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通事、传教士是英语观念之启蒙。由于政府对有强烈愿望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设置了性命效关的障碍，导致民间通事为了获取生意的优势而去主动接触外语。坚船利炮不是西洋人制胜的所有原因，但的确是这种武力因素冲破了清政府人为设置的“语言接触”的障碍—作为随之而来的结果，中国上层知识分子“被迫”开始学洋语，识详务。各地同文馆、学堂的创立是英语教学的发展。同文馆作为中国最早的外语学堂，从早期的英法语种开始、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具备了世界最重要的几大语种的教学力量，可以说当时中国外交上主要国家的语种都已包括在内。从教育史角度讲，京师同文馆是我国学校正规英语教学的正式开端。我国大中学校普遍开设外语课开始于1903年。教学语言之争、西学东渐使得英语教学本土化。由于通商、贸易的需要，在国内懂得英语的人才变得炙手可热，所以，既能够学习到英语又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教会学校，受到广大贫困阶层人士的欢迎。汉学和西学兼修是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实践，英语便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载休和桥梁。有了英语这个工具，中西方对于对方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和准确，这对于中西方的沟通和交流是十分重要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争论是1890年传教士大会的重大事件。通过激烈的争论，原来开设英语课程的教会学校进一步将英语作为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媒介。 总的来看，民国初年中国英语教学发展变化是因为下列因素才开始的。一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对外交流。二是中国对外联系和中外交流的加强。三是对英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