，问责就无从开展，哪一级政府该负责任、哪个部门该负主要责任、哪个部门该负次要责任，这些问题在问责实践中都难以确定。行政问责最大的难题在于职责不明确，出现问题后，很难确定应该追究到哪一级，哪一个具体领导。我国制定的有关行政责任追究的法规制度中，在追究的责任人前面，常带有“有关”二字。
（三）问责范围狭窄
从已经出现的问责实例来看，目前的问责范围主要局限于重大事故，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但对行政渎职、行政不作为、行政决策失误等问题没有启动有效的问责制度。总的来说，我国的问责制度范围狭窄，主要表现在停留在重大事故上，对所谓的小事不问责;问责范围仅局限于安全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责任的领导不问责;问责只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行政问责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等。
（四）问责程序不完善，问责效率低
合法正当的问责程序是实施行政问责制度的保障，程序决定人治与法制的区别[]。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具体实践中，还存在操作程序不够规范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启动问责程序的主要是党政机关，很少有人大或者媒体等其他主体来启动;报告问责对象时，是应该向上级领导个人报告还是集体报告还是公开报告有待于进一步明确;调查核实时主要是纪检、审计机关、监察等参与，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这说明行政问责缺乏法定操作性，存在不透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率。
（五）问责制度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主要问题是“法律缺失”，行政问责制度要想具备强有力的法律后盾，就要建立与行政问责制度相配套的法律体系。现有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主要是中央制定的法律法规，但规定的标准过于笼统。还有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有出入，我国还没有关于行政问责制的统一的法律法规，各地政府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出来的行政问责制的规章，存在差异。行政问责制度在实施中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带上了过多的人为色彩。
二、完善问责制度建设及实践的对策建议
问责制度是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亮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不仅有利于推进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也是我国继续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下面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对策：
（一）提高异体问责的地位
我国的问责主体主要是同体问责，不能说是一个完善的问责制度，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异体问责的问题。具体做法主要是：一、加强人大监督机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权力。因此，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使官员不仅要对其上级领导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对人大负责。二、健全司法机关问责。当党政官员在工作中侵犯了公民的权益时就需要司法的介入。司法机关对问责落到实处需要做到：保证司法监督的独立行使，不受任何组织、团体、个人的干涉，扩大司法机关的受案范围，对于问责的党政官员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二）明确界定问责客体，健全长效问责机制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要完善问责制度，就要明确问责客体，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细化政府部门的责任，量化到每个岗位和每个员工，这样出现问题时能准确界定问责对象，确定问责范围，形成长效的问责机制。一、理顺党政关系。我国现行宪法除了在序言中提到党的领导以外，对党的职能与活动方式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导致了现实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不断出现。二、理顺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对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进行明晰的界定，实现权责对等。
（三）拓展问责范围，增强问责效果。
拓展问责范围要从问责客体和问责事由两方面来入手。首先，应该将行政问责的客体由各级政府行政首长及主要领导干部拓展到行政机关的全体公务人员。因为每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都担负着一定的责任，都应该成为问责的对象。其次，将问责的事由从重大事故拓展到行政机关的日常各项工作。由于行政机关的性质不同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和职责不同，在规定问责事由时，既要涵盖全面又要兼顾个别。
（四）加强问责程序化
问责程序化是确保行政问责公正与效率的关键所在，是任何一项健全的法律制度所必须具备的部分。问责程序化能扩大公民知情权，提高问责的效能，程序是决定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在问责程序的启动上，应该促进问责启动主体的多元化。问责发起的主体可以是任何个人或组织、公众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司法机关的审查、民主党派成员的建议、新闻媒体的曝光等都可以作为问责的启动程序。
（五）健全行政问责配套保障机制
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配套保障机制还不健全，根据当前的情况，行政问责配套机制应该放在问责官员的救济及复出程序方面。一、强化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给予行政问责当事人申辩与陈述的权利，问责公务员时要进行听证制度，由问责客体向问责主体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二、健全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被问责罢免的官员若要复出，应公开复出程序，先由被问责官员提出复出申请，经过考核合格后、试用期满后方可正式复出。另外，要理性看待官员的过失，允许引咎辞职者另谋出路，可以设立跟踪机制，关注辞职者的去向和以后的工作表现。
结论
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只有立足问责制度建设本身，克服体制内部矛盾，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真正做到约束行政权力运行过程，监控行政权力运行效益，防止和纠正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做到“有权必有责，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注释：
张创新，赵蕾.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初始建构与效能提升[J].公共行政，2005（1）.
②张立荣.中外行政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210.
[2]布穷.行政问责制度构建的困境与出路研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07）.
[3]余凌云.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之省思[J].法商研究，2013（03）.
【关键词】：问责制度;行政问责;对策建议
问责制度是西方政治的产物，它体现的是“责任政府的原则”。行政问责制度就是在现代政府明确和强化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情况下孕育而生的，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己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建立行政问责制度则是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与保障。
一、问责制度建设及实践面临的问题及成因
（一）问责主体缺失
按照问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行政问责主体有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目前，我国的问责主体在行政机关内部，属于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并局限于同体问责，同体问责是问责下级官员过失，下级官员的过失上级也要负连带责任，这就会使问责结果受到质疑。而异体问责主要有人大、公民和媒体，对政府负有监督职责，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各级人大还没有真正行使监督职责，并且在法律中还未建立有效地问责途径，这影响到了问责的效果。
（二）问责客体不清
我国各级党政部门之间、行政机关不同层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职能交叉较为普遍、权责划分模糊，从而导致问责客体不明确，问责制度实施陷入困境。责任客体不明确，问责就无从开展，哪一级政府该负责任、哪个部门该负主要责任、哪个部门该负次要责任，这些问题在问责实践中都难以确定。行政问责最大的难题在于职责不明确，出现问题后，很难确定应该追究到哪一级，哪一个具体领导。我国制定的有关行政责任追究的法规制度中，在追究的责任人前面，常带有“有关”二字。
（三）问责范围狭窄
从已经出现的问责实例来看，目前的问责范围主要局限于重大事故，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但对行政渎职、行政不作为、行政决策失误等问题没有启动有效的问责制度。总的来说，我国的问责制度范围狭窄，主要表现在停留在重大事故上，对所谓的小事不问责;问责范围仅局限于安全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责任的领导不问责;问责只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行政问责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等。
（四）问责程序不完善，问责效率低
合法正当的问责程序是实施行政问责制度的保障，程序决定人治与法制的区别[]。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具体实践中，还存在操作程序不够规范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启动问责程序的主要是党政机关，很少有人大或者媒体等其他主体来启动;报告问责对象时，是应该向上级领导个人报告还是集体报告还是公开报告有待于进一步明确;调查核实时主要是纪检、审计机关、监察等参与，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这说明行政问责缺乏法定操作性，存在不透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率。
（五）问责制度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主要问题是“法律缺失”，行政问责制度要想具备强有力的法律后盾，就要建立与行政问责制度相配套的法律体系。现有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主要是中央制定的法律法规，但规定的标准过于笼统。还有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有出入，我国还没有关于行政问责制的统一的法律法规，各地政府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出来的行政问责制的规章，存在差异。行政问责制度在实施中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带上了过多的人为色彩。
二、完善问责制度建设及实践的对策建议
问责制度是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亮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不仅有利于推进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也是我国继续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下面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对策：
（一）提高异体问责的地位
我国的问责主体主要是同体问责，不能说是一个完善的问责制度，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异体问责的问题。具体做法主要是：一、加强人大监督机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权力。因此，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使官员不仅要对其上级领导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对人大负责。二、健全司法机关问责。当党政官员在工作中侵犯了公民的权益时就需要司法的介入。司法机关对问责落到实处需要做到：保证司法监督的独立行使，不受任何组织、团体、个人的干涉，扩大司法机关的受案范围，对于问责的党政官员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二）明确界定问责客体，健全长效问责机制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要完善问责制度，就要明确问责客体，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细化政府部门的责任，量化到每个岗位和每个员工，这样出现问题时能准确界定问责对象，确定问责范围，形成长效的问责机制。一、理顺党政关系。我国现行宪法除了在序言中提到党的领导以外，对党的职能与活动方式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导致了现实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不断出现。二、理顺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对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进行明晰的界定，实现权责对等。
（三）拓展问责范围，增强问责效果。
拓展问责范围要从问责客体和问责事由两方面来入手。首先，应该将行政问责的客体由各级政府行政首长及主要领导干部拓展到行政机关的全体公务人员。因为每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都担负着一定的责任，都应该成为问责的对象。其次，将问责的事由从重大事故拓展到行政机关的日常各项工作。由于行政机关的性质不同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和职责不同，在规定问责事由时，既要涵盖全面又要兼顾个别。
（四）加强问责程序化
问责程序化是确保行政问责公正与效率的关键所在，是任何一项健全的法律制度所必须具备的部分。问责程序化能扩大公民知情权，提高问责的效能，程序是决定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在问责程序的启动上，应该促进问责启动主体的多元化。问责发起的主体可以是任何个人或组织、公众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司法机关的审查、民主党派成员的建议、新闻媒体的曝光等都可以作为问责的启动程序。
（五）健全行政问责配套保障机制
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配套保障机制还不健全，根据当前的情况，行政问责配套机制应该放在问责官员的救济及复出程序方面。一、强化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给予行政问责当事人申辩与陈述的权利，问责公务员时要进行听证制度，由问责客体向问责主体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二、健全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被问责罢免的官员若要复出，应公开复出程序，先由被问责官员提出复出申请，经过考核合格后、试用期满后方可正式复出。另外，要理性看待官员的过失，允许引咎辞职者另谋出路，可以设立跟踪机制，关注辞职者的去向和以后的工作表现。
结论
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只有立足问责制度建设本身，克服体制内部矛盾，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真正做到约束行政权力运行过程，监控行政权力运行效益，防止和纠正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做到“有权必有责，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注释：
张创新，赵蕾.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初始建构与效能提升[J].公共行政，2005（1）.
②张立荣.中外行政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210.
[2]布穷.行政问责制度构建的困境与出路研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07）.
[3]余凌云.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之省思[J].法商研究，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