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对于“犯罪客体”及其形成的理论体系，仅从某一个技术角度对犯罪客体进行批评性评价还不足以全面揭示犯罪客体所存在的多方面缺陷与弊端，所以有必要对此继续进行探讨性的批评，以消除其负面的不必要的政治评价表现成分，还法律应有的规范属性内容，为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在刑事立法过程中树立“虽价值足灵魂，但规范是生命”的观念，为刑事司法过程中确立“规范先行，价值随后”的原则提供一些必要的建设性意见。
【出 处】
：
《当代中国法学名家》编委会,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犯罪客体”及其形成的理论体系，仅从某一个技术角度对犯罪客体进行批评性评价还不足以全面揭示犯罪客体所存在的多方面缺陷与弊端，所以有必要对此继续进行探讨性的批评，以消除其负面的不必要的政治评价表现成分，还法律应有的规范属性内容，为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在刑事立法过程中树立“虽价值足灵魂，但规范是生命”的观念，为刑事司法过程中确立“规范先行，价值随后”的原则提供一些必要的建设性意见。
其他文献
本文介绍了经济法研究的几个课题：经济法要研究如何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经济法要研究如何规范政府的投资参与行为；经济法要研究如何规范政府的市场监管行为；经济法要研究如何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经济法要研究如何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法要研究如何体现社会分配公平。
回顾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六十年萌芽、曲折、毁灭、苏醒与发展的艰难历程。本文试图在描述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经历的五个阶段的同时，侧重从其赖以依存的土壤解析它不同状态的成因，从中揭示一点民事诉讼法学发展的一些规律。
本文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民事诉讼法的法制建设与法学研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清现状，谋划未来。
本文将选择警察盘查启动条件—“有违法犯罪嫌疑”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为样本，观察它怎样获得确定性。本文首先将揭示出由于不确定而产生的实践误差，以及人们对这种误差的相对容忍度。然后，将通过对美国、英国和中国实践的解读，寻找如何获得确定性的路径。最后，给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至少有四大类型的规范即习惯、政策、司法解释、国际条约(惯例)可以作为纠纷解决过程中在特定条件下的规范类型，这等于扩充和丰富了关于法律渊源学说，进而对原有的法律渊源学说尤其是“非正式法律渊源”的命题进行反思。本文将重点就这四种规范类型中最典型的习惯问题作些分析。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主权永远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民主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通常是讲专政多讲集权多而讲民主少，民主有日益遭到削弱的趋势。 如果说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问题，那么，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则是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因此，只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效地解决如何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更迫切的问题。
学界对于城管执法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执法理念、法律依据、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等问题上，应该说，这些研究的问题并无偏差。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些不是纯理论研究能够解决的。在对西安市临潼区城管执法的实际运作情况作了一个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的实证研究后，本文根据调研数据和跟踪个案，对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城管执法局的职权范围；城管执法为何备受舆论关注；执法模式问题；执法监督问题；如何看待
本文介绍了对中华法系概念、特点、意义、未来的再认识，中华法系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发展，相依相存，源远流长，将继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华法系概念，是百年以来法学界广为运用的经典概念，对认识中国法律传统的继承和更新，对认识世界各大法系的交流和会通，仍有很强的解释力。
新中国成立迄今，已经走过了六十个年头，新中国的刑法学也经历了一个轮回。对于新中国的刑法学来讲，站在六十年的门槛上，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学的发展历程，科学总结其经验得失，不仅是新中国刑法学发展成熟的应有内涵，而且对于把握中国刑法学未来所蕴含的发展契机，迎接新的挑战，努力开创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新局面，加速我国刑事法治的完善，乃至推动我国整个法治建设和社会的进步，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按照腐败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可以将腐败分为一般腐败行为、违纪违法行为和职务犯罪行为。职务犯罪是最为严重的腐败形式。它不仪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及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危害改革开放，破坏经济建设，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危及政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