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体而言，北村作为一个坊，虽有鲜明的伊斯兰特色，但还是表现出文化复合性。美国人类学家杜磊分析了中国政府对回族的识别。并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回族是中国政府通过民族识别发明创造出来的。这彰显的是威权中国，突出的是中国国家权力，回族几乎是任凭国家构建的客体。受人类学中国边疆研究的族群理论的影响，美国的中亚史研究专家李普曼提出，回族是现代民族国家权力话语下的分类体系，不能解释穆斯林在中国长达1300多年的经历。他从族群政治与宗教信仰的角度对穆斯林史进行探讨。李普曼提到了西北边疆与中亚西亚以及中国非穆斯林社会的联系，认为西北是徘徊在“中国”与“伊斯兰”之间的文化和地理地带，穆斯林的行为行动不仅与西北的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生态相关，而且还表现为个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及其互动关系。能看到，杜磊与李普曼的研究，分别强调了现代和历史的两个面向。就他们的作品来看，现代与历史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然而，从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至少在文化方面，还是有联系的。这些传统或文化也不一定是依照民族国家中主流群体的预设而展开的，而是存在着区域性穆斯林群体的文化秩序等的“沿袭”。但这种“沿袭”并非是出于文化的自主性和自我生成性，强调穆斯林文化与非穆斯林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对立其实是忽略了文化间的相互依存性。在融合与超社会的层面上，文化间自我与他者的结构化是动态的。这表现在人观方面也是能看到一些流动的面向。即使是对于自我的认知，也是在文化复合性的层面上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