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稳增长”成为我国政府的主要发展需求。基建投资作为既往政府拉动经济的主要手段,再一次成为当前的政策要点。现有文献认为,当前我国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很难继续承担宏观调控政策的重担。但本文认为,近年来,我国基建投资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在片面追求地区间“均匀分布”的同时,造成了基建投资的空间错配与经济效率的牺牲。本文认为,基建资源的空间错配是造成当前我国基建投资回报率不达预期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基建投资再一次成为后疫情时代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因此,有必要准确识别影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政策效率的因素,以及研究判断基建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扮演的角色,为新时代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了证明基建投资空间错配的存在,本文通过数据梳理发现,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分化为空间错配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结合当前背景,本文估算了中国各省份2004～2018年的人均经济基础设施与人均社会基础设施的存量与投资回报率,证实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分布存在两大特征:一是基建投资方向与人口流动方向相反;二是基建投资的方向与资本回报规律相悖。具体来看,我国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布存在人均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流动方向相反的区域分布特征,即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人均基础设施存量长期低于人口流出地区的平均水平。分领域来看,经济基础设施领域,人口流出与人口流入地区的人均存量水平在交通运输业与信息传输等行业互相存在较大差距。从社会基础设施行业来看,除教育、卫生行业外,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等也存在较大区域差异。进一步估算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发现,我国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较高地区的政府基建投资规模较低,而投资回报率较低地区的政府基建投资规模较高。综上,本文提出假设认为当前我国基建投资的区域配置特征存在空间错配,而且基建投资的空间错配是造成我国基建投资的政策效果降低的原因之一。针对上述假设,本文运用2004～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首先,背离人口流动方向的基建投资抑制了我国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确实是形成了空间错配。其次,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2012年前后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先上升后下降。背后原因在于2012年后经济转型造成了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进而使基建投资形成了空间错配,逐渐抑制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后,空间错配是造成我国基建投资回报率呈现区域异质性,同时也是造成基建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贡献降低的原因之一。大量基建投资没有显著提高人口流出地区的经济增速,也没有实现欠发达地区的加速赶超,更没有实现投资的效率最大化。因此,未来的基建投资需要进一步优化投资方向与结构,将投资策略与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追求区域间人均水平的均衡才是发挥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增长效应的关键。为了进一步评估当前基建投资的空间分布特征对基建投资政策效果的影响,本文将具有双重外部性特征的基建投资引入多区域与区域竞争特征的DSGE模型,从背离投资规律的角度探讨空间错配对我国基建投资回报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的基建投资政策虽然可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缩小区域产出差距,但是无法保证同样缩小区域收入差距。与此同时,由于中间品贸易渠道的存在,相比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基建投资具有很强的政策溢出效应。经过测算最优基建投资乘数后发现,中央政府对欠发达地区注重“公平”的基建投资形成了空间错配,是导致基建投资回报率走低的原因之一。反事实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出发,基建投资随人走,适当增加对人口流入地区的基建投资不仅不会降低欠发达地区的福利效应,而且还会大幅增加我国基建投资的整体回报率。这不是对“公平”的否定,而是一条兼顾“公平”与“效率”,符合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可行之路。基于探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空间错配的经济影响之后,本文进一步对基建投资空间错配的形成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具体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因素。“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表明,为了实现区域间的均衡发展,中国政府会通过“有形之手”使土地资源、人口资源向发达地区的倾斜,进而形成资源的空间错配,反而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能力。第二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因素。由于不同转移支付方式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效果存在差异,进而将会造成基建资源的空间错配,扭曲了区域经济协调战略的初衷。本文建立包含不同转移支付机制的多区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相比中央政府对欠发达地区进行的专项转移支付,由一般性转移支付所支持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消费与投资具有更强的挤入效应,更有助于提高区域产出增长。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大则会抑制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反而形成了基建投资的空间错配。第三是地方政府面对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政策选择具有差异性。基于2004～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地方政府发展逻辑的研究发现,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向与人均基建投资存量水平的不匹配原因在于,在“晋升锦标赛”机制下,竞争机制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不同。自2012年我国跨越经济结构转型门槛后,地方产业结构与市场经济活力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面对经济增长压力时的不同政策需求。例如,在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下,发达地区对于基建投资拉动经济的需求低于欠发达地区。最后,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缓和基建投资的空间错配、完善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以及财政投融资政策四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试图为中国经济实现又快又稳的增长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