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遇到压力过大的生活事件时，尤其是当面对创伤性事件的时候，问题焦点应对不再一直有效，而人们开始通过意义取向应对(Meaning-focused coping)，或意义寻求(meaning making)来重新修正自己的价值观、信念和目标来应对这些压力，从而达到创伤后成长。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重大负性事件是否会带来情境意义与全局意义之间的差异，以及意义应对的方式在减少情境意义和全局意义之间的差异与创伤后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对81名半年内事故导致身体残疾的个体施测了意义取向应对问卷(MFCQ)，全局信念和情境信念的差异测量，全局信念和目标与情境信念和目标的差异测量，自评抑郁量表(SDS)，创伤后成长量表。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意义差异对创伤后成长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重大负性事件会带来意义差异，意义寻求在减少意义差异和提高创伤后成长之间的作用显著，意义寻求在意义差异和创伤后成长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可以认为是创伤后成长的作用机制。本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Park 和Folkman(1997)意义寻求的模型：意义取向应对的产生源于重大负性事件带来的情境意义与全局意义之间的差异，从而达到创伤后成长。未来研究应使用纵向设计对这种过程机制作出进一步的验证。面对重大丧失情境，个体的应对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需要通过追踪研究来考察这个过程，采集创伤过程不同时间点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