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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广州实例，剖析控规全覆盖后凸显的“调整的频繁化与常态化、近期实施与远期控制的矛盾突出”等“实施难”的新困境，并对新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反思，指出制度层面原因是现行控规困境的根源所在，包括：规划名义上的“龙头”地位与现实中被动许可的不符；机械的规划管理体制与弹性管理需求的相悖；控规编制与管理的严重脱节；总规的长期缺位以及与控规关系的扭曲。进一步指出，控规困境的破解，需要技术与制度同步地创新改革，应改变当前控规“技术研究倾向严重、制度研究明显滞后”的现状，大力加强控规相关制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