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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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科学发展、教育构架及区域经济理论,通过深入西部农村调研新农村建设中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发现尽管全国总体上农村自学考试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西部农村自考专业课程设置情况看,仍存在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灵活、重理论轻实践、重技术轻管理(课程)、重考试轻培养(助学)、强调统一忽略区域(产业)特色、课程内容陈旧等诸多问题.本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农村自考专业课程设置的原则及对策,并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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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四川雅安 625014 教育部考试中心,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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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科学发展、教育构架及区域经济理论,通过深入西部农村调研新农村建设中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发现尽管全国总体上农村自学考试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西部农村自考专业课程设置情况看,仍存在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灵活、重理论轻实践、重技术轻管理(课程)、重考试轻培养(助学)、强调统一忽略区域(产业)特色、课程内容陈旧等诸多问题.本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农村自考专业课程设置的原则及对策,并对现代农业经营管理专科专业课程设置进行了具体分析,为自学考试面向农村专业课程设置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
其他文献
中国农村新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在组织制度、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日趋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于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但农民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意愿究竟如何呢?本文通过对双流县五个乡镇100个农户和10个专业合作组织进行实地调查,就农户对专业合作组织的认识、参加意愿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组织的动因,为新型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提出建议.
项目组在对四川双流、金堂、龙泉、蒲江、安岳、资阳、宜宾、都江堰、雅安、攀枝花等县(市)的20多个水果专合组织实地典型调查的基础上,凝练出了现有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支部(+)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三种主要组织模式的特点、运行机制、绩效与适应性,并分析了其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以期为四川水果产业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从四川省绵阳市“农民专合组织(+)企业”合作模式的个案研究入手,从利润驱动、交易成本、资源互补三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合作动因,从资产合作、合作管理、合作的激励与约束、利益分配、合作风险防范五个方面来归纳了两者的合作运行方式,并分别从协会、企业和会员三个层面评价了合作绩效.
本文用空间集聚指数对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八个行业的空间集聚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制糖业之外,其他行业并不存在行业空间集聚现象.但八个行业的就业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大部分行业超过一半的就业人口分布在四个省份.回归分析表明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的产业布局主要受到了原材料产地的影响,资源优势对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分布起到主导作用.
基于对全国范围内东部、中部、西部166个村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本文从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两个角度详细剖析了各种因素对中国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人数、农户户主的年龄和农户的家庭规模是影响中国农户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而户主的文化程度、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数、农户承包土地的面积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资源环境经济学视角下,以综合分析法与文献资料法对我国现行三种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性进行综合考察与评价.研究表明,现行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性表现于两方面:第一,未能准确反映私人物品基础之上的耕地价值；第二,对耕地公共物品属性认识不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社会保障法”都存在重大偏误.
本文从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假说出发,构建理论模型来探讨灌区供水组织多目标供水经济行为下的水资源分配问题.模型的运算结果表明:经济利益诱致下的灌区供水组织多目标供水行为将会导致农业在水资源产业间配置中处于劣势地位,农业可获得水量大幅度减少,农业用水危机将会更加严重.因此,探索既能维持灌区供水组织的正常运营又能保证农业和农村用水需求的新型灌区水资源经营体制,应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
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水平的高低关系到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目标所需期限的长短.本文通过构建西部产业结构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灰色预测模型GM(1,1),预测了西部地区构建起较为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的时间大概在2017年左右,西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阶段的时间大概也在2017年.由此得出西部农村地区经济—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发展所需时长在10年左右的结论.
福建省率先在全国开展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福建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既要实现“耕者有其山”,又要实现森林资源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即实现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福建集体林产权改革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公平,但却没有达到效率的目标.福建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既是林业家庭经营与林业经营规模化要求之间冲突的体现,也是林业家庭经营体制与其他林业政策之间冲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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