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诗学二十世纪的相交与对话

来源 :“当代外国文论及其跨文化旅行”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年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u18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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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早已是热门话题。然而,讨论的范围多集中在与西方的比较。与中国同为泱泱诗歌大国的俄国诗学研究成果以及同中国诗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与对话实况,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关注。众所周知,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中俄诗学也曾多有碰撞、交锋和互动,中俄诗人学者相互间的认知理解、切磋学习、影响和践行,留下了不少对话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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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研究的种种弊端显露之后,西方人表现出一种重新向理论回归的倾向。而以文学为核心,吸收结构主义以来语言学转向的成果,向整个社会领域开放,这三点共同决定了,西方人向理论的回归不是要回到诸如德里达、波德里亚或德勒兹等人的大理论(grand theory),或者干脆回到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而是以文学为本位,收摄一切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包括新历史主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等等在内的现代文论的主要理论成果。
"文学性"是俄国形式学派创立和研究的核心术语.它提出了一个文学研究不能不正面应对的研究对象准确性问题,对文学学科发展的科学方向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巴赫金在尊重文学史传统和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文学的形式和“文学性”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大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应该以辩证的态度采取系统的观点,文学艺术应与他者,特别是与现实联系起来,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研究应该“避免那种狭隘化的不合理的,没有方法论根据的作法
20世纪下半叶,伴随"语言学转向"的,是人文科学和日常生活的"诗性转向"。当代中国文化"诗性转向"的大规模发生,是进入21世纪以后。其文化后果导致了当代中国文化意义生态的改变:诗性符号上升,诗意下降,意义生活正在丧失。旅游业的遍地开花,农家乐从城郊向广大乡村的入侵,"桃园"逐梦式的候鸟栖居,传统民居被替代为一体化的"新农村"装扮,农田被集约性的美化,坡地在果园中整齐划一,如此等等,诗性符号大规模地
西方文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学批评大师的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重视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来彰显他的文化政治批评特色。九十年代及以后他注重从美学的角度加强他对于女性主义的理论批评。虽然他的学术思想和风格在不断地变化,但他一直对女性主义批评情有独衷。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是他进行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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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将文学修辞性阅读看作道德伦理行为,指出理解隐含于作品之内的本源,旨在纠正任由个人意识或读者群体意识主导下的偏离文本的文化阐释;通过揭示并释放文学语言的异质性,米勒继承和发展了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并将之延伸和拓展至文学中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政治等意识形态有助于发挥言语行为的有效性;通过对电子媒介等文化政治工具的批判,米勒揭示了现代传媒技术对自身、公共和私人空间定义的述行性颠覆,以及媒介改变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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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刘勰分别是中西方经典文论基础的奠定者,但至今少有对于他俩的文学形上学的比较,尤其是阐明相同之处而非强调差异的比较。本文尝试做这一工作,为的是寻找一种普遍的诗学。而两者比较的共同基点在于他们都他们都是在柏拉图式的二元对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的界限内写作,他们的写作和文学观也是模糊多义的。
美国批评家兰色姆认为,批评家对诗的内在肌质无法进行释义,能加以释义的是"逻辑结构",后者的作用是负载诗歌的肌质材料。与科学文体相反,诗歌文体的审美特质在于其内在肌质,而不在于其可供释义的逻辑结构。在兰色姆看来,科学无肌质,科学的语言虽然抽象得整洁干净,但无益于诗意和诗艺的批评表达。兰色姆对所谓"诗之本体"的强调与翁方纲以学为诗、以肌理评诗的做法既有相像之处,也有侧重点上的差异。本文拟作一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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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反思,哲学解释学对文艺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当代解释学中,伽达默尔与列奥·施特劳斯的解释学争论引人注目,且影响深远,不仅涉及到解释实践,而且涉及到对现代性问题根本理解的差异。施特劳斯从对普遍解释学兴起的思想语境的反思出发,将普遍解释学问题还原为哲学社会学问题。本文拟考察施特劳斯这一独特思想道路,并指出其中存在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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