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资本市场频频发生因商誉减值导致公司业绩“暴雷”的情况,自2018年11月至今,证监会和财政部针对商誉问题分别出台了相应的文件,开始全面收紧商誉减值监管。然而,商誉和商誉减值大幅增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公司盲目的溢价并购造成的。根据高阶梯队理论,决策主体的管理风格和个人特质会对公司决策及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从目前高额的商誉和商誉减值的情况来看,企业并购决策行为的背后包含了决策主体的“多巴胺”分泌与“机会主义行为”。此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截至2018年3月,我国裁军30万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收效显著,但同时大量退伍军人如何转业安置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选取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结合当前商誉热点问题和军民融合国家战略,从并购商誉的视角检验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效应。首先从并购决策前的角度分析了从军经历高管对当年新增并购商誉的影响;其次从决策后的角度分析了从军经历高管并购决策的恰当性;再次研究了从军高管在不同并购环境下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最后探究了从军高管对企业并购决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有从军高管的溢价并购倾向更低,并且所在公司的新增并购商誉越少;第二,在出现新增并购商誉的样本公司中,从军高管所在的公司并购决策更恰当,具体表现为公司自形成并购商誉后的三个会计年度内发生商誉减值的可能性更小,且减值计提比例也更少;第三,与并购冷静期相比,当资本市场出现并购浪潮时,有从军经历的高管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会更显著;第四,影响军人高管做出并购决策的主要因素来源于更长时间的军旅生活。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为当前裁军背景下制定退伍军人转业安置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建议;第二,能够帮助外部投资者根据公司财务报表中的高管背景特征和商誉信息进行更有效的投资行为,同时也为监管部门完善公司高管背景的披露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作为参考;第三,本文首次考察了管理者的早期从军经历与并购商誉之间的关系,拓展了有关商誉及商誉减值影响因素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