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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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作为知情同意的第二人称视角,对于考察知情同意实践具有特殊意义.从第二人称角度看,知情同意制度在中国的建设经历了从“弱义务”到“强义务”的变迁.这种语境下开展的实证调查表明,医务人员对于知情同意具有较高的认知,在实践层面,告知内容比较全面,在主体方面倾向于“患者与家属共享模式”,而且高职称、高学历与高级别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认知与实践水平较高.患者的主体性未能得到充分认同,家庭主义与程序主义是主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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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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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暨医学伦理学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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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作为知情同意的第二人称视角,对于考察知情同意实践具有特殊意义.从第二人称角度看,知情同意制度在中国的建设经历了从“弱义务”到“强义务”的变迁.这种语境下开展的实证调查表明,医务人员对于知情同意具有较高的认知,在实践层面,告知内容比较全面,在主体方面倾向于“患者与家属共享模式”,而且高职称、高学历与高级别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认知与实践水平较高.患者的主体性未能得到充分认同,家庭主义与程序主义是主要弊病.提升知情同意的临床实践,医务人员需要更好地履行告知义务,提高沟通能力;提升患者的决策能力,提高患者的决策参与度;合理界定家庭在患者临床决策中的定位,通过伦理咨询的方式解决利益冲突,维护患者最佳利益;根本上推进知情同意向共同决策的法制建设,通过法律规制知情同意的过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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