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国民经济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改革开放这20多年,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性变化带来了三重挑战。第一,相当多的人不适应急剧的社会变革,处于高度迷惘与混乱的状态。第二,经济和社会结构迅速变化使我们原有的国家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用。第三,各种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正在推动中国沿着城乡、东西、阶层三个方向扭断原有的社会链条,整个社会正在变成一个不断"失衡"、加速"断裂"的社会。中国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怪象:一个是"中国怪象",另一个是"中国政治怪象"。中国怪象表现为,一方面中国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由度扩大了);另一方面从上到下都感到中国面临着重重危机。中国政治怪象表现为,一方面人们抱怨政府太强,管得太多,太死;另一方面人们也有理由抱怨政府太弱,对很多该管的事(如惩治腐败,打击制假贩假,防止灾难性事故,从严执法等)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这两个怪象表明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关键的十字路口,它必须寻求新的思路才能克服当前的危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问题是,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应对之道?谈到应对之道,目前有体制内、体制外两类思路。体制内的思路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希望高速增长会自动地惠及全体人民,缓解社会矛盾。但是,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回应上面提到的三重挑战,也不会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体制外的思路则把希望放在三个流行的概念上,即"自由"、"公民社会"和"民主"。经过对中外历史经验的理论思考和反复讨论我们得出结论:没有一部有效的国家机器,无论是"自由"、"公民社会",还是"民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一种新的现实的思路:即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这条思路的基本假设是,没有必要的国家制度建设,一个国家难以持续、稳定地发展经济,也不可能为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反过来,如果国家制度建设不包含民主的因素,得到加强的国家可能变成什么人都控制不了的怪兽。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本身不可能解决急剧转型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相互制约的,只有当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时,社会才能平稳发展。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必然会提出变革上层建筑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其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国家的政治体制却未能作出相应的重大调整。民主国家制度建设或重构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当经济结构比较简单时,政府也许可以用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哪怕有最聪明的计划者,计划体制也不可能有效运作。这时,引入市场机制势在必行。同样的道理,当社会结构比较简单时,政府也许可以用专断的方式管理社会。然而,当社会变得相当多元化时,即使有最无私、最仁慈的领袖,政府也难以有效地调节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时便有必要逐步开放言路、拓宽民众参与决策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