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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业为边远民族村寨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会，但社会生态巨变也使其面临诸多压力与冲突，威胁到地区稳定，对化解之道的深层次探索亟待理论支撑。文章借用selve生理应激理论，根据压力概念发展的趋势，提出社区层面压力-冲突论之6大命题，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由压力源（A）、应对资源（B）、应对过程（C）、压力反应（D）、应对结果（X）构成的社区压力应对之ABCD-X模式，其中B-C为“传承”维度，A-D为“变革”维度。该模式应用于中俄边界室韦俄罗斯民族村的旅游扶贫研究，显示出良好的框架条理作用和机理解释能力；结合实践经验，ABCD-X模式帮助甄别出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进程的7大误区，能否规避这些误区直接关系到社区压力应对与旅游可持续发展之成效。
[关键词]社区压力-冲突论；ABCD-X模式；冲突管理；可持续旅游；室韦俄罗斯民族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11-0040-11
引言
我国少数民族农村人口主要聚居在民族村寨，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这些村寨大多位于边远欠发达地区，贫困问题突出；而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它们多被称为最后的“游客天堂”、“人类的童年记忆”，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异质性的多元文化使这些地区纷纷选择旅游业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重要引擎”。2012年底，国家民委颁布《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再次强调民族村寨要“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
快速发展的旅游业脱贫效果突出，但也引发了民族村寨社会生态的巨变：封闭而缓慢发展的社区短时间向开放的旅游社区演进；原本擅长于农牧业劳作的村民要快速成长为旅游从业者；大量游客、外来开发商的涌入打破了千百年邻里守望的传统社会氛围，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民族文化遭受冲击，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等，都使居民和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压力的疏解不当往往成为恶性社会冲突的导火索。钟洁等研究发现，涉及旅游开发的民族社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社会冲突，如四川甲居藏寨、云南迪庆、贵州西江苗寨、新疆喀纳斯以及2013年备受关注的湖南凤凰等。左冰认为，尖锐的社会冲突已成为我国旅游发展面临的最大约束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杨晶晶等通过在喀纳斯长达12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利用Coser的社会冲突理论初步分析了边远民族旅游社区冲突的规律，发现巴特勒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的探索期、参与期、发展期分别对应于Coser提出的以价值观、资源和权力为主的冲突，同时她也认为，旅游领域对于冲突管理与化解之道的综合分析还相当匮乏，而社会变迁中少数民族居民心理问题亟待关注。
旅游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时间并不长，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旅游学者还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来夯实自己的基础，以便使旅游学向一种更具严谨性和学术性的学科形态发展。如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Urry借用Foucault的“医学凝视”理论，提出了“游客凝视”（tourist gaze）的概念，众多旅游学者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旅游研究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
对社会变迁研究，德鲁克堪称大师中的大师。在变迁的社会中寻求保守与变革之间的平衡是社会生态学的重要任务与优势所在，德鲁克特别强调“生态”一词，希望探寻社会环境如何能够如自然生态一样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学者叶峻也认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源于围绕生物系统而进行的自然生态研究，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同样存在物能循环和信息交流，具有新陈代谢的生命特征和自动调控功能，以维持其动态平衡与相对稳定。
因此，对边远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引发的社会变迁、压力汇聚与冲突频发，探寻管理与化解之道，需象达尔文观察动植物一样，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对社区进行长期、细致的考察：村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给人们带来哪些压力？什么压力容易引发恶性社会冲突？如何管理压力进而管理冲突？鉴于压力作为社会变迁与冲突之中间变量的核心作用，本文将其作为研究重点，借用“压力之父”加拿大生理学家selye的应激（stress）学说，在自然科学中寻求支撑，探旧究新，提出社区层面的压力一冲突论，在此基础上构建社区压力应对的ABCD-X模式，应用于笔者长期关注的中俄边境村落室韦，初步探索边远民族旅游社区社会生态运行的规律，挖掘该类社区的压力管理之道，总结引发恶性社会冲突的可能误区，为致力于旅游扶贫的地方政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促进边远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1.1理论基础
压力又称应激，被用来描述人们在面对工作、人际关系、个人责任等要求时所感受到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紧张状态，是一种跨越人格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的全人类体验。“压力”一词源于拉丁文的“stringere”，意思是“拉紧”或“紧拉”，最早是物理学术语，本意为施加在物体上的力量。1925年，Cannon首先将“压力”一词用于人类，他观察到，暴露于寒冷、缺氧及缺血环境中的有机体会出现“战斗/逃避”的应激反应，进而提出“内稳态”（homeostasis）概念，即当机体内部环境的稳定状态被打破以后，机体会通过其缓冲系统及反馈机制，自然产生一种促进个体恢复稳定状态的持续性因素。“压力”概念的流行则得益于Selyel956年出版的《生活中的压力》一书。20世纪30年代，Selye在动物实验中发现了应激反应，并将个体承受压力刺激的反应命名为“一般适应综合征”（generaladaptation syndrome，GAS，后多被称为压力综合症），它是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压力理论，从而奠定了selve“压力之父”的地位（图1）。
图1展示了selye关于应激的基本理论：外部应激源（stressor）引发了有机体内部的应激反应，GAS是有机体寻回平衡或稳定，从而维持或恢复其完整和安宁的过程。GAS包括3阶段，依次为警觉期（alarm）、抵抗期（resistance）、耗竭期（collapse）；若抵抗期之反应过强或压力刺激长期持续存在，就会导致心脏病、高血压等“适应性疾病”（disease ofadaptation）；如压力仍旧不能得到缓解，则会进入耗竭阶段，引发一个或多个器官坏死甚至整个有机体死亡。selve将应激分为良性应激（eustress）和恶性应激（distress），前者指令人愉快和具有建设性的压力，能促进人们追求其预期目标；后者为压力的负面作用，导致机体一系列不健康举动和行为。 生理应激理论确立后，学术界很快注意到压力不仅对躯体，对心理也有影响，“stress”一词由此从生物医学领域进一步向社会生态领域拓展，“生理应激”发展为“心理压力”。Selye本人也开始探索其在心理与哲学方面的应用，提出应激理论在哲学上以人本主义为基础，认为利他的利己主义（altruistic egotism）有利于消解因压力产生的个人与社会问题。除个体压力外，群体压力也越来越受到关注。1949年，有“家庭压力理论之父”美誉的Hill率先提出ABC-X模式，认为家庭成功应对压力或面临危机的结果（x）取决于3个主要变量：事件/情境（situation）（A）、家庭资源或优势（B）以及家庭如何定义此事件（C）。1962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French和Kahn首次将压力研究导入企业并发展出工作压力模式ISR（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model），Ivancevich和Matteson两人则于1980年进一步提出组织压力模式，该模式包含压力源、知觉到工作压力、压力的结果及结果之影响4部分。1978年，Dohrenwend最早关注到社会压力对社区心理的影响，并构造了以压力性事件为核心的压力过程模型；Hobfoll等则将其1989年针对个体提出的资源保留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COR）应用到社区，认为社区如个人一样总是设法获得、保有和保护自己的资源，而压力与资源流失关系密切；Dalton等在2006年修订《社区心理学》教材时也特别强调了社区研究的生态学视角，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压力应对过程的生态框架，分析了压力源、压力反应、应对资源、应对过程、结果与干预之间的潜在关系。
综上所述，压力概念的发展有两大趋势：其一，由自然生态向家庭生态、组织生态、社区生态等社会生态领域拓展；其二，由个体压力向家庭、公司、社区等群体压力研究演进。但无论从时间还是研究深度上后者都弱于前者，特别是对于社区压力的研究刚刚起步，在中国知网“社区压力”主题下仅可查到2篇有效文献，在Web ofScience数据库中以“comnlunity stress”在标题中查询，仅发现9篇文献。现有文献集中于社会工作和社会医学领域，案例区以农村、贫困社区为主，张乐等指出社区压力与其他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的联合作用让孤立的“邻避”行动演化为群体性“邻避”冲突成为可能；周锐、Wallace等分别用社区压力与问题量表（comtmity stress and problem）、慢性社区压力量表（index of chronic community stress，ICCS）就社区压力对农村青年自杀行为、对孕妇体重指数的影响进行研究，Jacob等则用问卷调查方法力图探究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是否存在压力水平的差异。总之，现有文献以归纳性描述研究为主，初步检验了一些假设，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挖掘与梳理，还没有提出得到广泛认可的“社区压力”模型，而我国旅游扶贫引发的边远民族社区的快速变迁所呈现的诸多问题又亟待相关理论的支撑，因此有必要追溯到“压力”概念的本源——Selye应激学说，汲取营养，探索其在社区层面的应用（图2）。
社区压力-冲突论可归纳为6大命题，这些命题得到了社会学、心理学领域相关研究的支撑。
命题1：压力与冲突在社区是不可避免的。Selye提出压力是“不能也不应该消灭”的，Georg认为“冲突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没有哪个组织是完全和谐的，因为那将使组织缺少变化过程和结构性。
命题2：压力性事件与情境的变化是引发社区压力的主要来源。如同事件与情境对家庭的压力，它也构成了社区最主要的压力源。Holmes和Rahe于1967年提出任何形式的生活变化都需要个体动员机体的应激资源去作新的适应，因而产生压力。社区也会因无论好、坏的各种事件以及情境的变化引发压力。
命题3：压力源会引发社区内部一系列的压力反应。
命题4：社区承受压力刺激后的反应体现为冲突。冲突是社区对压力反应的“综合征”而并非结构功能主义代表Parsons所说的人类社会“特有的病态”。Coser认为冲突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只有在发生极端恶性冲突的情境下才有可能将社区置于“病态”。
命题5：适度的冲突可促进社区连贯性与变革的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冲突可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僵化、增强社会组织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
命题6：社区压力可分为积极的压力和消极的压力。积极压力充分发挥冲突的正功能，促进有能力的社区建设，消极压力反应过强或持续存在的极端情境下，会导致社区走向衰败，成为“病态”的社区。
1.2研冤区概况
室韦村位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西北部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畔，原属室韦俄罗斯民族乡。据历史考证，室韦所在地也是蒙古族祖先——蒙兀室韦部落的发祥地，因此在2011年额尔古纳市区划调整中，原室韦俄罗斯民族乡拆分为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和蒙兀室韦苏木，蒙兀室韦苏木下辖11个村屯，室韦村为苏木行政办公所在地。全村有290户1300余人，其中，具有俄罗斯血统的400多人，居民以俄罗斯风格的“木刻楞”为居所，河畔、农庄、语言、风俗无不体现着浓浓的异域风情。但由于地处高寒地区，无霜期只有95天，室韦乡原以渔猎和低收益的种植、养殖业为主，农民生活水平一度偏低。
从“默默无闻”到“一夜成名”及至面临“返贫之困”，室韦这一边疆小村在不到10年时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2004年，借助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20万元资金，凭借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乡政府在室韦村筛选出10户俄罗斯族家庭，每户投入1.5万元，启动了以“观景、科考、体验”为主的民俗家庭游试点。2005年，室韦被评为CCTV“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俄罗斯家庭游作为旅游品牌正式对外营销，随着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高，慕名而至的游客和前来考察的领导迅速增加。但6年之后，在各种压力源的持续刺激下，应对不利已使这里面临旅游扶贫后又“返贫”的窘境，缺少规划，家庭游同质化严重，外来“分羹者”云集，乱建乱盖等严重破坏了古镇原貌。2011年村民频频上访，冲突开始向恶性方向发展，社区发展遇到瓶颈。 1.3研究设计
对于社会生态学研究，德鲁克推崇定性方法，认为它是“观察、鉴别、测试事件的有力工具”；他认为“重大社会事件难以被定量分析”，“定量化会有误导，用处不大”。因此，本文采用解释社会学范式的质性方法，相比实证主义范式的量化方法，它更有利于理论的建构。2012年7月笔者在室韦村进行了为期10天左右的调查，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法、座谈等多种方式收集数据（表1），2008年7月笔者也曾在该村进行深入调研，因此对室韦旅游发展过程有全面了解，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
2.旅游扶贫中社区压力应对的ABCD-X模式
以selve生理应激理论等为基础提炼出社区一冲突论6大命题，直接参考Hill提出的ABC-X模式以及Dalton等总结的压力应对生态-情境框架，本文构建起旅游扶贫过程社区压力应对的ABCD-X模式（图3）。ABCD-x模式包含1个结果、2个维度、4个变量。社区能否成功应对压力，其发展之结果（x）取决于4个主要变量：压力事件，情境（A）、应对资源（B）、应对过程（c）以及压力反应（D），其中A-D为“变革”维度，B-C为“传承”维度。社区发展伴随着压力源的不断刺激，适度的压力、适当的反应推动社区的“变革”；“传承”或“连贯性”是社区“变革”的平衡力量。如能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科学管理应对过程，压力则反应为良性冲突，有利于社区能力建设，压力最终内化为社区成长的力量，成为社区应对危机的新资源；反之，当“传承”力量难于平衡“变革”带来的压力时，冲突将趋向于恶性，甚至引发社区的耗竭反应，沦为“病态”的社区。
2.1压力源（A）
Dalton等认为压力源有远端和近端之分，情境因素和个人因素之别，其中近端因素与压力及其应对的联系更为直接，而情境与个人因素的界限则互相渗透，并不稳定。室韦以华俄后裔为主，俄罗斯家庭游是最大特色，同时室韦也是蒙古族祖先——蒙兀室韦部落的发祥地。为利用此旅游资源，2011年原口岸经济区管委会改为蒙兀室韦苏木，村西的蒙兀室韦民族文化园也破土动工。现居民族与历史渊源的矛盾为室韦村文化敏感的少部分村民所感知，构成了远端情境压力源。华俄后裔是清朝末年流浪而来的中国淘金汉子与相邻的俄国女子的后代，漂泊而包容的生活造就了他们乐观的性格，这种远端的个人特质使室韦人在压力应对方面占据优势，是保护性因素。
近端压力源与事件密不可分，任何形式的生活变化，无论好坏，都需要个体或社区动员其资源去作新的适应，因而产生紧张。1967年美国学者Holmes和Rahe因此编制出针对个体的“社会重新适应量表”（socif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SRRS）。对于旅游扶贫的民族村寨而言，发展之初最大的压力性事件即是“旅游扶贫”本身，伴随旅游扶贫带来的生活转变，将引发出一系列次一级的压力事件（表2）和日常烦恼，这些为村民所感知后，进一步导致社会情境的变化与个体、群体行为的改变。室韦旅游扶贫工作发端～：2003年，启动于2004年，2005年被评为CCTV“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为更多游客所知晓。2009年的招商引资，加上2010年的家庭游贷款项目，使2011年床位数迅猛增长，冲突的性质由良性向恶性转化，村民通过上访、求助媒体与网络等多种途径表达诉求，地方政府面临危机。2012年，当地政府叫停任何旅游接待场所的审批，同时成立由当地村民组织的家庭游、骑马游协会。此外，2006年、2011年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削弱了人与社区的关系；观光路、文化广场的建设，大批房屋的兴建大大改变了人与地的关系，以至于“回到故土的李大姐却有些晕头转向。几番打听，她才帮记者找到了事先联系好的俄罗斯家庭旅馆”。外来投资者的进入，大量游客的到访，贫富差距的分化，更使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天一地一人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情境，进而影响到村民的行为与社区压力应对的方式。
2.2压力应对资源（B）
B是压力刺激反应的中介变量之一，构成了一个动态应对链，影响最终的应对结果。COR理论支持压力与资源的密切关系，认为压力往往因资源缺乏、损失或被威胁而引发，因此其应对需要充分调动社区可供利用的物质、人力、社会文化、精神信仰等多方面的资源。作为边远民族村寨，社会文化资源较丰富，精神信仰资源个别地区较好，但整体而言，资源匮乏。2001年左右，室韦农牧业年人均收入仅800元；目前村中只有小学，孩子上中学要到150 km以外的额尔古纳市；村里主要领导多从市里或其他村镇调动过来，流动性大；华俄后裔多为第三、第四代，加之文革的冲击，东正教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已经衰微；地处偏远，气候高寒，共同的文化传承，使村中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家有事百家帮，互帮互助之风盛行，社会文化资源丰厚。
2.3压力应对过程（C）
c是压力刺激反应的另一中介变量。ABC-X模式把家庭压力看做是一个静态的、结构化概念，后续研究对此提出了批评。McCubbinml认为，家庭内部诸要素会发生变化，因而时间维度不可忽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重ABC-X延伸模式，强调家庭的动态发展，重视对压力累积效应和资源重生的分析。本文的ABCD-X模式同样强调了压力应对过程的动态特征，应对过程是对现有资源调用的过程，应对结果——有能力或病态的社区，将会增加或削弱社区新一轮压力应对的资源。当社区成功应对压力，成长为有能力的社区时，就完成了“授权”的过程。
旅游扶贫往往被理解为单纯的物质资源注入，追求的是简单的居民收入增加，即物质为中心的应对，这是地方政府常常陷入的误区。室韦旅游发展以20万元扶贫资金发端，后又筹措经费修建公路、完成自来水工程、安装环保路灯、翻新民房等；在仍感资金匮乏的背景下，2009年大举招商引资，2010年启动“民俗风情乡村游”贷款项目。一路走来，凸显以物质为中心的应对方式。但独木难支，对应于物质、人力、社会文化、精神信仰等社区资源，压力应对要强化以物质为中心、问题为中心、情感为中心、意义为中心的全方位应对。 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关注如何解决社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室韦在此方面的应对缺乏“长远视角”，必须从政府管理方面完善。村中主要领导流动性强，家多不在室韦，与社区的情感联系薄弱，工作来，周末走，旺季来，淡季常难觅踪影。现有的绩效考核方法更是强化了村干部问题处理的“短视”，制订计划、执行计划的环节薄弱，问题处理的随意性强，几年下来，有些问题已是积重难返。
以情感为中心的应对重在利用社区人与人之间长期形成的情感联结作为面临压力时的支持系统。室韦民风淳朴，情感本应是其压力应对过程最可资利用的方式，但此方式旅游扶贫前期使用较多，后期则被物质追求所淹没。2005年人选“十大魅力名镇”是村民与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晶，当年政府还组织家庭旅游接待户赴俄罗斯学习，使他们在家居内外环境、餐饮制作等方面获得教益。2008年到访室韦，沿街巨大的灯箱印有俄罗斯族老照片，住宿家庭有庆祝巴斯克节日的录像供客人观看。村民回忆：
当时“客人多，如果来一个旅游团，我们就组织唱歌跳舞，在客厅中安排进行。有几十人的大型团便组织篝火晚会之类的活动。”
“如果……人多时……我可以把游客安排到其他旅游户家住宿。吃饭时，我把其他几家主人找来一起喝酒、唱歌、跳跳舞。”
“游客便是朋友。有一次，我姐姐的孩子结婚，我们夫妻出门3天。我敢把家交给客人，让客人自己做、吃、记账。”
2012年再次到访室韦时看到的则是观光路、文化广场沿街的商铺；村民傍晚焦急地到村边拉客人，因为家里新起的房子还欠着银行的贷款；夜晚广场篝火边跳舞的全是游客；新起的二层、三层旅店边停着一辆辆旅游大巴，客人多是停留一晚，第二天一早就离开。
社会变迁进程中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也受到冲击。村民说：
“最初搞旅游的10户之一的Z离婚了，丈夫找了新老婆。”
游客在网上抱怨，室韦的“雷劈黄瓜”88元一盘。因为回扣问题村民与导游、司机矛盾重重，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通过做旅游没有朋友了。现在当地人都是狗咬狗……那阵说是谁家来客了，不用说花钱雇人，我给你捧场唱歌跳舞，可开心了。现在看到你家来人了，都互相拆台，花钱雇你都不去。”
以意义为中心的应对指通过重新评估压力源，发现其内在意义，这种内在价值可以是世俗的，也可以是精神信仰方面的。东正教的信仰恢复有现实的阻力，不是短时间可解决的问题，而心理授权和社区参与技能的培训是增强以意义为中心应对方式的可操作途径。遗憾的是，地方政府多注重一般旅游管理技能培训，心理授权、社区参与领域的工作则乏善可陈。
2.4压力反应（D）
压力反应是压力源作用于B、C这一动态应对链条后产生的阶段性反应。随时间推移分为4阶段：（1）警觉反应；（2）抵抗反应（分为良性冲突反应、恶性冲突反应）；（3）耗竭反应。2004 2005年为警觉反应阶段，愿意尝试的人很少，大部分居民持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在打造家庭游之初时难度非常大，百姓不认同，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去引导”。为推动家庭游扶贫，政府不但发放了启动资金，还减免了3年相关费用，同时将政府部分公务接待分流到接待家庭。2006-2008年进入以良性冲突为主的抵抗反应阶段，示范效应使一些观望者开始陆续把家里空余的房间腾出来，尝试性进入家庭游市场，到2008年7月旅游季开始时，全镇家庭游接待户已增加到34户。2008年由于对资源的争夺，室韦村民间矛盾已呈现多角度、广泛性特点，但冲突仍限制在社区内部，局部多发。从正功能看，这种冲突对新规范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可维护和加强社会关系，促进新社会与群体的形成。但更快发展的诉求使室韦错过了处理良性冲突的绝佳时机，2009年、2010年两项关乎社区发展的重大政策推出，更多资金注入使2011年床位供给大大超出需求，欠债盖房的村民面临返贫之困，冲突全面爆发，由内部升级为外部，由良性转向恶性。2012年，政府不得不紧急叫停任何旅游接待场所审批，成立家庭游、骑马游协会，疏解矛盾。恶性冲突反应阶段是个分水岭，如果有足够的警觉，仍可回到良性的运行轨道，一旦进一步恶化，则积重难返，陷入耗竭之境。
2.5压力结果（X）
社区压力应对的结果是成长为有能力的社区或沦为病态的社区，有能力的社区能够有效识别冲突，并且积极地管理冲突，具有一系列理想社区的特征；病态的社区则表现为僵化、缺乏弹性，应对压力与冲突的资源几近耗竭。压力应对结果会影响社区下一轮压力应对资源多寡、应对过程变化，引发不同压力反应。简言之，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有能力的社区启动的是“越来越好”的良性循环，病态的社区启动的是“越来越糟”的恶性循环。2012年，室韦的“紧急叫停”作为一种有效的外力干预，为社区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从长远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家庭游协会、骑马游协会的成立则是补上2007年就该完成的功课。2007年，面对室韦家庭游开始出现的乱象，额尔古纳市旅游局曾与室韦乡政府商定协助成立家庭旅游协会，让家庭旅游接待户以民间社团的名义对外联络，对内搞好自我发展，使家庭旅游品牌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和提升，但基于3点原因，协会在当时未能成立，原因为：
（1）选不出会长，也没有人愿意出任会长，都说怕管理不了；
（2）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相应的办公设备，没人愿意交会费；
（3）家庭接待户不愿意出3万元的注册资金和1000元验资费。这些恰恰是当地社区发展能力弱的表现，需要政府引导和授权，而经验不足的当地政府却以此为由停止了此事的推进，这为后来引发更大矛盾埋下了隐患。经验表明，建立居民参与社会决策的机制有利于有能力的社区建设，家庭游协会是村民实现旅游社区参与的重要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社会安全阀”（social safety valve theory）的功能。家庭游协会的作用发挥好，可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民情，减轻和缓解村民与政府和外来开发商的敌对情绪，也可通过建立一些保障村民利益的新规则、规范，使强烈的矛盾与冲突不断排泄，而不致突然爆发而破坏整个社会结构。 3.结论与讨论
对旅游扶贫村寨而言，变化与变革不可避免，应对由变革引发的压力，需调动社区千百年积淀下来的物质、人力、社会文化、精神信仰等多方面资源。对于地处偏远、资源整体匮乏的民族村寨而言，启动阶段物质与人力资源的外部注入必不可少，但伴随旅游发展，一定要通过经济权能的推动，使政治、心理、社会制度和信息权能建设得以全方位推进，提高社区自身的综合应对能力。权能建设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对压力过程进行科学管理，而管理的关键来自对冲突的识别、管控和疏解，避免恶性冲突甚至耗竭反应发生。本文尝试性地以Selye生理应激理论为基础，并借鉴社会压力与冲突领域的重要成果，构建了社区压力应对的ABCD-X模式，并初步应用于室韦村扶贫过程，显示出良好的框架条理作用和机理解释能力。该模型为揭示社区发展表象背后的内在原因、挖掘社区冲突的产生机制、探索有能力社区建设的路径等提供了结构化的分析工具，对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也有启发思路、夯实基础之意义。
依据ABCD-X模式并结合笔者在室韦村及同类社区（如云南腾冲和顺古镇、贵州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等）的工作经验，可初步甄别出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进程的7大误区，其直接关系到社区压力应对与旅游可持续发展之成效。从理论模型视角对民族社区旅游发展误区的甄别，可以让我们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从而更加坚定而理性地选择可持续发展之路。
误区1：旅游发展越快越好。长期贫困的个体与地方政府一旦获得机会，发展心情迫切，但快速向前奔的过程中，弱势的“传承”力量难以平衡“变革”的强势压力，恶性冲突由此发生。不同社区资源不同，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同，可接受的变化限度也有差异，旅游发展要把握好节奏，因地制宜。
误区2：旅游扶贫一定是社区发展的机会，而非压力源。任何变化，都要求人们对其做出调整和适应，当变化超出人们适应能力时，无论好事、坏事都表现为压力。缺少这层认识，一味追求发展速度，前期会忽视对良性冲突的管控，后期常对冲突的恶性化发展缺乏足够的预警机制和心理准备。
误区3：旅游扶贫仅是使居民收入增加。郭文等也注意到在云南傣族园和雨崩社区皆存在偏向经济权能建设的现状，建议向其他权能建设逐步转移。物质仅仅是压力应对过程中可以调用的资源之一，如忽视人力、精神信仰，特别是社会文化资源的作用，其结果将是居民收入虽有增加，但人与人关系的恶化使人们的幸福感不如从前或增幅有限。
误区4：旅游业是推动个人致富、社区发展的唯一“救命稻草”。利益驱使下抛弃赚钱缓慢的农牧业是普遍趋势，但旅游业供过于求常引发新冲突。经验表明，强调社区生计构成的多样性对贫困或边缘化社区尤其重要，旧生计应被视为压力应对的资源，而非阻碍。
误区5：招商引资一定有利于村寨旅游发展。事与愿违，外来投资者雄厚的实力常使其成为社区有限资源的争夺者，缺乏责任约束的长驱直入往往会激怒当地村民。村民大多会发出诸如“我属于社会的最底层”的感叹，产生个人身份认同危机，进而产生的自我排斥感会导致村民出现自卑、无力、不满和愤怒情绪，社区内部冲突常在此时升级为外部冲突。
误区6：旅游扶贫过程要确保地区稳定，就要尽可能避免冲突。冲突是社会中重要的平衡机制，无需也无法避免；地方稳定来自于对冲突的科学管理，要利用良性的冲突，发挥其正功能，防范恶性冲突，管控其负功能。
误区7：旅游协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可有可无。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内生性组织的重要作用，予以更多切实支持。作为村寨的子社区，它增强了居民的微归属感，对社区稳定和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民族村寨生计方式的巨大变迁过程中，“旅游扶贫”本身即是最大的压力性事件。正如Fox所言，“旅游业像把火，它可以煮熟你的饭，也可以烧掉你的屋”，如不能处理好，民族旅游地终将被引人一个“风险社会”。甄别并规避上述发展误区，使压力与冲突控制在与村寨能力相平衡的可接受变化限度内，方能保障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区压力-冲突论；ABCD-X模式；冲突管理；可持续旅游；室韦俄罗斯民族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11-0040-11
引言
我国少数民族农村人口主要聚居在民族村寨，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这些村寨大多位于边远欠发达地区，贫困问题突出；而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它们多被称为最后的“游客天堂”、“人类的童年记忆”，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异质性的多元文化使这些地区纷纷选择旅游业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重要引擎”。2012年底，国家民委颁布《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再次强调民族村寨要“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
快速发展的旅游业脱贫效果突出，但也引发了民族村寨社会生态的巨变：封闭而缓慢发展的社区短时间向开放的旅游社区演进；原本擅长于农牧业劳作的村民要快速成长为旅游从业者；大量游客、外来开发商的涌入打破了千百年邻里守望的传统社会氛围，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民族文化遭受冲击，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等，都使居民和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压力的疏解不当往往成为恶性社会冲突的导火索。钟洁等研究发现，涉及旅游开发的民族社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社会冲突，如四川甲居藏寨、云南迪庆、贵州西江苗寨、新疆喀纳斯以及2013年备受关注的湖南凤凰等。左冰认为，尖锐的社会冲突已成为我国旅游发展面临的最大约束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杨晶晶等通过在喀纳斯长达12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利用Coser的社会冲突理论初步分析了边远民族旅游社区冲突的规律，发现巴特勒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的探索期、参与期、发展期分别对应于Coser提出的以价值观、资源和权力为主的冲突，同时她也认为，旅游领域对于冲突管理与化解之道的综合分析还相当匮乏，而社会变迁中少数民族居民心理问题亟待关注。
旅游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时间并不长，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旅游学者还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来夯实自己的基础，以便使旅游学向一种更具严谨性和学术性的学科形态发展。如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Urry借用Foucault的“医学凝视”理论，提出了“游客凝视”（tourist gaze）的概念，众多旅游学者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旅游研究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
对社会变迁研究，德鲁克堪称大师中的大师。在变迁的社会中寻求保守与变革之间的平衡是社会生态学的重要任务与优势所在，德鲁克特别强调“生态”一词，希望探寻社会环境如何能够如自然生态一样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学者叶峻也认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源于围绕生物系统而进行的自然生态研究，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同样存在物能循环和信息交流，具有新陈代谢的生命特征和自动调控功能，以维持其动态平衡与相对稳定。
因此，对边远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引发的社会变迁、压力汇聚与冲突频发，探寻管理与化解之道，需象达尔文观察动植物一样，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对社区进行长期、细致的考察：村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给人们带来哪些压力？什么压力容易引发恶性社会冲突？如何管理压力进而管理冲突？鉴于压力作为社会变迁与冲突之中间变量的核心作用，本文将其作为研究重点，借用“压力之父”加拿大生理学家selye的应激（stress）学说，在自然科学中寻求支撑，探旧究新，提出社区层面的压力一冲突论，在此基础上构建社区压力应对的ABCD-X模式，应用于笔者长期关注的中俄边境村落室韦，初步探索边远民族旅游社区社会生态运行的规律，挖掘该类社区的压力管理之道，总结引发恶性社会冲突的可能误区，为致力于旅游扶贫的地方政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促进边远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1.1理论基础
压力又称应激，被用来描述人们在面对工作、人际关系、个人责任等要求时所感受到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紧张状态，是一种跨越人格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的全人类体验。“压力”一词源于拉丁文的“stringere”，意思是“拉紧”或“紧拉”，最早是物理学术语，本意为施加在物体上的力量。1925年，Cannon首先将“压力”一词用于人类，他观察到，暴露于寒冷、缺氧及缺血环境中的有机体会出现“战斗/逃避”的应激反应，进而提出“内稳态”（homeostasis）概念，即当机体内部环境的稳定状态被打破以后，机体会通过其缓冲系统及反馈机制，自然产生一种促进个体恢复稳定状态的持续性因素。“压力”概念的流行则得益于Selyel956年出版的《生活中的压力》一书。20世纪30年代，Selye在动物实验中发现了应激反应，并将个体承受压力刺激的反应命名为“一般适应综合征”（generaladaptation syndrome，GAS，后多被称为压力综合症），它是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压力理论，从而奠定了selve“压力之父”的地位（图1）。
图1展示了selye关于应激的基本理论：外部应激源（stressor）引发了有机体内部的应激反应，GAS是有机体寻回平衡或稳定，从而维持或恢复其完整和安宁的过程。GAS包括3阶段，依次为警觉期（alarm）、抵抗期（resistance）、耗竭期（collapse）；若抵抗期之反应过强或压力刺激长期持续存在，就会导致心脏病、高血压等“适应性疾病”（disease ofadaptation）；如压力仍旧不能得到缓解，则会进入耗竭阶段，引发一个或多个器官坏死甚至整个有机体死亡。selve将应激分为良性应激（eustress）和恶性应激（distress），前者指令人愉快和具有建设性的压力，能促进人们追求其预期目标；后者为压力的负面作用，导致机体一系列不健康举动和行为。 生理应激理论确立后，学术界很快注意到压力不仅对躯体，对心理也有影响，“stress”一词由此从生物医学领域进一步向社会生态领域拓展，“生理应激”发展为“心理压力”。Selye本人也开始探索其在心理与哲学方面的应用，提出应激理论在哲学上以人本主义为基础，认为利他的利己主义（altruistic egotism）有利于消解因压力产生的个人与社会问题。除个体压力外，群体压力也越来越受到关注。1949年，有“家庭压力理论之父”美誉的Hill率先提出ABC-X模式，认为家庭成功应对压力或面临危机的结果（x）取决于3个主要变量：事件/情境（situation）（A）、家庭资源或优势（B）以及家庭如何定义此事件（C）。1962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French和Kahn首次将压力研究导入企业并发展出工作压力模式ISR（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model），Ivancevich和Matteson两人则于1980年进一步提出组织压力模式，该模式包含压力源、知觉到工作压力、压力的结果及结果之影响4部分。1978年，Dohrenwend最早关注到社会压力对社区心理的影响，并构造了以压力性事件为核心的压力过程模型；Hobfoll等则将其1989年针对个体提出的资源保留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COR）应用到社区，认为社区如个人一样总是设法获得、保有和保护自己的资源，而压力与资源流失关系密切；Dalton等在2006年修订《社区心理学》教材时也特别强调了社区研究的生态学视角，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压力应对过程的生态框架，分析了压力源、压力反应、应对资源、应对过程、结果与干预之间的潜在关系。
综上所述，压力概念的发展有两大趋势：其一，由自然生态向家庭生态、组织生态、社区生态等社会生态领域拓展；其二，由个体压力向家庭、公司、社区等群体压力研究演进。但无论从时间还是研究深度上后者都弱于前者，特别是对于社区压力的研究刚刚起步，在中国知网“社区压力”主题下仅可查到2篇有效文献，在Web ofScience数据库中以“comnlunity stress”在标题中查询，仅发现9篇文献。现有文献集中于社会工作和社会医学领域，案例区以农村、贫困社区为主，张乐等指出社区压力与其他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的联合作用让孤立的“邻避”行动演化为群体性“邻避”冲突成为可能；周锐、Wallace等分别用社区压力与问题量表（comtmity stress and problem）、慢性社区压力量表（index of chronic community stress，ICCS）就社区压力对农村青年自杀行为、对孕妇体重指数的影响进行研究，Jacob等则用问卷调查方法力图探究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是否存在压力水平的差异。总之，现有文献以归纳性描述研究为主，初步检验了一些假设，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挖掘与梳理，还没有提出得到广泛认可的“社区压力”模型，而我国旅游扶贫引发的边远民族社区的快速变迁所呈现的诸多问题又亟待相关理论的支撑，因此有必要追溯到“压力”概念的本源——Selye应激学说，汲取营养，探索其在社区层面的应用（图2）。
社区压力-冲突论可归纳为6大命题，这些命题得到了社会学、心理学领域相关研究的支撑。
命题1：压力与冲突在社区是不可避免的。Selye提出压力是“不能也不应该消灭”的，Georg认为“冲突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没有哪个组织是完全和谐的，因为那将使组织缺少变化过程和结构性。
命题2：压力性事件与情境的变化是引发社区压力的主要来源。如同事件与情境对家庭的压力，它也构成了社区最主要的压力源。Holmes和Rahe于1967年提出任何形式的生活变化都需要个体动员机体的应激资源去作新的适应，因而产生压力。社区也会因无论好、坏的各种事件以及情境的变化引发压力。
命题3：压力源会引发社区内部一系列的压力反应。
命题4：社区承受压力刺激后的反应体现为冲突。冲突是社区对压力反应的“综合征”而并非结构功能主义代表Parsons所说的人类社会“特有的病态”。Coser认为冲突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只有在发生极端恶性冲突的情境下才有可能将社区置于“病态”。
命题5：适度的冲突可促进社区连贯性与变革的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冲突可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僵化、增强社会组织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
命题6：社区压力可分为积极的压力和消极的压力。积极压力充分发挥冲突的正功能，促进有能力的社区建设，消极压力反应过强或持续存在的极端情境下，会导致社区走向衰败，成为“病态”的社区。
1.2研冤区概况
室韦村位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西北部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畔，原属室韦俄罗斯民族乡。据历史考证，室韦所在地也是蒙古族祖先——蒙兀室韦部落的发祥地，因此在2011年额尔古纳市区划调整中，原室韦俄罗斯民族乡拆分为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和蒙兀室韦苏木，蒙兀室韦苏木下辖11个村屯，室韦村为苏木行政办公所在地。全村有290户1300余人，其中，具有俄罗斯血统的400多人，居民以俄罗斯风格的“木刻楞”为居所，河畔、农庄、语言、风俗无不体现着浓浓的异域风情。但由于地处高寒地区，无霜期只有95天，室韦乡原以渔猎和低收益的种植、养殖业为主，农民生活水平一度偏低。
从“默默无闻”到“一夜成名”及至面临“返贫之困”，室韦这一边疆小村在不到10年时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2004年，借助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20万元资金，凭借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乡政府在室韦村筛选出10户俄罗斯族家庭，每户投入1.5万元，启动了以“观景、科考、体验”为主的民俗家庭游试点。2005年，室韦被评为CCTV“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俄罗斯家庭游作为旅游品牌正式对外营销，随着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高，慕名而至的游客和前来考察的领导迅速增加。但6年之后，在各种压力源的持续刺激下，应对不利已使这里面临旅游扶贫后又“返贫”的窘境，缺少规划，家庭游同质化严重，外来“分羹者”云集，乱建乱盖等严重破坏了古镇原貌。2011年村民频频上访，冲突开始向恶性方向发展，社区发展遇到瓶颈。 1.3研究设计
对于社会生态学研究，德鲁克推崇定性方法，认为它是“观察、鉴别、测试事件的有力工具”；他认为“重大社会事件难以被定量分析”，“定量化会有误导，用处不大”。因此，本文采用解释社会学范式的质性方法，相比实证主义范式的量化方法，它更有利于理论的建构。2012年7月笔者在室韦村进行了为期10天左右的调查，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法、座谈等多种方式收集数据（表1），2008年7月笔者也曾在该村进行深入调研，因此对室韦旅游发展过程有全面了解，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
2.旅游扶贫中社区压力应对的ABCD-X模式
以selve生理应激理论等为基础提炼出社区一冲突论6大命题，直接参考Hill提出的ABC-X模式以及Dalton等总结的压力应对生态-情境框架，本文构建起旅游扶贫过程社区压力应对的ABCD-X模式（图3）。ABCD-x模式包含1个结果、2个维度、4个变量。社区能否成功应对压力，其发展之结果（x）取决于4个主要变量：压力事件，情境（A）、应对资源（B）、应对过程（c）以及压力反应（D），其中A-D为“变革”维度，B-C为“传承”维度。社区发展伴随着压力源的不断刺激，适度的压力、适当的反应推动社区的“变革”；“传承”或“连贯性”是社区“变革”的平衡力量。如能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科学管理应对过程，压力则反应为良性冲突，有利于社区能力建设，压力最终内化为社区成长的力量，成为社区应对危机的新资源；反之，当“传承”力量难于平衡“变革”带来的压力时，冲突将趋向于恶性，甚至引发社区的耗竭反应，沦为“病态”的社区。
2.1压力源（A）
Dalton等认为压力源有远端和近端之分，情境因素和个人因素之别，其中近端因素与压力及其应对的联系更为直接，而情境与个人因素的界限则互相渗透，并不稳定。室韦以华俄后裔为主，俄罗斯家庭游是最大特色，同时室韦也是蒙古族祖先——蒙兀室韦部落的发祥地。为利用此旅游资源，2011年原口岸经济区管委会改为蒙兀室韦苏木，村西的蒙兀室韦民族文化园也破土动工。现居民族与历史渊源的矛盾为室韦村文化敏感的少部分村民所感知，构成了远端情境压力源。华俄后裔是清朝末年流浪而来的中国淘金汉子与相邻的俄国女子的后代，漂泊而包容的生活造就了他们乐观的性格，这种远端的个人特质使室韦人在压力应对方面占据优势，是保护性因素。
近端压力源与事件密不可分，任何形式的生活变化，无论好坏，都需要个体或社区动员其资源去作新的适应，因而产生紧张。1967年美国学者Holmes和Rahe因此编制出针对个体的“社会重新适应量表”（socif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SRRS）。对于旅游扶贫的民族村寨而言，发展之初最大的压力性事件即是“旅游扶贫”本身，伴随旅游扶贫带来的生活转变，将引发出一系列次一级的压力事件（表2）和日常烦恼，这些为村民所感知后，进一步导致社会情境的变化与个体、群体行为的改变。室韦旅游扶贫工作发端～：2003年，启动于2004年，2005年被评为CCTV“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为更多游客所知晓。2009年的招商引资，加上2010年的家庭游贷款项目，使2011年床位数迅猛增长，冲突的性质由良性向恶性转化，村民通过上访、求助媒体与网络等多种途径表达诉求，地方政府面临危机。2012年，当地政府叫停任何旅游接待场所的审批，同时成立由当地村民组织的家庭游、骑马游协会。此外，2006年、2011年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削弱了人与社区的关系；观光路、文化广场的建设，大批房屋的兴建大大改变了人与地的关系，以至于“回到故土的李大姐却有些晕头转向。几番打听，她才帮记者找到了事先联系好的俄罗斯家庭旅馆”。外来投资者的进入，大量游客的到访，贫富差距的分化，更使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天一地一人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情境，进而影响到村民的行为与社区压力应对的方式。
2.2压力应对资源（B）
B是压力刺激反应的中介变量之一，构成了一个动态应对链，影响最终的应对结果。COR理论支持压力与资源的密切关系，认为压力往往因资源缺乏、损失或被威胁而引发，因此其应对需要充分调动社区可供利用的物质、人力、社会文化、精神信仰等多方面的资源。作为边远民族村寨，社会文化资源较丰富，精神信仰资源个别地区较好，但整体而言，资源匮乏。2001年左右，室韦农牧业年人均收入仅800元；目前村中只有小学，孩子上中学要到150 km以外的额尔古纳市；村里主要领导多从市里或其他村镇调动过来，流动性大；华俄后裔多为第三、第四代，加之文革的冲击，东正教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已经衰微；地处偏远，气候高寒，共同的文化传承，使村中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家有事百家帮，互帮互助之风盛行，社会文化资源丰厚。
2.3压力应对过程（C）
c是压力刺激反应的另一中介变量。ABC-X模式把家庭压力看做是一个静态的、结构化概念，后续研究对此提出了批评。McCubbinml认为，家庭内部诸要素会发生变化，因而时间维度不可忽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重ABC-X延伸模式，强调家庭的动态发展，重视对压力累积效应和资源重生的分析。本文的ABCD-X模式同样强调了压力应对过程的动态特征，应对过程是对现有资源调用的过程，应对结果——有能力或病态的社区，将会增加或削弱社区新一轮压力应对的资源。当社区成功应对压力，成长为有能力的社区时，就完成了“授权”的过程。
旅游扶贫往往被理解为单纯的物质资源注入，追求的是简单的居民收入增加，即物质为中心的应对，这是地方政府常常陷入的误区。室韦旅游发展以20万元扶贫资金发端，后又筹措经费修建公路、完成自来水工程、安装环保路灯、翻新民房等；在仍感资金匮乏的背景下，2009年大举招商引资，2010年启动“民俗风情乡村游”贷款项目。一路走来，凸显以物质为中心的应对方式。但独木难支，对应于物质、人力、社会文化、精神信仰等社区资源，压力应对要强化以物质为中心、问题为中心、情感为中心、意义为中心的全方位应对。 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关注如何解决社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室韦在此方面的应对缺乏“长远视角”，必须从政府管理方面完善。村中主要领导流动性强，家多不在室韦，与社区的情感联系薄弱，工作来，周末走，旺季来，淡季常难觅踪影。现有的绩效考核方法更是强化了村干部问题处理的“短视”，制订计划、执行计划的环节薄弱，问题处理的随意性强，几年下来，有些问题已是积重难返。
以情感为中心的应对重在利用社区人与人之间长期形成的情感联结作为面临压力时的支持系统。室韦民风淳朴，情感本应是其压力应对过程最可资利用的方式，但此方式旅游扶贫前期使用较多，后期则被物质追求所淹没。2005年人选“十大魅力名镇”是村民与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晶，当年政府还组织家庭旅游接待户赴俄罗斯学习，使他们在家居内外环境、餐饮制作等方面获得教益。2008年到访室韦，沿街巨大的灯箱印有俄罗斯族老照片，住宿家庭有庆祝巴斯克节日的录像供客人观看。村民回忆：
当时“客人多，如果来一个旅游团，我们就组织唱歌跳舞，在客厅中安排进行。有几十人的大型团便组织篝火晚会之类的活动。”
“如果……人多时……我可以把游客安排到其他旅游户家住宿。吃饭时，我把其他几家主人找来一起喝酒、唱歌、跳跳舞。”
“游客便是朋友。有一次，我姐姐的孩子结婚，我们夫妻出门3天。我敢把家交给客人，让客人自己做、吃、记账。”
2012年再次到访室韦时看到的则是观光路、文化广场沿街的商铺；村民傍晚焦急地到村边拉客人，因为家里新起的房子还欠着银行的贷款；夜晚广场篝火边跳舞的全是游客；新起的二层、三层旅店边停着一辆辆旅游大巴，客人多是停留一晚，第二天一早就离开。
社会变迁进程中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也受到冲击。村民说：
“最初搞旅游的10户之一的Z离婚了，丈夫找了新老婆。”
游客在网上抱怨，室韦的“雷劈黄瓜”88元一盘。因为回扣问题村民与导游、司机矛盾重重，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通过做旅游没有朋友了。现在当地人都是狗咬狗……那阵说是谁家来客了，不用说花钱雇人，我给你捧场唱歌跳舞，可开心了。现在看到你家来人了，都互相拆台，花钱雇你都不去。”
以意义为中心的应对指通过重新评估压力源，发现其内在意义，这种内在价值可以是世俗的，也可以是精神信仰方面的。东正教的信仰恢复有现实的阻力，不是短时间可解决的问题，而心理授权和社区参与技能的培训是增强以意义为中心应对方式的可操作途径。遗憾的是，地方政府多注重一般旅游管理技能培训，心理授权、社区参与领域的工作则乏善可陈。
2.4压力反应（D）
压力反应是压力源作用于B、C这一动态应对链条后产生的阶段性反应。随时间推移分为4阶段：（1）警觉反应；（2）抵抗反应（分为良性冲突反应、恶性冲突反应）；（3）耗竭反应。2004 2005年为警觉反应阶段，愿意尝试的人很少，大部分居民持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在打造家庭游之初时难度非常大，百姓不认同，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去引导”。为推动家庭游扶贫，政府不但发放了启动资金，还减免了3年相关费用，同时将政府部分公务接待分流到接待家庭。2006-2008年进入以良性冲突为主的抵抗反应阶段，示范效应使一些观望者开始陆续把家里空余的房间腾出来，尝试性进入家庭游市场，到2008年7月旅游季开始时，全镇家庭游接待户已增加到34户。2008年由于对资源的争夺，室韦村民间矛盾已呈现多角度、广泛性特点，但冲突仍限制在社区内部，局部多发。从正功能看，这种冲突对新规范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可维护和加强社会关系，促进新社会与群体的形成。但更快发展的诉求使室韦错过了处理良性冲突的绝佳时机，2009年、2010年两项关乎社区发展的重大政策推出，更多资金注入使2011年床位供给大大超出需求，欠债盖房的村民面临返贫之困，冲突全面爆发，由内部升级为外部，由良性转向恶性。2012年，政府不得不紧急叫停任何旅游接待场所审批，成立家庭游、骑马游协会，疏解矛盾。恶性冲突反应阶段是个分水岭，如果有足够的警觉，仍可回到良性的运行轨道，一旦进一步恶化，则积重难返，陷入耗竭之境。
2.5压力结果（X）
社区压力应对的结果是成长为有能力的社区或沦为病态的社区，有能力的社区能够有效识别冲突，并且积极地管理冲突，具有一系列理想社区的特征；病态的社区则表现为僵化、缺乏弹性，应对压力与冲突的资源几近耗竭。压力应对结果会影响社区下一轮压力应对资源多寡、应对过程变化，引发不同压力反应。简言之，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有能力的社区启动的是“越来越好”的良性循环，病态的社区启动的是“越来越糟”的恶性循环。2012年，室韦的“紧急叫停”作为一种有效的外力干预，为社区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从长远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家庭游协会、骑马游协会的成立则是补上2007年就该完成的功课。2007年，面对室韦家庭游开始出现的乱象，额尔古纳市旅游局曾与室韦乡政府商定协助成立家庭旅游协会，让家庭旅游接待户以民间社团的名义对外联络，对内搞好自我发展，使家庭旅游品牌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和提升，但基于3点原因，协会在当时未能成立，原因为：
（1）选不出会长，也没有人愿意出任会长，都说怕管理不了；
（2）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相应的办公设备，没人愿意交会费；
（3）家庭接待户不愿意出3万元的注册资金和1000元验资费。这些恰恰是当地社区发展能力弱的表现，需要政府引导和授权，而经验不足的当地政府却以此为由停止了此事的推进，这为后来引发更大矛盾埋下了隐患。经验表明，建立居民参与社会决策的机制有利于有能力的社区建设，家庭游协会是村民实现旅游社区参与的重要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社会安全阀”（social safety valve theory）的功能。家庭游协会的作用发挥好，可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民情，减轻和缓解村民与政府和外来开发商的敌对情绪，也可通过建立一些保障村民利益的新规则、规范，使强烈的矛盾与冲突不断排泄，而不致突然爆发而破坏整个社会结构。 3.结论与讨论
对旅游扶贫村寨而言，变化与变革不可避免，应对由变革引发的压力，需调动社区千百年积淀下来的物质、人力、社会文化、精神信仰等多方面资源。对于地处偏远、资源整体匮乏的民族村寨而言，启动阶段物质与人力资源的外部注入必不可少，但伴随旅游发展，一定要通过经济权能的推动，使政治、心理、社会制度和信息权能建设得以全方位推进，提高社区自身的综合应对能力。权能建设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对压力过程进行科学管理，而管理的关键来自对冲突的识别、管控和疏解，避免恶性冲突甚至耗竭反应发生。本文尝试性地以Selye生理应激理论为基础，并借鉴社会压力与冲突领域的重要成果，构建了社区压力应对的ABCD-X模式，并初步应用于室韦村扶贫过程，显示出良好的框架条理作用和机理解释能力。该模型为揭示社区发展表象背后的内在原因、挖掘社区冲突的产生机制、探索有能力社区建设的路径等提供了结构化的分析工具，对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也有启发思路、夯实基础之意义。
依据ABCD-X模式并结合笔者在室韦村及同类社区（如云南腾冲和顺古镇、贵州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等）的工作经验，可初步甄别出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进程的7大误区，其直接关系到社区压力应对与旅游可持续发展之成效。从理论模型视角对民族社区旅游发展误区的甄别，可以让我们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从而更加坚定而理性地选择可持续发展之路。
误区1：旅游发展越快越好。长期贫困的个体与地方政府一旦获得机会，发展心情迫切，但快速向前奔的过程中，弱势的“传承”力量难以平衡“变革”的强势压力，恶性冲突由此发生。不同社区资源不同，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同，可接受的变化限度也有差异，旅游发展要把握好节奏，因地制宜。
误区2：旅游扶贫一定是社区发展的机会，而非压力源。任何变化，都要求人们对其做出调整和适应，当变化超出人们适应能力时，无论好事、坏事都表现为压力。缺少这层认识，一味追求发展速度，前期会忽视对良性冲突的管控，后期常对冲突的恶性化发展缺乏足够的预警机制和心理准备。
误区3：旅游扶贫仅是使居民收入增加。郭文等也注意到在云南傣族园和雨崩社区皆存在偏向经济权能建设的现状，建议向其他权能建设逐步转移。物质仅仅是压力应对过程中可以调用的资源之一，如忽视人力、精神信仰，特别是社会文化资源的作用，其结果将是居民收入虽有增加，但人与人关系的恶化使人们的幸福感不如从前或增幅有限。
误区4：旅游业是推动个人致富、社区发展的唯一“救命稻草”。利益驱使下抛弃赚钱缓慢的农牧业是普遍趋势，但旅游业供过于求常引发新冲突。经验表明，强调社区生计构成的多样性对贫困或边缘化社区尤其重要，旧生计应被视为压力应对的资源，而非阻碍。
误区5：招商引资一定有利于村寨旅游发展。事与愿违，外来投资者雄厚的实力常使其成为社区有限资源的争夺者，缺乏责任约束的长驱直入往往会激怒当地村民。村民大多会发出诸如“我属于社会的最底层”的感叹，产生个人身份认同危机，进而产生的自我排斥感会导致村民出现自卑、无力、不满和愤怒情绪，社区内部冲突常在此时升级为外部冲突。
误区6：旅游扶贫过程要确保地区稳定，就要尽可能避免冲突。冲突是社会中重要的平衡机制，无需也无法避免；地方稳定来自于对冲突的科学管理，要利用良性的冲突，发挥其正功能，防范恶性冲突，管控其负功能。
误区7：旅游协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可有可无。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内生性组织的重要作用，予以更多切实支持。作为村寨的子社区，它增强了居民的微归属感，对社区稳定和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民族村寨生计方式的巨大变迁过程中，“旅游扶贫”本身即是最大的压力性事件。正如Fox所言，“旅游业像把火，它可以煮熟你的饭，也可以烧掉你的屋”，如不能处理好，民族旅游地终将被引人一个“风险社会”。甄别并规避上述发展误区，使压力与冲突控制在与村寨能力相平衡的可接受变化限度内，方能保障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