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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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对于抗争传播的研究显示,主流媒体扮演着社会管控机制(agents of social control)的角色,以维持现状(status quos).新闻媒体普遍采用特定的报道框架以边缘化本国的抗争事件,这一现象被特征化为“抗争范式”(protest paradigm).随着媒介环境的发展以及抗争诉求的多样化,抗争事件的媒体表征越来越具复杂性.新闻报道的“抗争范式”及抗争事件本身都被作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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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对于抗争传播的研究显示,主流媒体扮演着社会管控机制(agents of social control)的角色,以维持现状(status quos).新闻媒体普遍采用特定的报道框架以边缘化本国的抗争事件,这一现象被特征化为“抗争范式”(protest paradigm).随着媒介环境的发展以及抗争诉求的多样化,抗争事件的媒体表征越来越具复杂性.新闻报道的“抗争范式”及抗争事件本身都被作为变量加以实证化测量,媒体生存的宏观环境影响也被涉及.为检验在异质化的媒体环境中“抗争范式”的适用性,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从香港和澳门的报纸对2002年到2017年澳门抗争事件的报道,来检测多重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和架构有关抗争的报道.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澳门地区,相比于中立性以及激进性的媒体,保守性媒体会更多地采用“抗争范式”来边缘化抗争者.当诉求者们采用较为极端化的抗争策略时,新闻内容会趋向负面.而当抗争事件聚焦于澳门地区分歧较大的政治议题时,媒体报道中“抗争范式”的特征却并不显著.随着年份的推移,抗争报道中的负面成分变得越来越少.抗争事件的新闻报道受制于政权现状、媒体与抗争事件三者的交互关系,结合研究发现,在文章的最后本文提出了三元动态互动的理论模型,以更好地解读媒体对抗争事件的架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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