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香港文学的历史定位问题，学术界与文学界历来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从“大中华”意识出发，强调香港文学与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承继关系，将香港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板块中进行审视；一种则强调香港文学的独立性，突出香港文学意识，以求摆脱被大陆文学阵营收编并被边缘化的命运。 对文学史地位的争辩，深层次体现出的是历史意识与文化立场的分歧，从新文学整体观的视角尝试整合大陆与香港的文学生态时，我们大概不能无视这种客观的差异。也斯谈到，“过去人们对现实已有了许多定型的看法，不知怎的这些成套的已有看法总回答不了我由亲身感受开始的问题。”也斯自七十年代走上文坛，他的创作始终被视为是体现香港本土意识的突出代表，奇怪的是人们较多注意他的文学叙述中那些致力于建构“香港形象”的部分，而对他融会在字里行间的更为宽厚的文化立场缺乏认识，事实上正是这后一个方面使他超越了一般的文学论者，并对我们重新审视香港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也斯的创作始终致力于对香港文化身份的辨识，与众不同的是他很少采取抗辩的姿态，而能保持一种从容的心态，让香港的文化生态自然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在平静的观察中，他把握到困扰着当代香港文化人的症结所在，但他对香港的历史境遇与现实处境的思考，又不是局限于偏至的本土意识。 在历史和现实的夹缝中，也斯选择了作为“他者”来进行观察的视角，他的许多生命体验就因此而不仅仅为香港人所独有，成了具有某种人类共通性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