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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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早期佛教,以东林寺为基地,糅合儒、道与民间信仰,完成了佛教“通俗化”与“本土化”的弘法使命,成为其时主导庐山甚至全国的宗教信仰.《庐山记》的编纂与出版,见证与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是唐宋时期佛教文化再创造的总结性文本.历经宋至民国,《庐山记》文本有一个卷目分析、散佚、流传国外与回归国内的过程,其所承载的佛教文化亦经历了质疑、解构,或是重拾记忆,或是被重新整合到新的文化元素中间等不同解读过程.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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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早期佛教,以东林寺为基地,糅合儒、道与民间信仰,完成了佛教“通俗化”与“本土化”的弘法使命,成为其时主导庐山甚至全国的宗教信仰.《庐山记》的编纂与出版,见证与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是唐宋时期佛教文化再创造的总结性文本.历经宋至民国,《庐山记》文本有一个卷目分析、散佚、流传国外与回归国内的过程,其所承载的佛教文化亦经历了质疑、解构,或是重拾记忆,或是被重新整合到新的文化元素中间等不同解读过程.本文以《庐山记》为核心,考察它的文献学史,揭示庐山佛教文化自慧远以来的一个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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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开始,1200年过去了.白鹿洞书院经历了它的辉煌与衰落.历史清晰地告诉:这里,曾经是帝王关注、鸿儒云集、名家辈出、智能汇聚之地;这里,曾经是古圣先贤们投入哲学思考和进行雄辩讲述的场所;这里,曾经是无数学子心中的圣地;这里曾经诞生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最完整、最正规的校规……所有这些,都值得研究,值得记忆,值得珍藏.
《庐山学》是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出版的一本太虚法师讲演集,主要收录1924年前后数年间太虚在庐山、武昌佛学院以及其他各地的讲演稿.《庐山学》名称经历了“庐山演说集”“庐山讲演集”到“庐山学”的演变,且在文献记载中较为混乱,其趋向是从具体说明“庐山讲演”之内容到建立抽象佛学体系.《庐山学》首次提出了“庐山学”的概念,也是近代较早以地名学的著作,在庐山文化史和近代学术史上都有其重要意义.
19世纪40年代摄影技术发明后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于50年代由外籍人士传人中国,并首先在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得到大量应用.摄影术进入江西则最迟在19世纪末,本省唯一的通商口岸九江出现了私人摄影活动.20世纪初摄影技术才逐渐在全省各地得以推广应用,也陆续出现了对公众服务的照相机构.这些私人或公共照相馆,为留下了江西最早的一批图像资料.
庐山作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景观”是影响全国、通往世界的一张响亮名片;庐山是名人、国学、书院、诗词、中医、宗教等多种文化元素的策源地和汇聚区;以世界眼光,宣传庐山文化,孵化文化产业,精铸庐山品牌,是当下首要任务.
九十年前太虚禅师提出“庐山学”的构思,九十年后的今天,如何面对?特别是作为庐山学的基石——佛教文化,如何应对?本文对近期的开拓提出新的思考:首先应编纂“庐山佛教宗统、法统编年”.据此纲而张目,全面系统整理庐山祖师的语录、公案、艺文、法谊、宗统.继而汇集庐山寺院庵堂的金石、碑记、名胜、古迹、方典、沿革及遗存的佛教艺术,最后集成《庐山佛教史》,作者连纲带目共十二大类的思路,初步突显了“庐山学基石”——
庐山文化是地缘上依托于庐山地区,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沉淀,是宗教、教育、哲学、政治、隐士、诗词、书画、建筑、石刻、山水景观、地质遗迹等多元文化形式集合于一体的文化体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体系中是独特的、厚重的.对庐山文化的挖掘、研究、弘扬,将会对中华民族文化宝库是一种丰富和提升,体现了时代的重要性.本文对庐山文化的资源性存在的各种形式作了一些分析,对庐山文化的挖掘、研究、弘扬的现状也作了一些
佛教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对比了佛教与儒家、道家思想的异同与关联,从五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接受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的原因,以及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由此对佛教中国化进行了初步探讨.
丝绸之路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是汉晋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丝路沿线地区亦成为早期佛教传播的文化带.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和传播区域的扩展,江西最早的佛教传播活动也在“一带”传播影响下出现.东晋以来,随着西域与汉地僧侣的交流,佛教“一带”传播不断深入,庐山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外来僧人涌入等原因,发展成为当时东南佛教重镇和南方佛教的传播中心.庐山作为佛教“一带”传播的重要交接点,一方面接续西域佛教较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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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魏晋时期庐山慧远在僧俗两界的实践及影响,无疑是考察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案例.无论是自汉代以来“三教”的相互论辩,还是唐宋以后“三教”融合的趋势,都既要看到所以形成“儒释道”互补和求同存异的文化语境,也要深入分析实现诸种“三教归一”形态的内在机理.慧远的僧俗实践,无论是就其实践意义上,还是就其文化创新的意义上,对于如何整合和面对各种社会思潮,提升我们的道德境界,尤其是对于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