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是一个觉醒与苦闷、追求与迷惘、激动与感伤互相交织的“过渡”时代,也是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发生转折的时代。在“五四”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一批充满着热情的新女性作家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她们不仅率先摆脱封建旧家庭的束缚,热切地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和民主,也用独特的文学书写为这一时代贡献了特别的篇章。这些后来被称为“浮出历史地表”的女作家们,甫一出场,就凭借其创作进入了社会公共空间,并且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和文学批评家的评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接受现象。“五四”女作家在1920年代的接受,受时代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如下一些特征:其一,“五四”女作家在普通读者的接受中,众多读者都表现出对她们的某种认同,进而能够与其作品在情感上产生一种共鸣感。需要注意的是,报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对“五四”女作家的作品流通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许多读者在阅读完她们的作品后,曾积极地给报刊回信,发表自己的感想,有些作品甚至引起了社会上的大讨论。这种自由、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不仅能够让读者较为便利地阅读到“五四”女作家们的作品,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知名度。其二,与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不同,专业文学批评家在评论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时,除了对她们作品技巧有所评论外,更多关注的是“五四”女作家的作品是否能反映时代社会问题,是否有着积极进步的思想。在以男性批评家为主导的1920年代,他们更多是站在男性作家的立场来期盼女性作家们的创作也具有一种“为人生”式的写作,这就产生了女性自身独特的创作经验和表达方式与男性立场的写作期待之间的冲突,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一些男性批评家对“五四”女作家及其创作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否定。其三,在男性批评家为主导的接受过程中,他们习惯于站在男性立场把“五四”女作家们逐步形成的以个性解放、民主自由、人格平等为核心的理性认识,遮蔽和划归在“民主平等”“个性解放”等社会启蒙宏大的历史主题下,从而使得“五四”女作家陷入了被误读的尴尬境况。这一接受状况,一定程度上曲解了“五四”女作家作品本身的原意,也表现出了由于性别立场的不同,而产生接受上的差异性。值得强调的是,“五四”女作家在1920年代接受进程中,虽然女性评论者较少,但在女性作家之间的交流中,我们可以感知到她们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欣赏。“五四”女作家在接受过程中所受到的肯定性评价对于女作家创作和作品传播具有积极推动的作用。一方面,这种肯定性的接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五四”女作家的创作欲望,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是女作家在双声的话语主流中并不能完全释放自己的才华。为了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也需要迎合一定的时代主流思潮,关注社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五四”女作家独特的女性意识和生命体验,成为她们创作的遗憾之处。总之,从接受的角度对“五四”女作家群的研究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明白的展现出“五四”女作家为解放广大妇女所做出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