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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电话
1982年夏日的一天，时任南宁市文化局戏剧工作室副主任的我听到值班员的一声叫唤：“北京有长话找你！”
我先是一怔：我在北京无亲无故，首都还有谁会来找我？
拿起话筒，只听一声开门见山：“我是陈漫远。”
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在蒙山县度过童年的我，很熟悉这个名字，知道是个“老革命大人物”。在我心中，级别的距离就跟南宁到北京的途程相仿。因此，对于我来说，这一声“我是陈漫远”简直是天际的惊雷！还没等我平复这惊诧的心跳，对方却已简要地说，他写了一部反映广西革命题材的小说，希望我帮他修改。
我好不容易才定下神来，谦恭而对：“谢谢首长的信任，我一定当好第一个读者。”
“不，不是读者，是作者。”典型的指挥官口吻，“就这样吧，我回到广西就去找你。”说完就挂了电话。
为此，我忐忑了一个多星期，一直在思考着这事的来历和对策。还没想清楚，电话又从柳州打来了，约我前去面谈。
我应邀而去，见到了这位心仪的偶像。陈老跟我说，中央批准他离休了。他决心利用余年余热，把革命历史记录下来。说着，他拿出了27万字厚厚的书稿，说是和秘书共同合作写成的，“秦似同志到北京看望我，我要他推荐个年轻的合作者，他说在广西写历史题材的数你最合适，我就找你了。”
但我依旧诚惶诚恐：“首长，我对地下党的历史不够熟悉，更重要的是，我还没入党。”
“这没问题。共产党员的责任就是跟党外人士合作。”
一言拍板，我就把厚厚的一沓书稿拿回来了。
“班长”老侄
回到南宁，我认真地看完了27万字的书稿，认真地思索修改的方案。而陈老却已到了桂林，来电叫我到漓江饭店去见他。
这是对作品创作的第一次实质性讨论。
由于感情上走近了，我的谈吐也开始幽默起来。我对他说：“这部初稿我看完了，首长，您的稿子太大气了，有名有姓、有言行的人物就有37个，足足一个排。只是我没那么大的气派，只是个班长水平。”
我复述了一遍他初稿中的故事和人物，建议把一些情节加工，把一些故事删除，把一些人物的路子合并……“说来说去，最后仅剩下15个物，恰恰一个班多一点——首长，您拍板吧！”
他朗声一笑：“好，就由你‘精兵简政’好了。”
我也笑了：“谢谢首长的信任。”
对于这个幽默的延伸，他却刻板地摇了摇头：“不对。这不是我的信任。作品是我们俩共同的，将来出了书，就署陈漫远、王云高合作。还有，你以后也不要再叫我‘首长’，阿伟（苏志伟，我的同学、时任灵山县师范教师，是陈老的入团介绍人苏炳瑜之子）叫我‘陈伯’，你也跟着这么叫好了，就这么定了吧！”
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好服从。第一步，先留在桂林写提纲。
陈老当时住在漓江饭店12楼。就这么个环境，又引发了一串轶事——
一是住得久了惹人注意。一天，我从外边回来，走进电梯，摁了12楼的按钮。引起了身边一位日本旅客的注意，他问我每月的薪金是多少，我这才意识到：12楼每间房的租金至少27元/天。我如果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月薪60.5元，人家肯定要把我看成“太子派”什么的，没准还要连带暴露了陈老的身份。于是便机敏地把数额翻一番，说是121元。对方无语了，点着头连声说了几句“哟西”，出门而去。
我回到楼上，得意洋洋地向陈伯说了这事：“我总算打肿脸充胖子，没给祖国丢脸。”
陈伯望着我摇了摇头：“没用的。人家总体上晓得我们国家的贫富情况。穷就穷吧，没必要害臊。”
二是楼层太高，青山绿水入目而来。那天，满城浓雾居然撩动了陈伯的诗思，他兴致勃勃地填了一阕《如梦令》：
“清早楼头独坐，雾把桂林深锁。安得借长风，吹个云开雾破。雾破，雾破，还我山城娇娜。”
定稿之前，他还让我作了一翻推敲。
可没想到，我这个老报人在桂林朋友太多，踪迹很快就暴露了。《桂林日报》副刊编辑蓝天原是我的同事。听说我在桂林，便前来看我。谈到来由，听说陈老在此，更希望前去谒见。我引她去了，还顺带提到了这阕新词，出于职业习惯，她当即向老人伸手索稿，陈伯也不假思索地把手稿给了她。
名人名作当然可贵，这首词很快就见报了。
更没料到因此引发了一场大戏：当时广西正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政坛的视点多元。读者们知道这么个“大人物”来了，他是邓小平的老战友，还是“中顾委委员”，肯定是带着密令而来，一来就含蓄地指出“雾把桂林深锁”，还号召要“吹个云开雾破”，纷纷揣测会不会有什么奥妙在里面？
于是，各行各业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从四面八方到漓江饭店来找陈老。陈伯这才明白惹来了麻烦，于是便命令警卫员周小平在他的房门口站岗，规定所有来访者都必须两批同时进入，带来的东西一律留于门外，离开时统统带走。
恰在当时，苏志伟从灵山来了，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俩侧目旁观，眼看着一群群的人谦恭有礼而来，表情复杂而别，不禁心生感慨。一次用膳时我问陈伯，这个“龙门阵”是哪家的“兵法”？陈伯深沉地答道：“最微妙的是两人世界，只要多一个人在旁边，就形成了社会，有很多话就说不出口，说出来也有个旁证查对——唉，我们当年闹革命，3个党员就可以组成个党小组，就能发动一场斗争，可不曾想，到了今天，我只能活用一这招数来抵抗不正之风的干扰。”
我和阿伟面面相觑，从而读懂了一个老红军的情怀，说白了就是时时刻刻把自己的隐私摆在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眼底。
旁观者清，我和阿伟可以证明，在这段奇异的“送礼潮”中，陈伯只接受了一笔礼品，那就是他的故乡蒙山县送来的两个家乡的柚子。
三是秘闻外的诗话：2008年，为了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广西诗词学会编了一部《八桂四百年诗选》，我被聘为编委，恰巧蒙山县诗词学会送来了陈老的诗作，其中就有前述的那阕《如梦令》。我于是知道它传开了，兴奋之余，为了解释诗的背景和诗人的私房话，我又写了一则诗话，在《八桂诗词》中作了一番解释。 《旱峡》的童心
那次住漓江饭店，主要是研究总体构思。按历史和人物的命运，这部长篇小说分为四部：《旱峡》 《江城》 《腹地》 《边陲》。
蒙山人都知道，“旱峡”是新圩的别名，是陈老的故乡。要构思总体当然首先要设计人物，但陈老下了死命令：不能用他的真名，连化名也不能有他的痕迹。于是我就玩了个小聪明，把“男一号”命名为辛俊彦——新圩的俊彦，他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辛雷——新时代的雷霆。
陈老同意了，接下去就让我为那个“班”排队：女二号姚芬，原型是苏小芬，陈老当年的同学和第一个女友。她的一个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同学，因而我很熟悉她的性格。但具体情节却因历史和发展而多有编造，陈伯身边的一群战友也编进了小说情节。
苏炳瑜是陈老的入团介绍人，当然不能不写，为了隐蔽，我还动了一番脑筋，因他儿子志伟的笔名叫鲁西，我就来了个子名移父，叫他鲁齐。就连其外貌也是高中时阿伟的写生。
考虑到蒙山的历史特色，我还编造了一个人物叫韩采。因为蒙山是太平天国开国建制的老根据地，韩采祖父封了个王衔，他家就成了“王爷世家”，借以把两场革命呼应着写。
对立面的人物也虚中有实：姚慰堂是姚芬之父，但又是当时当地国民党和黑社会的头头，我便以1947年至1949年间国民党某分部的官员为原型，其音容笑貌，历历如画。就连他迫害仇家父子，父死后不许出殡，硬要其子挨门请罪的情节也是真实的，活用了我高小同学黄自香的故事。
算起来，这些都是60年前的往事了。中国的历史小说，传统是“七真三假”，而《冬雷》既然写的是那段革命史，我们也就决定照办。陈老青年时就离开了蒙山，到梧州去参加革命，因此，我们笔下的辛雷也就循此而奔向“泡桐花之城”桐江（梧州）。
《江城》的足迹
蒙山我熟悉，但梧州我只到过一次，于是，陈伯就专门带我访问了梧州。
路过南宁，他在明园饭店5号楼小住了几天，那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中的住处，我因而也托福住进了这座名楼。而陈伯在这里更显精神矍铄，“桥畔将军操正步”，简直豪情风发。
以他的身份，自治区的一些领导免不了要屡来看望。贺亦然来访时我恰好在场，陈老把我向贺作了介绍，并说了此次回桂的目的。身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贺亦然建议他干脆写成系列的回忆录，以便存作文史资料，但陈伯说那不好办：“坏话说多了一句，好话说少了一句，人家都会有意见。我干脆还是写我的小说。”
这段原话，生动深刻，特别富有官场沧桑的色彩，所以我至今仍铭记心底。
回到梧州，陈伯整个变了样，也许是家乡水土养人，尽管他白天外出，甚至登山，回来还要接待亲友，但一直很有精神，甚至晚上的鼾声也比先前响亮多了。在这段期间，他领我去看了他当工会书记时的小楼、蹲监狱的旧址，还有梧州本市的战友们（小说中的白梨华、董英、董薇等）的住处，还说了当年女孩子们剪辫子闹革命成了“二毛党”的故事。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船码头上佇立好久、凝视江波的情景，说那是他第一次见邓颖超的地方。
这个悬念引起了我强烈的关注。原来，当时广州是革命的中心，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此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新婚的妻子邓颖超也在一起。夫妇俩经常就近越界而来，交往了很多梧州人。不少女孩子都成了邓颖超的崇拜者，许多人甚至还改了个带“超”字的芳名。
我觉得这个细节很生动，便写进小说中了，但陈伯却在定稿时把这整段删去了。其原因，我猜想是除了不想让人有太多的“对号入座”外，也许还有高层次的原因：中央政坛上的人际关系。
比我的文思来得更快、更旺盛的，是他重游故地的诗思。那天，梧州地委、市委的领导同志陪我们上白云山，陈伯谈着谈着，忽然问我要笔，当场写了一首五言绝句——
“绝顶树葱笼，
登临八面风。
思潮随水远，
汩汩颂英雄。”
2011年庆祝“广西作家节”，听梧州的文友们说这首诗已镌于写诗处了，可惜我至今尚未有缘重睹，不知也刻上日期否：1984年6月22日。
跟青年时代的泪痕血迹一样，他在暮年还献出了墨迹来妆点万里江山。
小说外的解密
梧州之行，令小说的创作取得了突破，而且还有一系列文外的细节留下了时代的氛围，又富有陈老性格的痕迹，因而也该略为提及。
第一件是一桩文字冤案的平反。
1982年春节，我在阔别32年后回到蒙山向当地亲友拜年。听到邻县昭平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促进脱贫的喜讯，因而非常激动，当晚写了个短篇小说《湿引炮烧婿》。次日给当地文友传阅，他们忒喜欢那故事的情节以及语言的蒙山韵味，要求先在县文化馆内部刊物《湄江》上发表。我自问虽未淡泊名利，但也还未到抠门的地步，何况乡亲文友的欣赏，那本身就是一种财富，于是就答应了。
可没想到飞来横祸：当地县委个别领导人本来就不认同“分田到户”的新风，再一打听，昭平县委主持此事的副书记彭贵康还是我的老同学，更怀疑我是他派来的“特务”，便上纲上线，说这是“砍（公社化）旗之作”。虽然我的组织关系在南宁，他们鞭长莫及，但与此案有关的蒙山干部都挨整得够呛。如今我虽然“走近”了陈伯身边，但考虑到他“不问不顾”的组织原则，我也不愿作越级的投诉，便只好缄口不言。
哪想到有一天我走在街上，又碰上了个为此受害的文友，拉住我声泪俱下地哭诉了一番，考虑到这样在街上影响不好，我只好带他到我们住的北山饭店去详谈。又恰巧陈伯走来，听到我俩用蒙山方言的对白，便深感兴趣地站在一旁，终于弄清了事件的真相。于是严肃地质问我为什么一直没向他汇报，还否定了我的辩解，他说：“那些人竟然不贯彻中央精神，拖慢了家乡发展的步伐，他们还有理啦？”最后以罕见的冲冲怒气去找地委领导谈话。地委领导获悉后，便派出工作组到蒙山调查，平反了这场错案，还向自治区党委作了汇报，自治区党委批准了，并让《广西日报》发表了那篇小说的原文，加上按语予以肯定。这场错案这才彻底获得平反。 于是，这一出“街头巧遇”的小品，居然为广西的落实责任制做了特色推动，其间的曲折是非，历史已作了定论，今日解密背景细节，提供一段史实，借以了解老革命家的气质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程途。
“处遗”的气场再加上陈伯个人的党性，那次梧州之旅让我感到了一片温暖。当陈老获悉他的一名女战友的政策待遇未能获得落实的情况后，便表示关注，最后得以落实了。在这样的氛围下，我这个“牛棚余生”也受到了感染。一次，陈伯的一位男战友来访，谈的纯粹是当年的友谊。谈罢，陈伯依例送到楼梯口，要我送对方回家。但那位老人艰苦自律，坚持要自己步行回去，我不敢对陈伯的交待“打折扣”，便叫司机开车送他。这样一来，消息传开了，旁人都说老人“好彩”，有关部门也很快落实了他的政策。
离开梧州返回南宁，归途上陈伯忽然动心，叫司机绕道灵山一行。我想他肯定是挂念阿伟了。
视侄如子，这也是人之常情。我跟着去了。10月13日，阿伟领着苏鸿、苏雁这对双胞胎陪我们游览了六峰山。回到招待所，陈伯居然又作了一阕《浪淘沙》——
“途次暂偷闲，小住灵山。绿蕉红蔗两翩跹。闻道榨糖新获利，甜上加甜。鸿雁舞楼前，绿鬓苍颜。衡文论史纵横谈。剖橘煎茶添韵味，苦尽余甘。”
有趣的是，虽然此诗从未发表，但“甜上加甜”居然实现了。阿伟在“文革”中的委屈消除了，不久就被调到广西民族学院。用小芬二姑的话来说，是陈伯的“福荫”。
仿佛当年的计划行军，离开灵山后，陈伯又吩咐绕道桂平。
我记得他在梧州说过，有一位女战友蔡碧珩牺牲后葬在桂平西山，他想必是要去行瞻墓之礼了。西山一行后，我对他说：“陈伯，邻县就是蒙山，咱们回去走走吧！”
他像是觉得意外，想了想，摇了摇头，说是条件不成熟，没准备好，过一段时间再说吧。我夷然一笑：“不就是弄两桌请请亲友吗？放心吧！我身上还揣着300元稿费呐。”
他严肃地瞥了我一眼：“我，一个兵团级干部花你副科级的钱？什么话？”言不听计不从，这是我跟着他的唯一一次。
《腹地》的探索
从桂平回到南宁，继续住进明园五号楼。
由于梧州之行解决了我生活认知的大难点，我就留在那里边商谈边写作。主要写辛雷从梧州出狱后，来到南宁参加夺枪起义的过程。
但事实上陈伯当年并没有来过南宁，不过既然要写百色起义，也就不能不写南宁夺枪之役——那是邓小平和张云逸发动革命的关键步骤。但好在我本人是南宁人，而且家在沙井头（今称澳门街），离夺枪地北门军械所只有几百米之遥，因而从小就对这一带的地貌人情了如指掌，青年时代听过莫文骅的报告，受过张云逸的接见，说的都是那场斗争，甚至还曾在1981年把这段故事写成粤剧《血花》公演，因而对那段时期蒋、汪、桂各系的明争暗斗稔熟于心，以此植入辛雷和董薇、高楚民等主角身上，故事写得比较完整，连对立面的人物如张铁血、黄醒亚等人也写得有血有肉。
我笔不停挥，写作的进度相当快。
与此同时，陈伯也进入了另类的忙碌：从桂林的“送礼潮”开始，他的行踪引起了广西人的注意，官场人物和他的亲友频频来访，对此我大体上置身事外，惟独有一次却是欲近不能。那天，韦纯束和乔晓光来访，韦纯束与我在南宁市“牛棚”中是难友，我本想交谈几句，但陈伯的孙秘书却使了个眼色，把我拉到他房里去了，我这才意识到其中必有相当的政治内容，于是便留在房中。
《边陲》的浪漫
从南宁夺枪到百色起义，第四部《边陲》是全书的高潮，而我此前只到过一次百色，因而陈伯就带我上去“补课”。
边游边讲，他说了许多当年的史实：在梧州出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对门街吃了一碗腊肠粉，以偿狱中长期的渴望——这是个富有人性化的细节。作为文人，我把它写下来了；但作为革命战士，陈伯认为多余，又删掉了。
——革命是为了人民，岂能专注于自身的饥寒？
接着，“辛雷”便回到了家乡，在蒙山停留了一个多月，但一则要“揾食”（白话方言：意为讨生活），二来作为“廿八哥”（“廿八”合成“共”字，是当时当地对共产党人的暗语），老受歧视和威胁，他很快又出走了，到田东当了个小学教师。
前往百色途中，陈伯在田东下令停车，领我到路边的小学里解说和凭吊一番，然后走到街边的圩场。
他说了当年的巧遇：不久，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在南宁起义后立马西进，来到田东。就在这里，罗少彦与陈伯邂逅了，这位当年入党介绍人喜出望外，便把他领去见了张云逸，于是“转了组织关系”，张云逸委任他当了一个营党代表。
我们继续前往百色。当地安排了一场演出，地区文工团的“刘三姐”黄浓甜的歌舞和介绍词让陈伯有了一股清新的感觉，希望把壮乡的风采在作品中强化。我于是写了个壮妹赵浓香，并向当地文友收集了一些艺术情节。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清风楼和红七军军部旧址。在军旗下，陈伯再次即席赋诗——
“鹅城揖别记长征，
甲子重归认老营。
心声谁解军旗下，
卸却戎装犹是兵。”
在场的地方领导和游客对此称赞不已，“会馆”也因而平添了一道亮色。
在参观和讨论的忙碌中，陈伯依然心牵战友，他向百色华侨农场的同志们殷殷打听“文革”中流放而来的苏炳瑜和钟超夫妇的情形。原来，在大革命失败后，钟超夫妇相偕逃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们便谋划回国参加抗日斗争，但又苦于没有旅费。情急之下，钟超（在作品中化名白梨华）甚至打算上街去撞汽车，以此取得赔偿金让丈夫作旅费回国抗日。
农场干部都被感动了，当场表态，一定要好好照看这对夫妇的墓地。而作为笔者，我更完整地理解了这对长辈的精神境界，因而在叙述武装斗争的刻板情节中插进了一个真实而浪漫的爱情故事，使这部“连续剧”的高潮带上了另类的魅力。 殷切嘱托之后，陈伯离开了百色老根据地。
两个“意外惊喜”
如前所述，陈伯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不时爆出了诗歌亮色，这就引起了我这个“杂家”的注意，在那段期间共收集他的格律诗词26首，并动员他把其他存稿作一番整理。他理解了我的意思，也着手翻旧稿，赋新诗，还委托我代为推敲了一番。
我于是又操作了一个计划外的“项目”，把148首（阕）格律诗词作了一番整理，按时代分为《鞍马蹄声》（解放战争题材）、《耕耘剪影》（解放后至离休前）、《晚岁斯文》（离休后的新作）三组，并向广西人民出版社作了一番推荐。社领导同意了，编成了诗集《萍迹诗踪》。1986年8月，诗集出版，10月，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我应邀出席，于是带上10本样书，顺便到解放军医院去探望正在养病的陈伯。
陈伯惊喜地接待了我，拿到那10本样书，他非常高兴，拉着我娓娓清谈：小说的进度、亲友的近况等等，谈个没完没了。按那个高级军医院的事先约定，我这次探病只能停留15分钟，但是由于陈伯的坚持，我们足足谈了43分钟。
更令我意外的是，当我不得不告辞离去的时候，陈伯居然又带我去探望他邻居的病友——华国锋。
听陈伯介绍我“壮族作家”的身份，华国锋接过了诗集，向我伸出了手——
更新更大的意外惊喜来了：我与国家领导人握了一次手。
“文物”的余波
1988年3月，《冬雷》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书共33万字，印数7200册。作为文学作品，它的水平也许一般，但作为革命题材，特别是陈漫远老人亲自策划和参与创作的过程，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罕见而特殊的文史资料价值。
恰巧在这个层面上，生活以它特殊的魅力为本文亮出一个不得不写的余波。
早在1985年小说脱稿前后，陈伯就在策划：这主题的亮色需要一个与之相应的封面题签，他打算找他的老战友胡耀邦亲自挥毫。我当然惊喜地同意了。
陈伯在京来信，说耀邦同志答应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写了几稿，才郑重交来。陈伯又激动地寄来给我，要我亲手送去版社，我兴奋地遵命送去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在作品付印的前夕，因某种原因，胡耀邦“交班了”，出版社循着传媒界的常规，打算把胡耀邦的手稿换下来。但陈伯已于1986年11月22日逝世了，他们只能叫我表态。我也只好表示同意，但强调一点，耀邦同志的题签手迹一定要迅速寄来还我。
取得手稿后，我郑重地把它做了一番装裱，下边附上我在小说中以辛雷的口吻写下的一首诗的书法手稿——
“囊箧萧然卜宅台，
井冈暴雨延安雪，
时挟风雷入梦来。”
背面还裱上了陈伯关于胡耀邦手书来历的那封信。
我于是拥有了值得传诸子孙的一个文物。
而对于800元稿费的处理，我取其半，陈伯那份则遵循他1986年10月的面嘱，连同一本样书寄给了蒙山图书馆。
这就是陈漫远同志的党性和人情留在八桂大地上的最后痕迹。
1982年夏日的一天，时任南宁市文化局戏剧工作室副主任的我听到值班员的一声叫唤：“北京有长话找你！”
我先是一怔：我在北京无亲无故，首都还有谁会来找我？
拿起话筒，只听一声开门见山：“我是陈漫远。”
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在蒙山县度过童年的我，很熟悉这个名字，知道是个“老革命大人物”。在我心中，级别的距离就跟南宁到北京的途程相仿。因此，对于我来说，这一声“我是陈漫远”简直是天际的惊雷！还没等我平复这惊诧的心跳，对方却已简要地说，他写了一部反映广西革命题材的小说，希望我帮他修改。
我好不容易才定下神来，谦恭而对：“谢谢首长的信任，我一定当好第一个读者。”
“不，不是读者，是作者。”典型的指挥官口吻，“就这样吧，我回到广西就去找你。”说完就挂了电话。
为此，我忐忑了一个多星期，一直在思考着这事的来历和对策。还没想清楚，电话又从柳州打来了，约我前去面谈。
我应邀而去，见到了这位心仪的偶像。陈老跟我说，中央批准他离休了。他决心利用余年余热，把革命历史记录下来。说着，他拿出了27万字厚厚的书稿，说是和秘书共同合作写成的，“秦似同志到北京看望我，我要他推荐个年轻的合作者，他说在广西写历史题材的数你最合适，我就找你了。”
但我依旧诚惶诚恐：“首长，我对地下党的历史不够熟悉，更重要的是，我还没入党。”
“这没问题。共产党员的责任就是跟党外人士合作。”
一言拍板，我就把厚厚的一沓书稿拿回来了。
“班长”老侄
回到南宁，我认真地看完了27万字的书稿，认真地思索修改的方案。而陈老却已到了桂林，来电叫我到漓江饭店去见他。
这是对作品创作的第一次实质性讨论。
由于感情上走近了，我的谈吐也开始幽默起来。我对他说：“这部初稿我看完了，首长，您的稿子太大气了，有名有姓、有言行的人物就有37个，足足一个排。只是我没那么大的气派，只是个班长水平。”
我复述了一遍他初稿中的故事和人物，建议把一些情节加工，把一些故事删除，把一些人物的路子合并……“说来说去，最后仅剩下15个物，恰恰一个班多一点——首长，您拍板吧！”
他朗声一笑：“好，就由你‘精兵简政’好了。”
我也笑了：“谢谢首长的信任。”
对于这个幽默的延伸，他却刻板地摇了摇头：“不对。这不是我的信任。作品是我们俩共同的，将来出了书，就署陈漫远、王云高合作。还有，你以后也不要再叫我‘首长’，阿伟（苏志伟，我的同学、时任灵山县师范教师，是陈老的入团介绍人苏炳瑜之子）叫我‘陈伯’，你也跟着这么叫好了，就这么定了吧！”
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好服从。第一步，先留在桂林写提纲。
陈老当时住在漓江饭店12楼。就这么个环境，又引发了一串轶事——
一是住得久了惹人注意。一天，我从外边回来，走进电梯，摁了12楼的按钮。引起了身边一位日本旅客的注意，他问我每月的薪金是多少，我这才意识到：12楼每间房的租金至少27元/天。我如果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月薪60.5元，人家肯定要把我看成“太子派”什么的，没准还要连带暴露了陈老的身份。于是便机敏地把数额翻一番，说是121元。对方无语了，点着头连声说了几句“哟西”，出门而去。
我回到楼上，得意洋洋地向陈伯说了这事：“我总算打肿脸充胖子，没给祖国丢脸。”
陈伯望着我摇了摇头：“没用的。人家总体上晓得我们国家的贫富情况。穷就穷吧，没必要害臊。”
二是楼层太高，青山绿水入目而来。那天，满城浓雾居然撩动了陈伯的诗思，他兴致勃勃地填了一阕《如梦令》：
“清早楼头独坐，雾把桂林深锁。安得借长风，吹个云开雾破。雾破，雾破，还我山城娇娜。”
定稿之前，他还让我作了一翻推敲。
可没想到，我这个老报人在桂林朋友太多，踪迹很快就暴露了。《桂林日报》副刊编辑蓝天原是我的同事。听说我在桂林，便前来看我。谈到来由，听说陈老在此，更希望前去谒见。我引她去了，还顺带提到了这阕新词，出于职业习惯，她当即向老人伸手索稿，陈伯也不假思索地把手稿给了她。
名人名作当然可贵，这首词很快就见报了。
更没料到因此引发了一场大戏：当时广西正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政坛的视点多元。读者们知道这么个“大人物”来了，他是邓小平的老战友，还是“中顾委委员”，肯定是带着密令而来，一来就含蓄地指出“雾把桂林深锁”，还号召要“吹个云开雾破”，纷纷揣测会不会有什么奥妙在里面？
于是，各行各业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从四面八方到漓江饭店来找陈老。陈伯这才明白惹来了麻烦，于是便命令警卫员周小平在他的房门口站岗，规定所有来访者都必须两批同时进入，带来的东西一律留于门外，离开时统统带走。
恰在当时，苏志伟从灵山来了，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俩侧目旁观，眼看着一群群的人谦恭有礼而来，表情复杂而别，不禁心生感慨。一次用膳时我问陈伯，这个“龙门阵”是哪家的“兵法”？陈伯深沉地答道：“最微妙的是两人世界，只要多一个人在旁边，就形成了社会，有很多话就说不出口，说出来也有个旁证查对——唉，我们当年闹革命，3个党员就可以组成个党小组，就能发动一场斗争，可不曾想，到了今天，我只能活用一这招数来抵抗不正之风的干扰。”
我和阿伟面面相觑，从而读懂了一个老红军的情怀，说白了就是时时刻刻把自己的隐私摆在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眼底。
旁观者清，我和阿伟可以证明，在这段奇异的“送礼潮”中，陈伯只接受了一笔礼品，那就是他的故乡蒙山县送来的两个家乡的柚子。
三是秘闻外的诗话：2008年，为了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广西诗词学会编了一部《八桂四百年诗选》，我被聘为编委，恰巧蒙山县诗词学会送来了陈老的诗作，其中就有前述的那阕《如梦令》。我于是知道它传开了，兴奋之余，为了解释诗的背景和诗人的私房话，我又写了一则诗话，在《八桂诗词》中作了一番解释。 《旱峡》的童心
那次住漓江饭店，主要是研究总体构思。按历史和人物的命运，这部长篇小说分为四部：《旱峡》 《江城》 《腹地》 《边陲》。
蒙山人都知道，“旱峡”是新圩的别名，是陈老的故乡。要构思总体当然首先要设计人物，但陈老下了死命令：不能用他的真名，连化名也不能有他的痕迹。于是我就玩了个小聪明，把“男一号”命名为辛俊彦——新圩的俊彦，他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辛雷——新时代的雷霆。
陈老同意了，接下去就让我为那个“班”排队：女二号姚芬，原型是苏小芬，陈老当年的同学和第一个女友。她的一个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同学，因而我很熟悉她的性格。但具体情节却因历史和发展而多有编造，陈伯身边的一群战友也编进了小说情节。
苏炳瑜是陈老的入团介绍人，当然不能不写，为了隐蔽，我还动了一番脑筋，因他儿子志伟的笔名叫鲁西，我就来了个子名移父，叫他鲁齐。就连其外貌也是高中时阿伟的写生。
考虑到蒙山的历史特色，我还编造了一个人物叫韩采。因为蒙山是太平天国开国建制的老根据地，韩采祖父封了个王衔，他家就成了“王爷世家”，借以把两场革命呼应着写。
对立面的人物也虚中有实：姚慰堂是姚芬之父，但又是当时当地国民党和黑社会的头头，我便以1947年至1949年间国民党某分部的官员为原型，其音容笑貌，历历如画。就连他迫害仇家父子，父死后不许出殡，硬要其子挨门请罪的情节也是真实的，活用了我高小同学黄自香的故事。
算起来，这些都是60年前的往事了。中国的历史小说，传统是“七真三假”，而《冬雷》既然写的是那段革命史，我们也就决定照办。陈老青年时就离开了蒙山，到梧州去参加革命，因此，我们笔下的辛雷也就循此而奔向“泡桐花之城”桐江（梧州）。
《江城》的足迹
蒙山我熟悉，但梧州我只到过一次，于是，陈伯就专门带我访问了梧州。
路过南宁，他在明园饭店5号楼小住了几天，那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中的住处，我因而也托福住进了这座名楼。而陈伯在这里更显精神矍铄，“桥畔将军操正步”，简直豪情风发。
以他的身份，自治区的一些领导免不了要屡来看望。贺亦然来访时我恰好在场，陈老把我向贺作了介绍，并说了此次回桂的目的。身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贺亦然建议他干脆写成系列的回忆录，以便存作文史资料，但陈伯说那不好办：“坏话说多了一句，好话说少了一句，人家都会有意见。我干脆还是写我的小说。”
这段原话，生动深刻，特别富有官场沧桑的色彩，所以我至今仍铭记心底。
回到梧州，陈伯整个变了样，也许是家乡水土养人，尽管他白天外出，甚至登山，回来还要接待亲友，但一直很有精神，甚至晚上的鼾声也比先前响亮多了。在这段期间，他领我去看了他当工会书记时的小楼、蹲监狱的旧址，还有梧州本市的战友们（小说中的白梨华、董英、董薇等）的住处，还说了当年女孩子们剪辫子闹革命成了“二毛党”的故事。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船码头上佇立好久、凝视江波的情景，说那是他第一次见邓颖超的地方。
这个悬念引起了我强烈的关注。原来，当时广州是革命的中心，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此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新婚的妻子邓颖超也在一起。夫妇俩经常就近越界而来，交往了很多梧州人。不少女孩子都成了邓颖超的崇拜者，许多人甚至还改了个带“超”字的芳名。
我觉得这个细节很生动，便写进小说中了，但陈伯却在定稿时把这整段删去了。其原因，我猜想是除了不想让人有太多的“对号入座”外，也许还有高层次的原因：中央政坛上的人际关系。
比我的文思来得更快、更旺盛的，是他重游故地的诗思。那天，梧州地委、市委的领导同志陪我们上白云山，陈伯谈着谈着，忽然问我要笔，当场写了一首五言绝句——
“绝顶树葱笼，
登临八面风。
思潮随水远，
汩汩颂英雄。”
2011年庆祝“广西作家节”，听梧州的文友们说这首诗已镌于写诗处了，可惜我至今尚未有缘重睹，不知也刻上日期否：1984年6月22日。
跟青年时代的泪痕血迹一样，他在暮年还献出了墨迹来妆点万里江山。
小说外的解密
梧州之行，令小说的创作取得了突破，而且还有一系列文外的细节留下了时代的氛围，又富有陈老性格的痕迹，因而也该略为提及。
第一件是一桩文字冤案的平反。
1982年春节，我在阔别32年后回到蒙山向当地亲友拜年。听到邻县昭平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促进脱贫的喜讯，因而非常激动，当晚写了个短篇小说《湿引炮烧婿》。次日给当地文友传阅，他们忒喜欢那故事的情节以及语言的蒙山韵味，要求先在县文化馆内部刊物《湄江》上发表。我自问虽未淡泊名利，但也还未到抠门的地步，何况乡亲文友的欣赏，那本身就是一种财富，于是就答应了。
可没想到飞来横祸：当地县委个别领导人本来就不认同“分田到户”的新风，再一打听，昭平县委主持此事的副书记彭贵康还是我的老同学，更怀疑我是他派来的“特务”，便上纲上线，说这是“砍（公社化）旗之作”。虽然我的组织关系在南宁，他们鞭长莫及，但与此案有关的蒙山干部都挨整得够呛。如今我虽然“走近”了陈伯身边，但考虑到他“不问不顾”的组织原则，我也不愿作越级的投诉，便只好缄口不言。
哪想到有一天我走在街上，又碰上了个为此受害的文友，拉住我声泪俱下地哭诉了一番，考虑到这样在街上影响不好，我只好带他到我们住的北山饭店去详谈。又恰巧陈伯走来，听到我俩用蒙山方言的对白，便深感兴趣地站在一旁，终于弄清了事件的真相。于是严肃地质问我为什么一直没向他汇报，还否定了我的辩解，他说：“那些人竟然不贯彻中央精神，拖慢了家乡发展的步伐，他们还有理啦？”最后以罕见的冲冲怒气去找地委领导谈话。地委领导获悉后，便派出工作组到蒙山调查，平反了这场错案，还向自治区党委作了汇报，自治区党委批准了，并让《广西日报》发表了那篇小说的原文，加上按语予以肯定。这场错案这才彻底获得平反。 于是，这一出“街头巧遇”的小品，居然为广西的落实责任制做了特色推动，其间的曲折是非，历史已作了定论，今日解密背景细节，提供一段史实，借以了解老革命家的气质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程途。
“处遗”的气场再加上陈伯个人的党性，那次梧州之旅让我感到了一片温暖。当陈老获悉他的一名女战友的政策待遇未能获得落实的情况后，便表示关注，最后得以落实了。在这样的氛围下，我这个“牛棚余生”也受到了感染。一次，陈伯的一位男战友来访，谈的纯粹是当年的友谊。谈罢，陈伯依例送到楼梯口，要我送对方回家。但那位老人艰苦自律，坚持要自己步行回去，我不敢对陈伯的交待“打折扣”，便叫司机开车送他。这样一来，消息传开了，旁人都说老人“好彩”，有关部门也很快落实了他的政策。
离开梧州返回南宁，归途上陈伯忽然动心，叫司机绕道灵山一行。我想他肯定是挂念阿伟了。
视侄如子，这也是人之常情。我跟着去了。10月13日，阿伟领着苏鸿、苏雁这对双胞胎陪我们游览了六峰山。回到招待所，陈伯居然又作了一阕《浪淘沙》——
“途次暂偷闲，小住灵山。绿蕉红蔗两翩跹。闻道榨糖新获利，甜上加甜。鸿雁舞楼前，绿鬓苍颜。衡文论史纵横谈。剖橘煎茶添韵味，苦尽余甘。”
有趣的是，虽然此诗从未发表，但“甜上加甜”居然实现了。阿伟在“文革”中的委屈消除了，不久就被调到广西民族学院。用小芬二姑的话来说，是陈伯的“福荫”。
仿佛当年的计划行军，离开灵山后，陈伯又吩咐绕道桂平。
我记得他在梧州说过，有一位女战友蔡碧珩牺牲后葬在桂平西山，他想必是要去行瞻墓之礼了。西山一行后，我对他说：“陈伯，邻县就是蒙山，咱们回去走走吧！”
他像是觉得意外，想了想，摇了摇头，说是条件不成熟，没准备好，过一段时间再说吧。我夷然一笑：“不就是弄两桌请请亲友吗？放心吧！我身上还揣着300元稿费呐。”
他严肃地瞥了我一眼：“我，一个兵团级干部花你副科级的钱？什么话？”言不听计不从，这是我跟着他的唯一一次。
《腹地》的探索
从桂平回到南宁，继续住进明园五号楼。
由于梧州之行解决了我生活认知的大难点，我就留在那里边商谈边写作。主要写辛雷从梧州出狱后，来到南宁参加夺枪起义的过程。
但事实上陈伯当年并没有来过南宁，不过既然要写百色起义，也就不能不写南宁夺枪之役——那是邓小平和张云逸发动革命的关键步骤。但好在我本人是南宁人，而且家在沙井头（今称澳门街），离夺枪地北门军械所只有几百米之遥，因而从小就对这一带的地貌人情了如指掌，青年时代听过莫文骅的报告，受过张云逸的接见，说的都是那场斗争，甚至还曾在1981年把这段故事写成粤剧《血花》公演，因而对那段时期蒋、汪、桂各系的明争暗斗稔熟于心，以此植入辛雷和董薇、高楚民等主角身上，故事写得比较完整，连对立面的人物如张铁血、黄醒亚等人也写得有血有肉。
我笔不停挥，写作的进度相当快。
与此同时，陈伯也进入了另类的忙碌：从桂林的“送礼潮”开始，他的行踪引起了广西人的注意，官场人物和他的亲友频频来访，对此我大体上置身事外，惟独有一次却是欲近不能。那天，韦纯束和乔晓光来访，韦纯束与我在南宁市“牛棚”中是难友，我本想交谈几句，但陈伯的孙秘书却使了个眼色，把我拉到他房里去了，我这才意识到其中必有相当的政治内容，于是便留在房中。
《边陲》的浪漫
从南宁夺枪到百色起义，第四部《边陲》是全书的高潮，而我此前只到过一次百色，因而陈伯就带我上去“补课”。
边游边讲，他说了许多当年的史实：在梧州出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对门街吃了一碗腊肠粉，以偿狱中长期的渴望——这是个富有人性化的细节。作为文人，我把它写下来了；但作为革命战士，陈伯认为多余，又删掉了。
——革命是为了人民，岂能专注于自身的饥寒？
接着，“辛雷”便回到了家乡，在蒙山停留了一个多月，但一则要“揾食”（白话方言：意为讨生活），二来作为“廿八哥”（“廿八”合成“共”字，是当时当地对共产党人的暗语），老受歧视和威胁，他很快又出走了，到田东当了个小学教师。
前往百色途中，陈伯在田东下令停车，领我到路边的小学里解说和凭吊一番，然后走到街边的圩场。
他说了当年的巧遇：不久，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在南宁起义后立马西进，来到田东。就在这里，罗少彦与陈伯邂逅了，这位当年入党介绍人喜出望外，便把他领去见了张云逸，于是“转了组织关系”，张云逸委任他当了一个营党代表。
我们继续前往百色。当地安排了一场演出，地区文工团的“刘三姐”黄浓甜的歌舞和介绍词让陈伯有了一股清新的感觉，希望把壮乡的风采在作品中强化。我于是写了个壮妹赵浓香，并向当地文友收集了一些艺术情节。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清风楼和红七军军部旧址。在军旗下，陈伯再次即席赋诗——
“鹅城揖别记长征，
甲子重归认老营。
心声谁解军旗下，
卸却戎装犹是兵。”
在场的地方领导和游客对此称赞不已，“会馆”也因而平添了一道亮色。
在参观和讨论的忙碌中，陈伯依然心牵战友，他向百色华侨农场的同志们殷殷打听“文革”中流放而来的苏炳瑜和钟超夫妇的情形。原来，在大革命失败后，钟超夫妇相偕逃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们便谋划回国参加抗日斗争，但又苦于没有旅费。情急之下，钟超（在作品中化名白梨华）甚至打算上街去撞汽车，以此取得赔偿金让丈夫作旅费回国抗日。
农场干部都被感动了，当场表态，一定要好好照看这对夫妇的墓地。而作为笔者，我更完整地理解了这对长辈的精神境界，因而在叙述武装斗争的刻板情节中插进了一个真实而浪漫的爱情故事，使这部“连续剧”的高潮带上了另类的魅力。 殷切嘱托之后，陈伯离开了百色老根据地。
两个“意外惊喜”
如前所述，陈伯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不时爆出了诗歌亮色，这就引起了我这个“杂家”的注意，在那段期间共收集他的格律诗词26首，并动员他把其他存稿作一番整理。他理解了我的意思，也着手翻旧稿，赋新诗，还委托我代为推敲了一番。
我于是又操作了一个计划外的“项目”，把148首（阕）格律诗词作了一番整理，按时代分为《鞍马蹄声》（解放战争题材）、《耕耘剪影》（解放后至离休前）、《晚岁斯文》（离休后的新作）三组，并向广西人民出版社作了一番推荐。社领导同意了，编成了诗集《萍迹诗踪》。1986年8月，诗集出版，10月，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我应邀出席，于是带上10本样书，顺便到解放军医院去探望正在养病的陈伯。
陈伯惊喜地接待了我，拿到那10本样书，他非常高兴，拉着我娓娓清谈：小说的进度、亲友的近况等等，谈个没完没了。按那个高级军医院的事先约定，我这次探病只能停留15分钟，但是由于陈伯的坚持，我们足足谈了43分钟。
更令我意外的是，当我不得不告辞离去的时候，陈伯居然又带我去探望他邻居的病友——华国锋。
听陈伯介绍我“壮族作家”的身份，华国锋接过了诗集，向我伸出了手——
更新更大的意外惊喜来了：我与国家领导人握了一次手。
“文物”的余波
1988年3月，《冬雷》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书共33万字，印数7200册。作为文学作品，它的水平也许一般，但作为革命题材，特别是陈漫远老人亲自策划和参与创作的过程，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罕见而特殊的文史资料价值。
恰巧在这个层面上，生活以它特殊的魅力为本文亮出一个不得不写的余波。
早在1985年小说脱稿前后，陈伯就在策划：这主题的亮色需要一个与之相应的封面题签，他打算找他的老战友胡耀邦亲自挥毫。我当然惊喜地同意了。
陈伯在京来信，说耀邦同志答应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写了几稿，才郑重交来。陈伯又激动地寄来给我，要我亲手送去版社，我兴奋地遵命送去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在作品付印的前夕，因某种原因，胡耀邦“交班了”，出版社循着传媒界的常规，打算把胡耀邦的手稿换下来。但陈伯已于1986年11月22日逝世了，他们只能叫我表态。我也只好表示同意，但强调一点，耀邦同志的题签手迹一定要迅速寄来还我。
取得手稿后，我郑重地把它做了一番装裱，下边附上我在小说中以辛雷的口吻写下的一首诗的书法手稿——
“囊箧萧然卜宅台，
井冈暴雨延安雪，
时挟风雷入梦来。”
背面还裱上了陈伯关于胡耀邦手书来历的那封信。
我于是拥有了值得传诸子孙的一个文物。
而对于800元稿费的处理，我取其半，陈伯那份则遵循他1986年10月的面嘱，连同一本样书寄给了蒙山图书馆。
这就是陈漫远同志的党性和人情留在八桂大地上的最后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