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考察应对方式在运动损伤程度和高水平运动员创伤后应激反应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该中介效应是否受到人格特质中神经质的调节。方法: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简明大五人格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科罗拉多损伤报告系统对于268名高水平运动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根据前人的研究和数据处理发现,积极应对方式与消极应对方式对于运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消极应对方式更适合作为模型的中介变量。大五人格中神经质更适合作为调节变量。(2)消极应对方式在运动损伤程度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3)消极应对方式在损伤程度和运动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人格中神经质的调节;人格中神经质主要调节模型的前半部分,即高神经质组在面对运动损伤出现时更可能选择消极应对方式。结论:高神经质特征的优秀远动员发生损伤后可能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导致运动创伤后应激障碍。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人格、运动损伤程度、应对方式、运动创伤后应激障碍各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试图验证应对方式可能在损伤程度与运动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同时人格作为调节变量,调节"运动损伤程度→应对方式"这前半段路径。研究结果帮助学术界更有效的理解运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成因及其作用机制,也可以为优秀运动员损伤后预防和干预的心理服务实践工作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