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的“垃圾战争”是激烈变化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个缩影，昭示着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时代。 本文论述的这场“垃圾战争“具有两层意义：一是“垃圾围城”的现状下，垃圾处理显然已经是各地政府必须面对的一场战争；第二，在各地，围绕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展开的居民抗争运动轰轰烈烈，也已经是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另一场战争。 也就是说，这里有两场遭遇战，一是意气风发、快速扩张的城市，不经意间遭遇到自身的尸骸（垃圾山），另一是同样意气风发、加马快鞭的城市政府，在其政策推行中不期然地遭遇到来自居民的激烈抗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一直在发生“改革呼唤改革”效应，到了当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明白无误地在呼唤政治改革。中国经济改革30年，高成长的代价——民生问题已经显现，而且在越来越显著化。民生问题的爆发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慢性的民生问题，以收入差距扩大、住房难、看病贵、教育贵等为代表，第二阶段是急性的民生问题，以城市中的住房拆迁和农村中的土地征用，以及环境公害问题（本文的论题）为代表——后者和前者相比，受害人群更广泛，因此，其社会影响更大。 那么，民生问题以及伴随民生问题的官民对立严重化的根源何在？对居民来说，拆迂征地以及环境公害问题涉及的是生存权问题，因此，没有让步的余地。近年来发生的群发性事件中，这两类事件明显占据了大多数，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因。 目前，急性的民生问题已经进入了集中爆发阶段，但是并不是无解。解决之道在于落实基层民主，实施真正的地方自治，还权于民。同时，必须扩大党内民主，落实基层党员的选举权。 笔者认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一个“现实追随型”的体制演进过程。1978年以后，一些初步的民主改革在中国发生、发展，有其内在必然性，因为它们可以“解决问题”，即，民主具有“实用价值”。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主进程也必将深化下去——这实际上印证了古典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通用性，也就是说，共性大于特性。 中国模式的最大经验教训是：没有“给”，就没有“得”——这个“给”，就是放权；这个“得”，就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1978年当时，中国的改革起点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高度集权的社会：前30年改革(1978-2007)的成功，在于“让利于民”，允许发展民营企业；后30年改革(2008-)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够通过政改“还权于民”，实现真正的基层民主。 中国的民主进程必须深化下去。通过实证的、逻辑的研究，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困难。而且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中国的民主化课题都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