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与定居文化的相互影响是界定中亚艺术发展进程的特定特征之一。这些影响也在陶瓷发展中反映出来。陶瓷是一种手艺，在更大程度上是定居社会的特点。游牧民族主要生产木制器具；然而其他的草原艺术——金属浮雕工艺、珠宝工艺、木雕和皮革、地毯(毡制品、绒毛和无绒毛地毯)、石雕——已经对定居社会的陶瓷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游牧艺术元素既为定居工匠所利用，也为不久前还是游牧部落但已过渡到定居生活方式的技艺能手所应用。本文举例说明自古到今游牧文化对乌兹别克斯坦陶瓷形状的发展及装饰的采用在生产上的影响。1.古代(BC 3世纪-AD 3世纪)陶瓷上的兽形装饰。这一种装饰(山羊、公羊、公牛、野公猪、狗、猬和猴的头像；禽类的爪等等)的出现与草原文化的影响有联系。它的起源与模仿游牧民族的金属器具有关，而这些器具以动物图案(完整的形象或其一局部)作为其主要标志。带有兽形图案和把柄的陶瓷曾经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广为流传，其原因与草原文化民族的迁移相关。兽形图案起源于图腾崇拜。按照古代的信仰，这些器具上的图案可以起到镇魔辟邪的作用。2.中世纪早期(AD 7世纪)绘有人形装饰的器皿。这些器皿的形态仿效草原石刻(balbal)。类似的石刻出现在AD6—7世纪的阿尔泰草原地区并且作为传统习俗向西方传播到欧亚大陆草原、哈萨克斯坦以及中亚的一些地区。在草原雕刻上出现的祖先英雄形象被转化为家族偶像而以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中世纪早期绘有人形装饰的陶瓷是突厥一栗特人文化共生因素之一。3.绘有动物和禽鸟图像的碟盘(AD 10世纪)。随着伊斯兰国家的不断强大，对一种陶瓷的装饰品的追求也必然增加，然而有些样品仍然保留旧的图案传统。撒马尔罕和Binket的施釉的陶瓷(AD 10世纪)绘有典型游牧民文化特点的禽鸟、山羊、公羊和鹿的图案。 因而，在许多世纪里，器面绘鸟身、器壁绘鸟头和双翼展开的鸟形装饰在草原艺术中广为流行。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前的亚洲(在那里展翅飞鸟是神的象征)和青铜时代的地域文化(例如Sapallitepa.一种带有展翅老鹰装饰的夹具，BC 17-16世纪)。4.“毡毯”花纹装饰的碟盘(11-12世纪)。抽象装饰品在AD11—12世纪开始出现从而改变了图案的形式。Afrasiab陶瓷引入并发展出新的风格就最足以说明这种情况。研究者们认为AD 11—12世纪的毡毯花纹装饰风格与在Maverannachr的突厥部落的出现有关。这种风格的特征要素是棕叶装饰和波浪形的植物图案，其基本图案为islimi形式，接近于游牧文化的典型装饰。在底部带有十字交叉的组合装饰则与突厥毡毯装饰和珠宝装饰(Achsiket，撒马尔罕，AD 10—11世纪)的要素相似。Karakhanids Afrasiab陶瓷装饰所关注的焦点已着重于从美学上探究突厥文化了。5.带有tamga基本图案的碟盘(AD 11—12世纪)。这一特定时期也呈现出带有tamga基本图案的施釉陶瓷，它代表了草原艺术的传统。虽然突厥人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在生活环境中仍保留着部落的观念和对于以tamga标记为基础的古代图腾的崇拜。6.绘有基督教象征图形的碟盘。Karahanid陶瓷提供了大量材料展现出特定时期的基督教象征图形。本报告列举出以下几种。——长生鸟(一种在基督教中象征复活和永生的异教徒标志)。长生鸟图案在陶瓷装饰的Karahanid艺术(11-12世纪在撒马尔罕碗上长生鸟的浮雕图案)和金属制品上出现。——棕榈树枝(庆贺基督进入天国的聚会庆典仪式上使用的标志)(Afrasiab陶瓷)。——旋转神座(以太阳为基本构图，是在基督教诞生前从异教徒移植过来的象征之一，表示对上帝的崇拜)(Taraz，Chach Afrasiab陶瓷)。——鱼(基督的一种象征)(Chach陶瓷)。——等位十字架，聂斯脱利教派(景教)的主要象征(Afrasiab陶瓷)。这些基本装饰图案在10世纪中叶中亚陶瓷上出现。我们把这种情况与突厥-基督教徒向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联系起来。7.无釉彩陶(AD 11—12世纪)。在AD 11～12世纪中亚城市出现一种彩绘装饰而不施釉的陶瓷；它的出现也与突厥游牧部落的安定下来有联系。在壶上印有大幅的植物或几何形的图案，用红色的矿物颜料绘涂上去。模仿毡毯(费尔干盆地)的回纹波形装饰是其最典型的特点。8.中世纪后期陶瓷的“毡毯”基本图案(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世纪后期有一个游牧民族的最后安定过程。往昔的游牧民掌握了定居民族的各种工艺技巧，并将之引入到草原艺术的传统陶瓷中去。在费尔干盆地，Khoresm，撒马尔罕等地区的器具装饰中，我们看到有十字交叉的组合装饰，在它的每一个顶部都装饰有角状卷曲物。Rishtan的大师们把这种典型的毡毯花纹元素称之为chor gul(四花)，因为这些角状物使人想起植物的卷曲。9.Gurumsaray陶瓷(费尔干盆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Gurumsaray陶瓷展示了游牧民文化影响的最生动的例子。它的极具表现力而又具有重大意义的装饰是由白-深蓝(白-青绿)色彩组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曲线图形构成的。这样的图形是模仿地毯(alakiiz和shirdak毡毯)装饰的。工匠们称这类纹饰为“larzana”(剥落)，这说明古代语文已随游牧空间而丧失了。10.现代陶瓷(费尔于盆地)。技艺大师们创造性地运用游牧民族的古老饰纹时，不再拘泥于具体的文化环境了；它只不过是早巳进入其艺术宝库的传统构图而已。就这样，由Rishtan的著名大师S.Jusupov设计的陶瓷上那些古典的角状卷曲交叉基本图案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花纹；角状卷曲物经常转变为大的花朵，从而对“老”的图案作出了新的诠释。他的儿子，F.Jusupov，则致力于研究游牧艺术作品以便探索新的图案并从吉尔吉斯装饰图集的图案中得到启迪。对古典装饰加以创造性的变革有时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在这方面，Gunmsaray的大师B.Buvaev所创造的“larzana”纹饰就违反了其内在的严格的格律性和对称性，毁坏了艺术形象。这些形象不能让人们产生“空间”结构感，反而显得杂乱无章；这样的装饰从一开始就破坏了所应体现的庄重严肃的美感。以上综述足以证明，游牧民艺术对陶瓷的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保留在陶瓷这一类“定居”工艺作品上的游牧文化图像世界，不仅是说明其创作者历史贡献的有纪念意义的标志，而且历久弥新，作为装饰元素仍在延续其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