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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6年8月21日上午9点，美国堪萨斯城，第74届雨果奖颁奖，郝景芳凭借小说《北京折叠》获得中短篇小说奖。她是第二位获得科幻界最高文学奖的中国科幻小说作家。虽然是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却致力于描写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灰色细节，并赋予其象征意味，更像是一个社会寓言。
在北师大教授、科幻文学研究者吴岩看来：反乌托邦小说的典型设置就是阶层的二元对立，“上流社会和贫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加入了中产阶级，“让这个故事具有了更为冷峻的现实感”。
《北京折叠》与荒诞世界
8月21日上午9时，第74届雨果奖颁奖典礼在美国堪萨斯城举行。继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之后，中国“80后”科幻作家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再获世界科幻文学界最高奖项——雨果奖。难得的是，在中短篇小说的竞选单元，《北京折叠》力压斯蒂芬·金的《讣告》摘得桂冠。
这篇文章的翻译是刘宇昆（Ken Liu），有心人会发现，他也是刘慈欣《三体》第一部的翻译者。《三体》第一部是中国首部获得雨果奖的长篇科幻小说。
《北京折叠》由刘慈欣推荐获得了雨果奖入围资格。郝景芳与刘慈欣相识十年。她曾带着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玛厄斯》参加《科幻世界》的笔会，当时未获回应，她感到很失落，怀疑自我，几个星期后却收到一封电邮，邮件中说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这封信鼓励了她，写信的人就是刘慈欣。刘慈欣评价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美感。
据《人物》杂志报道《北京折叠》：这是不知年月的北京，空间被极端地分为了三部分。第一空间里的当权者享有完整的一天24小时，第二空间的中产白领和第三空间的底层工人则各自分到一天里的白天和夜晚。每到清晨，大地翻转，城市折叠，不同阶层的人在完全隔绝的时空里过着各自的生活。跨越阶层的通道极其狭窄——并且需要铤而走险。
老刀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如果不是老刀这个第三空间的人想要挣钱给自己捡来的女儿上幼儿园学跳舞唱歌，则不可能有第三空间的人出现在第一空间的场所。因为一次快递任务，他得以观察到三个空间的不同社会面貌，社会这个整体就像切蛋糕一样被切开了，层次分明地分别展现在读者眼前。
郝景芳说，她比较热衷于写社会制度——而一旦触及到制度，就必然注意到这种不平等。她写道：“周遭世界的不平等如此昭然若揭。这种不平等不一定是邪恶的，但一定意味着许多生存的艰难。”这篇文章只是浮光掠影地展示了这种不平等，她没有想过在这个自创的世界里改变它。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很渺小，而且对于不平等的革命只不过产生新的不平等。
在小说的结尾，郝景芳写道：“他看看时间，该去上班了。”也就是说，故事主角老刀即便看到了不平等，却并没有想过改变，他继续回到这种悲惨的日常，仍旧麻木不仁。这也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选择，而根本的原因或许是，我们还有的吃、还没饿肚子——尽管吃的很差。
郝景芳说，这部小说引起关注使她觉得忧伤，因为那意味着我们正深切地感受着不平等，对此却又无能为力。世界是荒诞的，但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忙着。
80后作家的自由之路
媒体文章曾这样描绘郝景芳：30岁出头，长发，娇小，手腕纤细，声音清脆——有时你会感觉她像某种鸟类。得知入围雨果奖那天，她发了3条朋友圈，发到第3条时自己有点不好意思，说“想来想去，惹人嫌就这一天吧”，她决定第二天起就“不再招摇”了。
颁奖典礼上，郝景芳发表获奖感言：“对我来说，获奖并不是完全意料之外。实际上，刚才我还在考虑自己去‘雨果奖落选者’派对上的样子。获奖者派对，落选者派对，我都不知道自己更期待哪一个呢。科幻作家很喜欢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不管好坏，是幸运还是不幸。他们会讨论采取什么战略应对外星人等等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说，他们生活在无数平行宇宙之间。在《北京折叠》这部小说中，我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面对着自动化、技术进步、失业、经济停滞等各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有一些黑暗，显然并非最好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人们没有活活饿死，年轻人没有被大批送上战场，就像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
她不太愿意别人一再提及她的《折叠北京》，更不愿意大家因此而界定她的写作。“如果你真的在意这些评价，你的内在自由就会死掉一部分。任何外在的定义对我而言，都只是窗子上的影子。”
郝景芳在2002年荣获全国中学生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但是在那个时候，她似乎就和80后文学不太沾边，她并不写青春的伤痛、呻吟、挣扎、蜕变、成长等，而是追求科学、哲学与文学的融合。
高中时代开始阅读卡尔·萨根、约翰·格里宾，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之后阅读爱因斯坦、海森堡、波尔、薛定谔、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郝景芳几乎是靠自己的直觉和判断，蹚出了一条从科幻，到物理，到哲学，到经济的路。尽管当时想要成为一名量子物理学家或宇宙学家的梦想至今还遥遥无期，但她似乎更坦然了，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做出的反思，让她明白：找到了内心平静的自我之后，生活中现实的困难是很好解决的。
郝景芳不是那种孤注一掷的作者，体内似乎也没有那种喷薄的激情让她对什么事情欢呼雀跃。这么多年来，郝景芳不温不火地出了好几本书。科幻写作对于她而言，只是一小部分精力的投入。每年，她只写两三个故事，写好了，就心满意足了。没人能催她的稿，她自己也不急，所以她的作品是可以穷尽的。
除此之外，她每个工作日会在中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的辦公室里，做数据研究、写经济报告、筹办会议。还要做一名称职的母亲，陪自己的小女儿长大，看着她一步步在自己的生命中留下痕迹。这些，才构成了她生活中的大部分。
文学漂流，在人性中驻足
在弗里茨·朗的经典科幻电影《大都会》中，这句作为主题的话时不时出现：手和脑的调节者，一定是心。用“心”来形容郝景芳小说的美妙之处，真是再合适不过。无论她的小说中塑造了多么严峻的矛盾，但读完后，大都给人非常舒缓的感觉。
其实在一部小说中，表达矛盾并不是最难的事情，寻找到冲突所在不过是个开始，而后，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关系、将小说变成圆满的叙述才是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郝景芳的小说选择了“心”的驻足，她并没有单调地偏向某一种社会模式，也没有把问题抛给理论革命，而是将希望寄托在每个人的身上。她希望能从人性的柔弱处寻找到社会的希望，这一美好的祈愿也许看上去遥不可及，但那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根源的东西。
不同的人眼中看到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城市，在有些人眼中是淘金谷，在有些人眼中是博雅塔，但在有些人眼中也可能是吃人的熔炉，或冷漠的荒原。当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内心世界进入同一个城市，断层就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面对现代化城市带给人们的这种困惑，与其以科幻小说的态度追问“空间科技”如何运作以及在未来实现的可能性，倒还不如以人文关怀避免这种科技的冷漠应用。《北京折叠》所阐述的科技，正是城市空间分裂到极限、丧失一切交互性的结果。
而解决这种断层的关键，在于交流。如果将每一个阶层孤立起来，形成不同的空间，那只会加强各种矛盾的对立。像电影《大都会》里的叛乱，《流浪苍穹》中的青年革命，火星与地球的敌意对立。可以说，用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的想法注定重蹈覆辙。只有通过交流，在人的内心达成断层的和解，才有可能走向和谐。
《北京折叠》中偷偷在夜晚穿梭于三个空间的老刀，《流浪苍穹》中作为交换留学生归来的洛盈，他们都是“作为心的调节者”。这种交流可以让一个人放弃单一的、敌对的视角，放弃阶层与群体的对立，而站在人性的层面上思考问题。
《北京折叠》绝不是《盗梦空间》的缩影版，郝景芳也并非一个简单的科幻小说家。雨果奖既不是创作的顶点，也不是创作的终点；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所蕴含的巨大潜力，郝景芳的文学创作还会继续漂流下去，在科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以及普遍的人性，接下来她将会带着小说漂向哪里——这不可知性正是她每一部创作的魅力所在。
在北师大教授、科幻文学研究者吴岩看来：反乌托邦小说的典型设置就是阶层的二元对立，“上流社会和贫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加入了中产阶级，“让这个故事具有了更为冷峻的现实感”。
《北京折叠》与荒诞世界
8月21日上午9时，第74届雨果奖颁奖典礼在美国堪萨斯城举行。继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之后，中国“80后”科幻作家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再获世界科幻文学界最高奖项——雨果奖。难得的是，在中短篇小说的竞选单元，《北京折叠》力压斯蒂芬·金的《讣告》摘得桂冠。
这篇文章的翻译是刘宇昆（Ken Liu），有心人会发现，他也是刘慈欣《三体》第一部的翻译者。《三体》第一部是中国首部获得雨果奖的长篇科幻小说。
《北京折叠》由刘慈欣推荐获得了雨果奖入围资格。郝景芳与刘慈欣相识十年。她曾带着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玛厄斯》参加《科幻世界》的笔会，当时未获回应，她感到很失落，怀疑自我，几个星期后却收到一封电邮，邮件中说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这封信鼓励了她，写信的人就是刘慈欣。刘慈欣评价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美感。
据《人物》杂志报道《北京折叠》：这是不知年月的北京，空间被极端地分为了三部分。第一空间里的当权者享有完整的一天24小时，第二空间的中产白领和第三空间的底层工人则各自分到一天里的白天和夜晚。每到清晨，大地翻转，城市折叠，不同阶层的人在完全隔绝的时空里过着各自的生活。跨越阶层的通道极其狭窄——并且需要铤而走险。
老刀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如果不是老刀这个第三空间的人想要挣钱给自己捡来的女儿上幼儿园学跳舞唱歌，则不可能有第三空间的人出现在第一空间的场所。因为一次快递任务，他得以观察到三个空间的不同社会面貌，社会这个整体就像切蛋糕一样被切开了，层次分明地分别展现在读者眼前。
郝景芳说，她比较热衷于写社会制度——而一旦触及到制度，就必然注意到这种不平等。她写道：“周遭世界的不平等如此昭然若揭。这种不平等不一定是邪恶的，但一定意味着许多生存的艰难。”这篇文章只是浮光掠影地展示了这种不平等，她没有想过在这个自创的世界里改变它。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很渺小，而且对于不平等的革命只不过产生新的不平等。
在小说的结尾，郝景芳写道：“他看看时间，该去上班了。”也就是说，故事主角老刀即便看到了不平等，却并没有想过改变，他继续回到这种悲惨的日常，仍旧麻木不仁。这也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选择，而根本的原因或许是，我们还有的吃、还没饿肚子——尽管吃的很差。
郝景芳说，这部小说引起关注使她觉得忧伤，因为那意味着我们正深切地感受着不平等，对此却又无能为力。世界是荒诞的，但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忙着。
80后作家的自由之路
媒体文章曾这样描绘郝景芳：30岁出头，长发，娇小，手腕纤细，声音清脆——有时你会感觉她像某种鸟类。得知入围雨果奖那天，她发了3条朋友圈，发到第3条时自己有点不好意思，说“想来想去，惹人嫌就这一天吧”，她决定第二天起就“不再招摇”了。
颁奖典礼上，郝景芳发表获奖感言：“对我来说，获奖并不是完全意料之外。实际上，刚才我还在考虑自己去‘雨果奖落选者’派对上的样子。获奖者派对，落选者派对，我都不知道自己更期待哪一个呢。科幻作家很喜欢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不管好坏，是幸运还是不幸。他们会讨论采取什么战略应对外星人等等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说，他们生活在无数平行宇宙之间。在《北京折叠》这部小说中，我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面对着自动化、技术进步、失业、经济停滞等各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有一些黑暗，显然并非最好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人们没有活活饿死，年轻人没有被大批送上战场，就像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
她不太愿意别人一再提及她的《折叠北京》，更不愿意大家因此而界定她的写作。“如果你真的在意这些评价，你的内在自由就会死掉一部分。任何外在的定义对我而言，都只是窗子上的影子。”
郝景芳在2002年荣获全国中学生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但是在那个时候，她似乎就和80后文学不太沾边，她并不写青春的伤痛、呻吟、挣扎、蜕变、成长等，而是追求科学、哲学与文学的融合。
高中时代开始阅读卡尔·萨根、约翰·格里宾，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之后阅读爱因斯坦、海森堡、波尔、薛定谔、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郝景芳几乎是靠自己的直觉和判断，蹚出了一条从科幻，到物理，到哲学，到经济的路。尽管当时想要成为一名量子物理学家或宇宙学家的梦想至今还遥遥无期，但她似乎更坦然了，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做出的反思，让她明白：找到了内心平静的自我之后，生活中现实的困难是很好解决的。
郝景芳不是那种孤注一掷的作者，体内似乎也没有那种喷薄的激情让她对什么事情欢呼雀跃。这么多年来，郝景芳不温不火地出了好几本书。科幻写作对于她而言，只是一小部分精力的投入。每年，她只写两三个故事，写好了，就心满意足了。没人能催她的稿，她自己也不急，所以她的作品是可以穷尽的。
除此之外，她每个工作日会在中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的辦公室里，做数据研究、写经济报告、筹办会议。还要做一名称职的母亲，陪自己的小女儿长大，看着她一步步在自己的生命中留下痕迹。这些，才构成了她生活中的大部分。
文学漂流，在人性中驻足
在弗里茨·朗的经典科幻电影《大都会》中，这句作为主题的话时不时出现：手和脑的调节者，一定是心。用“心”来形容郝景芳小说的美妙之处，真是再合适不过。无论她的小说中塑造了多么严峻的矛盾，但读完后，大都给人非常舒缓的感觉。
其实在一部小说中，表达矛盾并不是最难的事情，寻找到冲突所在不过是个开始，而后，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关系、将小说变成圆满的叙述才是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郝景芳的小说选择了“心”的驻足，她并没有单调地偏向某一种社会模式，也没有把问题抛给理论革命，而是将希望寄托在每个人的身上。她希望能从人性的柔弱处寻找到社会的希望，这一美好的祈愿也许看上去遥不可及，但那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根源的东西。
不同的人眼中看到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城市，在有些人眼中是淘金谷，在有些人眼中是博雅塔，但在有些人眼中也可能是吃人的熔炉，或冷漠的荒原。当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内心世界进入同一个城市，断层就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面对现代化城市带给人们的这种困惑，与其以科幻小说的态度追问“空间科技”如何运作以及在未来实现的可能性，倒还不如以人文关怀避免这种科技的冷漠应用。《北京折叠》所阐述的科技，正是城市空间分裂到极限、丧失一切交互性的结果。
而解决这种断层的关键，在于交流。如果将每一个阶层孤立起来，形成不同的空间，那只会加强各种矛盾的对立。像电影《大都会》里的叛乱，《流浪苍穹》中的青年革命，火星与地球的敌意对立。可以说，用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的想法注定重蹈覆辙。只有通过交流，在人的内心达成断层的和解，才有可能走向和谐。
《北京折叠》中偷偷在夜晚穿梭于三个空间的老刀，《流浪苍穹》中作为交换留学生归来的洛盈，他们都是“作为心的调节者”。这种交流可以让一个人放弃单一的、敌对的视角，放弃阶层与群体的对立，而站在人性的层面上思考问题。
《北京折叠》绝不是《盗梦空间》的缩影版，郝景芳也并非一个简单的科幻小说家。雨果奖既不是创作的顶点，也不是创作的终点；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所蕴含的巨大潜力，郝景芳的文学创作还会继续漂流下去，在科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以及普遍的人性，接下来她将会带着小说漂向哪里——这不可知性正是她每一部创作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