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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国家。但是，与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相比，这些外资总额实际上是相当小的。中国的私人投资要比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
西部的发展对于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至关重要。显然，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卓越的扶贫工作。私营经济的投资环境，城乡统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三个方面相互之间是紧密相关的。成都已经成为西部投资环境的标杆城市。但是，维持投资和增长需要投资环境的持续改善，并要在西部实现更大的改善，那么企业设立更加便捷、提高内陆与沿海地区的物流联系就成为关键。为了使农村人口更多地受益于这种经济增长，并从农村向城市提供稳定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需要强化城乡统筹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按城市标准提高农村教育和医疗水平,是其中重要的两环。最后，强调与经济增长、投资环境改善紧密相关的资源和能源问题。世界银行在投资环境调查中发现，为私营企业创造最好投资环境的城市,同样拥有最好的环境指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良好的自然环境对于居民福利，以及吸引高端投资都是非常重要的。高技术企业不会到人居环境差的地方投资。为了提高人们的福利并维持投资和增长，需要成都和其他城市采取减少空气污染的措施。同样，提高能源税，减少不利于就业的工资税,都将支持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这有助于平衡经济发展，减少对资源消耗大的产业依赖，从而向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
私营经济的投资环境
私营经济已经成为过去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国。但是，与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相比，这些外资总额实际上是相当小的。中国的私人投资要比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根据全国统计数字，在1998年至2005年期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大幅下降，大约减少50％左右。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稳步增长，在同期增长了1倍。而国内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长了10倍，并且创造的就业总量要远大于外企。这一数字极有可能被低估了，因为统计中只包括正式登记注册的企业。所有的外企都是正式注册的，而国内许多小型的私企都属于地下经济。
以成都和四川的实际情况看这个问题，四川最近几年在吸引外资上非常成功。外资总流量从1997年的250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12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了成都。这是一种非常重要而有效的催化剂。几年前，国家信息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开展了一项对制造业企业的大规模调查，涉及全国12400家企业，包括成都的100家企业。从当时的样本中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而国内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是外企的2.5倍。私营企业的发展在中国随处可见。首先始于沿海地区。但有趣的是，在1998年至2005年间，中部城市的企业数量增长速度要快于沿海地区。因此，很明显，私营经济的成功发展正在向内陆蔓延。但是，与此同期，西部城市的增长速度却低于中部或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由于远离连接全球市场的出海港，因而处于区位劣势。这一劣势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更加努力地为私人投资创造更加优越的投资环境。
在去年120个城市调查中，世界银行根据内资私营企业的评价,对城市投资环境进行排名。成都位居第14位，而所有排名靠前的企业都位于沿海地区。因此，可以说成都是中国内陆投资环境的“标杆城市”。尽管如此，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可以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关于投资环境改善，有两方面的创新，从而帮助地方政府提高私营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而达到总体经济增速。
（一）企业设立。产量和就业人数的增长在新成立的企业尤其迅猛，因此如何使企业设立更加容易则显得尤为重要。总的来说，在全球比较中，中国还没有一个地区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好。在企业设立之初，平均要花费6周的时间完成14道手续。这一过程包括数不清的规定，涉及工商、税务、统计、质监、检疫、劳保、公安。在绝大多数中国城市，这些机构都拥有独立的信息系统，因此，申请者需要到每个部门重复递交类似的文件。此外，申请人还要到一个部门跑好几趟，才能完成注册申请，因为通常手头并没有具体的办事信息或指南。在中国创办企业的步骤不仅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甚至比非洲的平均水平还要多。由于对企业注册的法律是全国统一规定的，因此地方机构无法改变其中的基本流程。但是，他们可以利用现代管理概念和方法对某些步骤进行合并，从而使整套系统更加方便和快捷。并联审批便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最好的办法之一。
在这方面，成都可以成为其他城市借鉴的样本。以成都为例，建立了一个并联审批窗口，接受企业的各种审批申请。新建立的窗口将需要行政和监管机构分别审核的申请进行分发，然后收集全部批复，再返还申请人。申请人只需在窗口把他们的文件递交一次，并将在24小时内得到批复，这与过去一周的时间相比大大缩短。其他城市也进行了重大创新，并有望进行普及。天津、武汉和重庆开创了“默认”制，即如果相关机构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审批，就意味着申请得到了批准。上海浦东新区、杭州和南京推出了“通告和保证制度”，即一站式服务大厅公开宣布企业设立的所有要求，申请者递交一份声明，保证已满足了要求的所有条件。在7到10天内，申请者将收到一份许可文件，用于在工商局申请营业执照。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总会有办法使得开办企业更加容易。在这方面进行深入贯彻的城市会吸引更多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二）物流。成都和西部大多数地区远离海岸是一种劣势。这一点，成都市工人工资水平只有杭州或广州等沿海城市的一半。尽管西部地区有其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上。但是，糟糕的物流也会抵消劳动成本的优势。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成都到港口运送一个集装箱的成本大约是l5000元。这一数字部分反映出物流的低效。四川的劣势在于没有“冷链”物流，即可以将新鲜肉制品向省外运送的物流链。总体而言，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货运公司，而国内大量的铁路运力用于运煤和客运。增加货运方式的竞争将有助于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其中一些是牵涉全局的问题，但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仍可有所作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理论上，国际物流公司可以在国内投资和经营。但是，实际上，要想获得多种许可执照是非常困难的(例如，由于行业分割或地域分割)。对于成都和四川而言。允许大型物流公司开展运营，加强省内与沿海的联系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正在向沿海以外地区转移。对中国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这种转移会不会流向工资更低的国家，例如孟加拉和越南，或者是向内陆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如果确实是向内陆地区转移，那么将对中国西部大开发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但前提是企业设立更加容易、加强与沿海的物流连接。
城乡统筹
在城乡统筹方面，成都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宣布了8点宏伟计划:一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二是提高基层自治组织管理；三是统筹城乡工业发展；四是建立统一的城乡行政体系；五是实施覆盖城乡管理体制的基础设施体系；六是实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七是实施覆盖城乡的社保制度；八是实施统一的城乡户口制度。
（一）统一的城乡户口制度。城乡统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的城乡差异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平均起来，城市实际生活标准大约是农村的3倍，这个3比1的比例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非常高的。在亚洲其他经济体中，城乡差距的比例在1.3和1.8之间。这种差距的原因并不复杂。中国人口众多，而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却很少。在这种背景下，改革开放更多地惠及城市人口也是很正常的。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年平均增长率达6％。但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却是这一数字的2倍，由于增长速度的差异，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扩大，除非出现大规模的城乡转移。现在这种城乡转移正在进行。大约有2亿人从农村进城。许多人被称为“流动人口”，这些人一年中会在农村老家待上一段时间。但有越来越多的人永久地留在了城镇，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的户口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种流动，那些有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口很难全家在城镇定居，因此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在改革初期，中国想要控制人口流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中国也因此避免了悲惨的贫民区的出现，这在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见到。但是，现在应该是认真考虑放松管制的时候了，因为在许多城市正在闹“民工荒”，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将成为未来15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那些搬到城里的农村家庭生活得到了普遍提高，在城里打工的也要远远高于农村。他们的离开同样也能缓解对土地的压力，使剩余的农民与土地配比得到改善。此外，在城里的农民工会向留在农村的家人汇款，也成为农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成都统筹城乡户口的举措就值得借鉴并推广。
（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城乡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与服务质量在不断拉大，特别是在基础教育和医疗方面。中国的财政体系在传统上是分散在地方的，地方政府需要自筹资金支付基础教育与医疗费用。但由于税基的差异，富裕的县可以负担人均300元的教育费用，而最贫困的县还不到100元。与其他国家相比，这种差别是很大的。在国家层面，近年来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在国家预算中大幅增加向农村教育和医疗的转移支付，并在中西部地区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学费。但实际上，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支出上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成都向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服务的计划也是值得肯定的。
（三）覆盖城乡的社保制度。农村人口需要良好的医疗和教育体系，以提高留守人口的农业生产力，向儿童提供技能，使他们以后能向城市转移。统筹城乡养老体系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人虽然长在农村，却在城里工作了大半生，最后选择在退休后返回农村老家。养老制度要能公正地征收他们的养老金并提供福利，而不论他们在何处安家。成都在这些方面开展的改革是有远见的，并将极大改善农村居民生活，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
由于中国是一个资源不足的国家，因此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就变得极其重要。在改革的最初15年时间里，由于快速的工业发展，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破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加强环境法规制定和执行力度，在许多环境指标上得到了改善,同样在能源利用效率上也得到了稳步提高。但是，在政府现行的五年规划中表示以前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并在改善环境方面制定了雄伟目标，在5年内将能源效率提高20％。
最近，国家环保总局和世界银行共同对中国水和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成本进行了评估。这项由环保总局开展的工作具有真正的开创意义，因为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使用本国的环境和医疗数据来估算污染导致的成本。最终报告将会发布，在此前中英文版的摘要业已公布。空气污染比水污染带来的成本更高。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中国拥有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这是因为中国的能源主要依赖于煤炭，并且在快速实现机械化。空气污染造成了大量的发病率与较高的死亡率。这项研究创新的一面是，在重庆和上海开展了“意愿支付”调查，发现有相当高比例的人群为延长寿命，愿意支付减少空气污染的费用。基于这项调查，估计在中国空气污染导致的成本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8％。对健康的损害主要是由一种称之为可吸入颗粒物的小型微粒造成的，这种颗粒物的直径不到10微米。
2005年，在成都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达到每立方米125微克。这一数字要好于北京的141微克，但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北方的平均水平为112微克，南方为88微克。因此，在成都，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成本要略微高于全国3.8％的水平。根据目前水平，采取关键措施减少空气污染是经济划算的，因此成都加强对空气污染的控制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以下是一些可以取得快速进展的重要步骤：将工业企业搬出城市中心，使用无烟煤并最终实现用液化气为家庭和小型锅炉供暖；从煤炭转向利用更为清洁的能源发电(中国在上海和浙江建设了一些最为先进的发电厂，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使用清洁能源);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使用天然气；投资公共交通以减少私人轿车的过度使用。曼谷通过应用这些措施，成功地将空气污染水平在几年内减少一半，现在已经达到美国清洁空气的标准。
成都及其他西部城市的另一个重要资源问题是能效问题。中国是一个能源匮乏的国家，为了满足能源需求只能依赖于不断增长的能源进口。由于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及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的下降，初次能源的价格持续上涨，这种趋势很可能持续下去。因此，尽量有效地使用能源符合中国自身的现实利益。政府已经设定了宏伟目标：即在5年内提高20％的能效。尽管实现起来有难度，但仍有可能。在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在能效方面取得了稳步的进展，这大部分来自于能源价格上涨使企业和居民更有效率地利用能源。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市场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飙升，中国很难完全将这种高价转嫁到企业及居民头上。如果中国的城市想要实现能效目标，应当进一步提高能源价格。有趣的是，最近的全球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居民都更希望能源价格上涨：85％的中国投票者赞同以收取能源税的方式实现能效目标。他们也赞同利用税收投资于清洁能源及公共交通。对公共交通而言，高速运输是非常有前景的，并且正在北京和西安进行推广。中国的工业一直非常关注关键生产要素，包括能源的价格上涨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征收较高的工资税，而能源税则较低。这种税收体制鼓励了能源的利用而不利于就业。中国可以在提高能源税的同时，降低工资税，从而使企业承担的税负保持稳定。这种新的税收体制将遏制过分使用能源，同时鼓励雇佣更多的劳动力。
西部的发展对于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至关重要。显然，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卓越的扶贫工作。私营经济的投资环境，城乡统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三个方面相互之间是紧密相关的。成都已经成为西部投资环境的标杆城市。但是，维持投资和增长需要投资环境的持续改善，并要在西部实现更大的改善，那么企业设立更加便捷、提高内陆与沿海地区的物流联系就成为关键。为了使农村人口更多地受益于这种经济增长，并从农村向城市提供稳定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需要强化城乡统筹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按城市标准提高农村教育和医疗水平,是其中重要的两环。最后，强调与经济增长、投资环境改善紧密相关的资源和能源问题。世界银行在投资环境调查中发现，为私营企业创造最好投资环境的城市,同样拥有最好的环境指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良好的自然环境对于居民福利，以及吸引高端投资都是非常重要的。高技术企业不会到人居环境差的地方投资。为了提高人们的福利并维持投资和增长，需要成都和其他城市采取减少空气污染的措施。同样，提高能源税，减少不利于就业的工资税,都将支持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这有助于平衡经济发展，减少对资源消耗大的产业依赖，从而向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
私营经济的投资环境
私营经济已经成为过去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国。但是，与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相比，这些外资总额实际上是相当小的。中国的私人投资要比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根据全国统计数字，在1998年至2005年期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大幅下降，大约减少50％左右。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稳步增长，在同期增长了1倍。而国内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长了10倍，并且创造的就业总量要远大于外企。这一数字极有可能被低估了，因为统计中只包括正式登记注册的企业。所有的外企都是正式注册的，而国内许多小型的私企都属于地下经济。
以成都和四川的实际情况看这个问题，四川最近几年在吸引外资上非常成功。外资总流量从1997年的250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12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了成都。这是一种非常重要而有效的催化剂。几年前，国家信息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开展了一项对制造业企业的大规模调查，涉及全国12400家企业，包括成都的100家企业。从当时的样本中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而国内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是外企的2.5倍。私营企业的发展在中国随处可见。首先始于沿海地区。但有趣的是，在1998年至2005年间，中部城市的企业数量增长速度要快于沿海地区。因此，很明显，私营经济的成功发展正在向内陆蔓延。但是，与此同期，西部城市的增长速度却低于中部或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由于远离连接全球市场的出海港，因而处于区位劣势。这一劣势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更加努力地为私人投资创造更加优越的投资环境。
在去年120个城市调查中，世界银行根据内资私营企业的评价,对城市投资环境进行排名。成都位居第14位，而所有排名靠前的企业都位于沿海地区。因此，可以说成都是中国内陆投资环境的“标杆城市”。尽管如此，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可以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关于投资环境改善，有两方面的创新，从而帮助地方政府提高私营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而达到总体经济增速。
（一）企业设立。产量和就业人数的增长在新成立的企业尤其迅猛，因此如何使企业设立更加容易则显得尤为重要。总的来说，在全球比较中，中国还没有一个地区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好。在企业设立之初，平均要花费6周的时间完成14道手续。这一过程包括数不清的规定，涉及工商、税务、统计、质监、检疫、劳保、公安。在绝大多数中国城市，这些机构都拥有独立的信息系统，因此，申请者需要到每个部门重复递交类似的文件。此外，申请人还要到一个部门跑好几趟，才能完成注册申请，因为通常手头并没有具体的办事信息或指南。在中国创办企业的步骤不仅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甚至比非洲的平均水平还要多。由于对企业注册的法律是全国统一规定的，因此地方机构无法改变其中的基本流程。但是，他们可以利用现代管理概念和方法对某些步骤进行合并，从而使整套系统更加方便和快捷。并联审批便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最好的办法之一。
在这方面，成都可以成为其他城市借鉴的样本。以成都为例，建立了一个并联审批窗口，接受企业的各种审批申请。新建立的窗口将需要行政和监管机构分别审核的申请进行分发，然后收集全部批复，再返还申请人。申请人只需在窗口把他们的文件递交一次，并将在24小时内得到批复，这与过去一周的时间相比大大缩短。其他城市也进行了重大创新，并有望进行普及。天津、武汉和重庆开创了“默认”制，即如果相关机构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审批，就意味着申请得到了批准。上海浦东新区、杭州和南京推出了“通告和保证制度”，即一站式服务大厅公开宣布企业设立的所有要求，申请者递交一份声明，保证已满足了要求的所有条件。在7到10天内，申请者将收到一份许可文件，用于在工商局申请营业执照。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总会有办法使得开办企业更加容易。在这方面进行深入贯彻的城市会吸引更多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二）物流。成都和西部大多数地区远离海岸是一种劣势。这一点，成都市工人工资水平只有杭州或广州等沿海城市的一半。尽管西部地区有其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上。但是，糟糕的物流也会抵消劳动成本的优势。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成都到港口运送一个集装箱的成本大约是l5000元。这一数字部分反映出物流的低效。四川的劣势在于没有“冷链”物流，即可以将新鲜肉制品向省外运送的物流链。总体而言，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货运公司，而国内大量的铁路运力用于运煤和客运。增加货运方式的竞争将有助于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其中一些是牵涉全局的问题，但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仍可有所作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理论上，国际物流公司可以在国内投资和经营。但是，实际上，要想获得多种许可执照是非常困难的(例如，由于行业分割或地域分割)。对于成都和四川而言。允许大型物流公司开展运营，加强省内与沿海的联系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正在向沿海以外地区转移。对中国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这种转移会不会流向工资更低的国家，例如孟加拉和越南，或者是向内陆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如果确实是向内陆地区转移，那么将对中国西部大开发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但前提是企业设立更加容易、加强与沿海的物流连接。
城乡统筹
在城乡统筹方面，成都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宣布了8点宏伟计划:一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二是提高基层自治组织管理；三是统筹城乡工业发展；四是建立统一的城乡行政体系；五是实施覆盖城乡管理体制的基础设施体系；六是实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七是实施覆盖城乡的社保制度；八是实施统一的城乡户口制度。
（一）统一的城乡户口制度。城乡统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的城乡差异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平均起来，城市实际生活标准大约是农村的3倍，这个3比1的比例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非常高的。在亚洲其他经济体中，城乡差距的比例在1.3和1.8之间。这种差距的原因并不复杂。中国人口众多，而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却很少。在这种背景下，改革开放更多地惠及城市人口也是很正常的。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年平均增长率达6％。但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却是这一数字的2倍，由于增长速度的差异，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扩大，除非出现大规模的城乡转移。现在这种城乡转移正在进行。大约有2亿人从农村进城。许多人被称为“流动人口”，这些人一年中会在农村老家待上一段时间。但有越来越多的人永久地留在了城镇，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的户口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种流动，那些有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口很难全家在城镇定居，因此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在改革初期，中国想要控制人口流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中国也因此避免了悲惨的贫民区的出现，这在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见到。但是，现在应该是认真考虑放松管制的时候了，因为在许多城市正在闹“民工荒”，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将成为未来15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那些搬到城里的农村家庭生活得到了普遍提高，在城里打工的也要远远高于农村。他们的离开同样也能缓解对土地的压力，使剩余的农民与土地配比得到改善。此外，在城里的农民工会向留在农村的家人汇款，也成为农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成都统筹城乡户口的举措就值得借鉴并推广。
（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城乡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与服务质量在不断拉大，特别是在基础教育和医疗方面。中国的财政体系在传统上是分散在地方的，地方政府需要自筹资金支付基础教育与医疗费用。但由于税基的差异，富裕的县可以负担人均300元的教育费用，而最贫困的县还不到100元。与其他国家相比，这种差别是很大的。在国家层面，近年来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在国家预算中大幅增加向农村教育和医疗的转移支付，并在中西部地区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学费。但实际上，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支出上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成都向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服务的计划也是值得肯定的。
（三）覆盖城乡的社保制度。农村人口需要良好的医疗和教育体系，以提高留守人口的农业生产力，向儿童提供技能，使他们以后能向城市转移。统筹城乡养老体系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人虽然长在农村，却在城里工作了大半生，最后选择在退休后返回农村老家。养老制度要能公正地征收他们的养老金并提供福利，而不论他们在何处安家。成都在这些方面开展的改革是有远见的，并将极大改善农村居民生活，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
由于中国是一个资源不足的国家，因此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就变得极其重要。在改革的最初15年时间里，由于快速的工业发展，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破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加强环境法规制定和执行力度，在许多环境指标上得到了改善,同样在能源利用效率上也得到了稳步提高。但是，在政府现行的五年规划中表示以前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并在改善环境方面制定了雄伟目标，在5年内将能源效率提高20％。
最近，国家环保总局和世界银行共同对中国水和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成本进行了评估。这项由环保总局开展的工作具有真正的开创意义，因为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使用本国的环境和医疗数据来估算污染导致的成本。最终报告将会发布，在此前中英文版的摘要业已公布。空气污染比水污染带来的成本更高。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中国拥有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这是因为中国的能源主要依赖于煤炭，并且在快速实现机械化。空气污染造成了大量的发病率与较高的死亡率。这项研究创新的一面是，在重庆和上海开展了“意愿支付”调查，发现有相当高比例的人群为延长寿命，愿意支付减少空气污染的费用。基于这项调查，估计在中国空气污染导致的成本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8％。对健康的损害主要是由一种称之为可吸入颗粒物的小型微粒造成的，这种颗粒物的直径不到10微米。
2005年，在成都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达到每立方米125微克。这一数字要好于北京的141微克，但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北方的平均水平为112微克，南方为88微克。因此，在成都，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成本要略微高于全国3.8％的水平。根据目前水平，采取关键措施减少空气污染是经济划算的，因此成都加强对空气污染的控制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以下是一些可以取得快速进展的重要步骤：将工业企业搬出城市中心，使用无烟煤并最终实现用液化气为家庭和小型锅炉供暖；从煤炭转向利用更为清洁的能源发电(中国在上海和浙江建设了一些最为先进的发电厂，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使用清洁能源);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使用天然气；投资公共交通以减少私人轿车的过度使用。曼谷通过应用这些措施，成功地将空气污染水平在几年内减少一半，现在已经达到美国清洁空气的标准。
成都及其他西部城市的另一个重要资源问题是能效问题。中国是一个能源匮乏的国家，为了满足能源需求只能依赖于不断增长的能源进口。由于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及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的下降，初次能源的价格持续上涨，这种趋势很可能持续下去。因此，尽量有效地使用能源符合中国自身的现实利益。政府已经设定了宏伟目标：即在5年内提高20％的能效。尽管实现起来有难度，但仍有可能。在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在能效方面取得了稳步的进展，这大部分来自于能源价格上涨使企业和居民更有效率地利用能源。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市场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飙升，中国很难完全将这种高价转嫁到企业及居民头上。如果中国的城市想要实现能效目标，应当进一步提高能源价格。有趣的是，最近的全球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居民都更希望能源价格上涨：85％的中国投票者赞同以收取能源税的方式实现能效目标。他们也赞同利用税收投资于清洁能源及公共交通。对公共交通而言，高速运输是非常有前景的，并且正在北京和西安进行推广。中国的工业一直非常关注关键生产要素，包括能源的价格上涨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征收较高的工资税，而能源税则较低。这种税收体制鼓励了能源的利用而不利于就业。中国可以在提高能源税的同时，降低工资税，从而使企业承担的税负保持稳定。这种新的税收体制将遏制过分使用能源，同时鼓励雇佣更多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