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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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基督教宣道会选取甘肃汉藏族群边界为突破口,意图渐进式地向藏区传教。传教士学习本地族群交往中的主客关系互惠模式,通过拓展人际关系网络提高传教效力。藏传佛教寺院达格观1895年成为传教士的避难所,并在1897年为传教士颁发可在安多游历的通行证。1903年,在寺院附近滩地建成福音园。1907年,达格观寺衰僧败,寺产变卖给宣道会,寺院改建成基督教堂,即录巴寺传教站。这个寺院变教堂的故事,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宣道会、神召会嵌入汉藏边界族群社会的生存策略。面对汉藏边界以宗教信仰为表征的社会控制体系,传教士认识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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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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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基督教宣道会选取甘肃汉藏族群边界为突破口,意图渐进式地向藏区传教。传教士学习本地族群交往中的主客关系互惠模式,通过拓展人际关系网络提高传教效力。藏传佛教寺院达格观1895年成为传教士的避难所,并在1897年为传教士颁发可在安多游历的通行证。1903年,在寺院附近滩地建成福音园。1907年,达格观寺衰僧败,寺产变卖给宣道会,寺院改建成基督教堂,即录巴寺传教站。这个寺院变教堂的故事,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宣道会、神召会嵌入汉藏边界族群社会的生存策略。面对汉藏边界以宗教信仰为表征的社会控制体系,传教士认识到必须获得土地以接纳被切断原有社会关系的信徒。这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衬了本地社会控制体系的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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