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加之信息不对称与契约不完备的客观存在,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是解决上述代理问题的关键途径,而高管激励契约则是最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一。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中,有关薪酬、股权等显性契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在多年的公司治理实践发展中,对有关薪酬、股权等显性激励的质疑声不绝于耳,诸多实证研究也均未取得一致性结论。近年来,该类激励契约的负面效应更是与日俱增。货币薪酬虽然是最为常见的激励契约形式,其短期性弊端的凸显导致了公众的普遍不满与质疑。股权激励方式自1950年代开始,受到了公司的青睐。不容置疑,股权激励作为一种中长期激励契约,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趋同,但却具有明显的双刃剑特征。在中国情境之下,针对企业高管,尤其是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规定相继出台,2015年推出的薪酬管制政策及其引致的高管降薪风波,再一次成为了理论界与实践界争论的共同焦点。在此背景之下,声誉契约等隐性激励所发挥的治理作用及其实现途径也就成为了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声誉激励的研究体系,同时对于企业的激励机制设计也提供更为有益的参考,本文综合运用理论演绎方法、案例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与比较研究方法,也就是在质性与量化整合的框架之下,对中国情境下高管声誉激励契约的作用机理与治理效应进行系统探讨。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运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发现了声誉对于高管具有信号、工具与心理三个方面的激励效用,并以此为基础描述了高管声誉实现激励效用的过程;第二,将理论演绎、质性访谈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并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向激励契约整合理论演进,验证了高管声誉激励契约在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双重维度的治理效应及其与显性激励的交互关系;第三,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借鉴社会嵌入理论的相关观点,对高管声誉激励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剖析与阐释。除第1章与第6章之外,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在国内外学者对声誉的研究历程中,形成了诸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对于声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组织与个人两个层面。早期的研究以组织层面的声誉为主,近年来学者们对于高管个体声誉的关注程度逐渐提高。本章首先对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范式下对声誉的研究进行了脉络梳理,在此基础上,对高管声誉的内涵、特征与治理效用进行评述。最后,对高管声誉激励契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与评价。通过单案例的局部探索性研究方法,采用"检验理论"和"构建理论"相结合的分析策略,对建立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发现的信息与建立在理论预测基础上的理论模型进行匹配,针对实证调查过程中发现的超出理论模型解释范围的信息进一步进行文献对话,揭示了声誉的三重激励效用,并从实践层面归纳新的研究发现,阐释了激励效用的实现途径,即公司高管对声誉的诉求体现为信号性、工具性和心理性效用,并具有以声誉为激励物和强化物的循环激励过程。将理论演绎、质性访谈与跨年度大样本量化分析相结合,对高管声誉激励的治理效应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首先,归纳了高管声誉激励契约的内隐性、长期性、约束性与层次性等区别于薪酬、股权等显性激励的属性,并以此推理出高管声誉激励治理效应的双重维度以及实现路径。其次,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团队声誉激励契约强度的影响因素与治理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由于高管声誉具有层次性特征,即包括高管团队声誉与CEO个体声誉两个层次。继而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对CEO声誉激励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价值创造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从社会嵌入的视角展开理论分析,以高管行为为嵌入主体,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为嵌入客体,引入声誉资本的概念,通过多案例的局部探索性研究提出社会嵌入下公司高管声誉激励机制。研究发现:公司高管行为的社会嵌入通过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实现,二者通过社会行为规范、商业互惠原则、信任机制、二次信任机制和三层次网络结构五大要素对高管行为产生引导和强化作用,最终形成声誉资本。声誉资本通过心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重集合激励效用作用于高管行为,形成社会嵌入下高管声誉激励机制的闭合循环。本研究不仅是对既有理论的一个探索性创新,同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公司高管的努力程度是公司发展的基础保障,而其努力的关键是激励是否有效。在现实中,很多公司通过薪酬体系给予高管物质性激励,但是给予声誉激励的意识和方法尚不充分。通过声誉激励公司高管,可以提升公司激励体系的整体效果,并且在提升高管心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同时,能够为公司凝聚社会资本。通过本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如下:构建多维度高管声誉评价体系;通过构建公司传记体系形成高管声誉载体;提升高管声誉资本价值以促进高管声誉激励契约的主体效用;适度发挥声誉的社会控制功能以实现声誉激励与显性激励的协同;通过加强高管多维网络交流发挥社会行为规范和商业互惠原则的作用;发挥媒体、政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高管声誉的评价及信号传递作用。由于篇幅与水平所限,本文在案例研究中研究对象选择、相关变量的测量方式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后续研究应从下面几方面进行拓展: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进一步探索高管个人特征、高管团队特征等情境因素对高管声誉激励契约治理效应的影响;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高管声誉激励契约对高管行为的影响;探索高管声誉激励契约在不同文化背景或治理模式之下的效用及作用机理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