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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的实录都是东亚文化圈中的特殊史书，皆针对最高统治者展开记录。中国实录始终以皇帝为记载对象。日本由于最高权力从天皇下移到幕府再回到天皇之手，其实录记载对象也变动不居，出现了既记载天皇，又记载将军的特殊情况，但是始终都以最高当权者为记载对象。在实录修纂机构上，中日皆属官方所设，性质并无二致。在修纂体例上，中日实录基本相同，多采用“编年附传”体。但是，日本实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德川实纪》分为正编和附录，就为中国实录所无。日本实录在仿照中国实录修纂之时，同时受到日本特殊政治架构和封建制度的影响，使其实录记载对象和修纂体例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反映出东亚文化圈中史学在从中心向边缘的传播中，会出现接受和改造同时并举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