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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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正当日本北部发生地震、南部发生强风灾时期，作者在日本南部四国地区高知县的高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考察日本的中国史学教育与研究。本文介绍了重视汉籍文献，培植了史学研究的基础、从文献研究契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及历史学专业向现代化教育渗透与结合等日本南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方法。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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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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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正当日本北部发生地震、南部发生强风灾时期，作者在日本南部四国地区高知县的高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考察日本的中国史学教育与研究。本文介绍了重视汉籍文献，培植了史学研究的基础、从文献研究契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及历史学专业向现代化教育渗透与结合等日本南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方法。
其他文献
当前有关史料学和历史研究法的著作，对“史料”、“原始史料”、“第一手史料”等基本概念都未能给出确切的定义，因此在一些史学论著的史料运用中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不利于史学学术规范的建立。本文试图重新解释史料的概念，划清史料与非史料的界限;重新划分史料的层次，将原始史料和第一手史料区分开来，澄清一些原本模糊的基本概念，正确解释史料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以利于史料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我国史学有许多优良传统，概括起来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资治鉴戒的教化传统，一个求真求实的实证传统。这两个传统作为优秀的史学遗产，无疑是当下史学发展的基础，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本文介绍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进行现代转换的必要性，浅谈了史学传统的现代转换的路径，提出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进行现代转换时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造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唯物史观是他们合作形成的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的洗礼，唯物史观遵循内在逻辑分别向具体和抽象两个方向拓展：前者深化与社会实践的直接联系，主要由马克思发展成为剩余价值理论;后者回应理论界的挑战并予以升华，主要由恩格斯发展成为辩证唯物主义。
碑刻与流传至今的文献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字资料，但它又不同于纯粹的历史文献，碑刻是实物，是有形的，因而兼具考古材料的性质。本文以宋代为例，浅谈了补史之缺和碑刻与史乘之互证等碑刻史的历史意义，阐述了碑刻的其他价值。
南宋“集大成”的理学家朱熹是一个积极的辟佛者。朱熹辟佛的视角也扩展到了史学领域，这使得其史学思想也带上了辟佛的色彩。辟佛视野下的朱熹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面对异域文化的一个典型。本文总结了朱熹辟佛思想的内涵，浅谈了朱熹辟佛的思想对其史学产生的影响，阐述了汉代以后佛学与史学间发生并发展的各种联系。
历史叙事学的发达，曾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特长所在。但在20世纪史学科学化思潮影响下，中国史学一度忽视了叙事的力量，失去史学之魂，不断地远离大众。本文以明代著名的历史叙事作品《通纪》为个案，探讨了传统中国的历史叙事遗产。
中国史学发展到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呈现出了思潮错落、流派纷呈、诸家并起、众流竞进的多元格局，对这一时期各家各派治史理论和成就得失的总结，不仅对于理解当时史学的发展演进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也可为当今如何更好的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史学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本文仅以这一时期主要的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为考察对象进行扼要叙述。
20世纪20至40年代，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为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进行艰辛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实践运动主要通过几种路径：其一，将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化;其二，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其三，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史学理论、史学著作被译介进来，使与国外隔绝多年的中国史学界顿感新鲜，也使长期以来以单一理论模式进行历史研究的沉闷状态出现了生机。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图，对促进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是有益的，但不容讳言，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本文介绍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阐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成就，浅谈了新时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的基本经验。
日本上世纪10至20年代出现过疑古主义史学思潮，与“民本主义”思潮遥相呼应，怀疑古史，反对崇古，在“东洋学”领域中，提出引起争议的“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史领域中提出“神代史抹杀论”动摇日本皇道史观的思想历史基础，激起轩然大波，而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则为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本文试析这个思潮的由来去向，分析“尧舜禹抹杀论”产生的历史原因及与“神代史抹杀论”的内在联系，且论后者在日本史学史与思想史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