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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美贸易战;科创企业估值;供应链风险
2019年科创板的创立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重大突破。现阶段企业估值的方法一般分为绝对估值法和相对估值法，绝对估值法具体包括现金流贴现法、内部收益法、资产定价法、经济增加值法;相对估值法包括市盈率估值法、市净率估值法、参考企业比较法、并购案例比较法。由于科创企业治理结构特殊、资产结构独特、商业模式创新、产品技术复杂，因而科创企业的估值与传统有很大不同，如云计算行业根据提供的服务不同，具体分为SaaS、PaaS，和IaaS三种模式，不同模式的估值方法也各不相同;创新药企业由于研发投入大且时间长，导致后期盈利不确定性增大，现阶段对于上市期和临床试验期间的新药管道都有一定的估值方法，但是针对临床前研究的药物则视同价值为零。同时，科创板允许双重股权结构对企业估值也会产生影响。科创企业的创新路径各不相同，行业属性对估值可能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传统行业由于生产流程相似、不同行业之间的估值水平差别不大，但是对于科创企业来说，即使属于同一个行业如芯片行业，其生产流程的不同环节，设计、制造、包装等环节风险的特征和估值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从经营风险角度区分企业的行业归属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会导致企业估值出现较大的偏差[1]。
在影响科创企业的各类风险因素中，供应链风险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极大，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所以国际市场一旦发生较大的波动，如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很大，尤其对于拥有全球供应商的尖端高科技企业。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務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禁令为期7年。然而7年之后是2025年，2025年正是中国2025年制造业强国计划。虽然最终经过多次谈判在2018年7月1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公司针对中兴通讯的销售拒绝令正式解除，但在过去的三个月期间，中兴的一切业务都处于停摆状态。中兴约有25-3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供应商，但最为核心的零部件都依赖于美国供应商。中兴的手机芯片、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存储芯片、手机玻璃、操作系统、光学元件等核心零部件都来自美国的高通、博通、英特尔、美光、甲骨文、谷歌、康宁等科技巨头，短期无法找到能保持相同竞争力的替代产品。中兴作为通信设备供应商，其商业生态供应链体系由多个供应链成员组成，中兴通讯芯片供应链是从芯片生产装备供应商到芯片生产商最后再到中兴通讯，由中兴通讯提供终端产品。从报表数据看由于中兴在2018年净利润为-698366.2万元，而2017年净利润为456817.2万元，净利润直接为负，可见此次贸易战对中兴是一个重大的灾难。
华为有2000多家全球供应商，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美国，主要是高通、敦豪、亚诺德半导体、博通等，中美贸易战使得华为面临三分之一的供应商风险。华为虽然有自己的海思半导体，但是海思研发起步较晚，在高端通用芯片上我国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仍旧很大，高通等公司拥有的技术还是无可替代的，华为的手机可能面临技术稳定性下降等不良反应。5G电信基础设备供应链分布更为广泛，面临的风险更大。2020年8月17日晚间，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了对华为的修订版禁令，这次禁令进一步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生产的产品，并在实体列表中增加38个华为子公司。华为似乎预测到新一轮制裁，增加了零部件库存。2019年底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包括库存在内的“存货及其他合同成本”达到1673亿元，比2018年底增加了73%。
中美贸易战对芯片等高科技行业供应链的影响立竿见影，不仅仅中兴、华为受到冲击，供应链的上游的美国芯片巨头公司高通、美光等业绩也急速下滑。在美国对中兴通讯发布禁令后，高通已经失去了5亿美元收入，因为这家中国公司始终是高通的大客户。在2017年中兴出货的4020万部智能手机中，有65%使用高通芯片，而每个芯片的成本为15到20美元。同时华为也是其重要大客户，百亿美元的销售流失也使得美国半导体行业很难承受。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不断敦促美国政府以完全透明的方式采取行动，并听取美国产业界的意见[2]。
供应链风险分类的标准很多，如最常见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以STEEPLE为标准的社会、技术、经济、环境、政治、法律和道德风险;还有以PESTEL为标准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包括网络）、环境和法律风险。从中兴事件报道看，中兴触发的是政治风险方面则具有突出的优势，其具有相当强的运算能力，能够在一定的智能算法下，快速、深度的分析科技档案数据信息，将这些数据信息之间的隐性关系挖掘、展现出来，指导科技研发工作开展，最大化地体现出科技档案的价值。
当前，现代企业应当将信息化技术合理地应用到自身科技档案管理中来，借助信息化技术的优势，提高科技档案管理成效，更高效地利用好科技档案这一宝贵资源，体现出科技档案的价值，推动企业科技发展。
一、科创企业估值特点
2019年科创板的创立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重大突破。现阶段企业估值的方法一般分为绝对估值法和相对估值法，绝对估值法具体包括现金流贴现法、内部收益法、资产定价法、经济增加值法;相对估值法包括市盈率估值法、市净率估值法、参考企业比较法、并购案例比较法。由于科创企业治理结构特殊、资产结构独特、商业模式创新、产品技术复杂，因而科创企业的估值与传统有很大不同，如云计算行业根据提供的服务不同，具体分为SaaS、PaaS，和IaaS三种模式，不同模式的估值方法也各不相同;创新药企业由于研发投入大且时间长，导致后期盈利不确定性增大，现阶段对于上市期和临床试验期间的新药管道都有一定的估值方法，但是针对临床前研究的药物则视同价值为零。同时，科创板允许双重股权结构对企业估值也会产生影响。科创企业的创新路径各不相同，行业属性对估值可能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传统行业由于生产流程相似、不同行业之间的估值水平差别不大，但是对于科创企业来说，即使属于同一个行业如芯片行业，其生产流程的不同环节，设计、制造、包装等环节风险的特征和估值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从经营风险角度区分企业的行业归属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会导致企业估值出现较大的偏差[1]。
二、科创企业供应链风险
在影响科创企业的各类风险因素中，供应链风险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极大，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所以国际市场一旦发生较大的波动，如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很大，尤其对于拥有全球供应商的尖端高科技企业。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務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禁令为期7年。然而7年之后是2025年，2025年正是中国2025年制造业强国计划。虽然最终经过多次谈判在2018年7月1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公司针对中兴通讯的销售拒绝令正式解除，但在过去的三个月期间，中兴的一切业务都处于停摆状态。中兴约有25-3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供应商，但最为核心的零部件都依赖于美国供应商。中兴的手机芯片、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存储芯片、手机玻璃、操作系统、光学元件等核心零部件都来自美国的高通、博通、英特尔、美光、甲骨文、谷歌、康宁等科技巨头，短期无法找到能保持相同竞争力的替代产品。中兴作为通信设备供应商，其商业生态供应链体系由多个供应链成员组成，中兴通讯芯片供应链是从芯片生产装备供应商到芯片生产商最后再到中兴通讯，由中兴通讯提供终端产品。从报表数据看由于中兴在2018年净利润为-698366.2万元，而2017年净利润为456817.2万元，净利润直接为负，可见此次贸易战对中兴是一个重大的灾难。
华为有2000多家全球供应商，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美国，主要是高通、敦豪、亚诺德半导体、博通等，中美贸易战使得华为面临三分之一的供应商风险。华为虽然有自己的海思半导体，但是海思研发起步较晚，在高端通用芯片上我国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仍旧很大，高通等公司拥有的技术还是无可替代的，华为的手机可能面临技术稳定性下降等不良反应。5G电信基础设备供应链分布更为广泛，面临的风险更大。2020年8月17日晚间，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了对华为的修订版禁令，这次禁令进一步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生产的产品，并在实体列表中增加38个华为子公司。华为似乎预测到新一轮制裁，增加了零部件库存。2019年底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包括库存在内的“存货及其他合同成本”达到1673亿元，比2018年底增加了73%。
中美贸易战对芯片等高科技行业供应链的影响立竿见影，不仅仅中兴、华为受到冲击，供应链的上游的美国芯片巨头公司高通、美光等业绩也急速下滑。在美国对中兴通讯发布禁令后，高通已经失去了5亿美元收入，因为这家中国公司始终是高通的大客户。在2017年中兴出货的4020万部智能手机中，有65%使用高通芯片，而每个芯片的成本为15到20美元。同时华为也是其重要大客户，百亿美元的销售流失也使得美国半导体行业很难承受。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不断敦促美国政府以完全透明的方式采取行动，并听取美国产业界的意见[2]。
供应链风险分类的标准很多，如最常见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以STEEPLE为标准的社会、技术、经济、环境、政治、法律和道德风险;还有以PESTEL为标准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包括网络）、环境和法律风险。从中兴事件报道看，中兴触发的是政治风险方面则具有突出的优势，其具有相当强的运算能力，能够在一定的智能算法下，快速、深度的分析科技档案数据信息，将这些数据信息之间的隐性关系挖掘、展现出来，指导科技研发工作开展，最大化地体现出科技档案的价值。
三、结语
当前，现代企业应当将信息化技术合理地应用到自身科技档案管理中来，借助信息化技术的优势，提高科技档案管理成效，更高效地利用好科技档案这一宝贵资源，体现出科技档案的价值，推动企业科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