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纽约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历史学教授,美国汉学家金介甫从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起已陆续发表多部关于沈从文与湘西文化的著作及评论,其中最著名的有《沈从文传》,《沈从文笔下的中国》和评论集《沈从文笔下的社会与文化》,因此被誉为国外研究沈从文第一人。而金介甫版的《边城》是继金隄和佩斯,戴乃迭之后的第三个版本,译于2009年,为《边城》最新译本。以现有资料来看,国人对前两版的翻译早有较深研究,尤其是戴乃迭译本,而金译本面世至今则鲜有人问津。本文以个人独到的视角,系统性地梳理了金介甫《边城》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试图填补这一空白。沈从文的《边城》在世界范围内已受到热烈欢迎,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小说文本”通过浪漫主义的笔调勾勒出世外桃源—湘西,极具中国文化表现形式。因此如何通过翻译呈现传统神秘的湘西文化一直是译者关注的焦点。奈达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分为语言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生态文化；《边城》的翻译主要涉及物质,社会和宗教文化。在翻译策略中归化与异化是译者处理源译语文化差异时的常用方法。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涉及到译者本人的翻译目的、文化态度以及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而且还受到文本类型、读者期待和时代背景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本文将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金译本采取什么翻译策略处理原文的文化因素；(2)这种翻译策略是如何体现的；(3)译者采取这种翻译策略的原因。研究以提出现象—阐释现象的模式进行。首先,挑选出全文中有关湘西文化的语料,以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三方面具体归类,并以语料库的形式统计译者在以上三种文化的处理上采用归化与异化的分布比,随后得出结论：金介甫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处理《边城》英译本中的文化因素。同时按物质,社会和宗教选出代表湘西文化典型例句的中英语料进行对比分析,以此来论证这一翻译策略。继而本文探讨了导致金介甫选择这种翻译策略的主客观原因。主观方面,首先,作者从翻译目的、文化态度和意识形态三方面考察译者本人的主观因素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弗米尔认为译者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在《沈从文传》中金介甫明确表示翻译《边城》是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沈从文和湘西文化,作为异化为主翻译策略的理由；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译者在较强文化系统中对翻译作品倾向于采取归化策略,而弱势系统则相反,尽管中国文学在西方不算主流,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汉学家兴趣的提升,金译本与前两版相比倾向于采取异化策略；勒菲维尔认为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译者的意识形态有关,金介甫对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坚持及对沈从文和中国文化研究的贡献有力论证了采取异化策略的理由。此外,本文还从文本类型、时代背景和读者期待三个客观方面挖掘译者选择这种策略的理由。纽马克提出了文本的六大功能(信息,表达,呼唤,审美,情感以及元语言功能),并进而提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策略,前者对应表达性文本,一般使用异化策略。而《边城》是小说属于表达性文本,适用语义翻译以异化策略为主；此外,根据姚斯和伊瑟尔的接受美学,在翻译中读者的期待(知识水平,认知结构,教育背景等)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中西交流深入,西方学者与普通读者对中国文学译本提出更高要求,更期待在译文中体会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因此从读者自身需求与中西文化交流来看,异化成为主要趋势；金译本的时代背景：翻译的文化转向,西方翻译圈对异化的重新评价,中国文学“走出去”策略以及“熊猫”,“企鹅”等专门介绍中国文学的系列丛书的出现,为金译本采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打下基础。本文第一章对研究的背景,问题,研究方法及全文结构进行介绍；第二章对全文的理论概念,即金介甫的生平,对沈从文和《边城》的研究,《边城》以往研究进行梳理；还整理了翻译策略中归化异化的概念及在国内外的发展,并阐述了两种策略在形式与文化层面上的意义。第三章重点分析金介甫《边城》译本中文化层面的翻译,以数据库形式呈现异化归化的分布态势,得出“金介甫在此书文化翻译上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再根据最典型语料加以分析,充分说明上文得出的结论。第四,五章为重点论证阐释部分：第四章分别从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态度以及独有的意识形态等主观角度来解释金介甫采取这一翻译策略的原因；而第五章则分析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因素,如文本选择,读者期待及译者所处的宏观历史环境。第六章总结梳理了全文的脉络,归纳全文的主要观点,并对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总结和展望。尽管金译《边城》在文化信息的翻译上存在不完美之处,但作为为数不多的外国作者翻译研究中国作品,采取特定的翻译策略使西方读者能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这不光为广大译者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尤其对当今全球化环境下的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