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国首次核弹试验成功50周年。当各界纷纷以各种形式来纪念这一令20世纪的中华民族无比自豪的重大科技成就时，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思考:如何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大师，再创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 23位“两弹一星元勋”被视为科技精英的典范，近年来，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他们成为科技精英的原因、规律，希望从中获得启示。在此，笔者也加入这一行列之中，通过若干新发现的文献史料，重点分析在他们的教育经历中所呈现出的特征性，以此反观当今的教育目标、方式和体制。 从童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到之后进入制度化的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教育，23位元勋一直获得了精英化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在科学教育方面。这使得他们的教育起点很高，并且后来一直呈不断累积的优势。而到留学时期所接受的高度专业化、国际化的学术训练，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累积优势。科技人才成长所必须的基本保障由此可见一斑。 以23位元勋为代表的这一批科技人才的成长，还与他们的际遇环境有关。他们生于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自近代以来一次次救亡图存的浪潮之中，从科学救国到科技强国，他们的个人命运、职业前途始终与民族危亡交织在一起，这使得他们有了更加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使科学技术于民族存亡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成为他们普适的价值观。这一独特的时代背景，内化为了他们一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精神动力。他们虽生于动荡年代，虽然是在战火与颠沛流离中求学，但政府与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使得各级教育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依旧保持着一定的规模和水准，也就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由此反观20世纪下半叶的“文化大革命”，却是彻底打碎了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体系，造成了一段时期内人才出现断层。教育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之重要，在此体现得尤为充分。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是基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的传承与创新。郭永怀一进入南开大学便师承饶毓泰，周光召在北大读研究生直接跟随彭桓武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研究，以及彭桓武和程开甲先后师从于M.波恩、钱学森和郭永怀以冯.卡门为师、钱三强师从小居里夫人等等案例，均一一证明没有传承便没有创新。而传承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为人导师者将科学的精神、品质和方法传之于青年。 如何创造和保持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稳定环境，是中国教育界、科技界都须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