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政策是现代公司财务管理的三大核心内容之一。一方面,它是公司筹资、投资活动的延续,是公司财务管理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合理的股利政策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而且能激发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持续投资的热情,从而使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条件和机会。近年来,我国一些上市公司选择巨额派现,而另一些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宁愿将大量现金存于银行也不愿意派现。在我国这种处于转型的新兴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问题尤其是现金股利分配问题正逐步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问题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投入到股利政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股权分置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中国特色”问题。我国的股权分置改革虽然解决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划分分置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特点：首先,从股权构成来看,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比例仍然较高；其次,从股权集中来看,股权高度集中,几乎不存在能够制约控股股东的其他大股东。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隧道理论”能解释中国股票市场控股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会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利益输送。经过之前学者的研究,我国市场上比较显著的利益输送手段有资金占用、关联交易以及现金股利政策(马曙光,2005,刘峰,2004,陈信元,2003)。现有文献都支持利益输送和企业盈余管理存在相关关系,原因在于控股股东完成利益输送后需要对盈余进行管理、,目的是掩饰自己的输送行为。但作者认为盈余管理在采用现金股利方式进行利益输送和利用资金占用、关联交易实现利益输送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原因在于：资金占用和关联交易是引起会计报表中盈余数据下降的原因,大股东和管理层在资金占用、关联交易后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是提高盈余,维持企业形象,蒙蔽中小投资者。然而现金股利不会引起盈余数据下降,它恰恰来源于期末盈余,要实现高派现,必须要有高盈余支撑。只有在财务报表中实现高额的利润,大股东才能名正言顺的进行高额派现,而盈余管理能“制造”出高额利润。传统状况下的利润数额决定分配数额演变为“逆传统”过程：大股东选择利用高派现这一手段来挖掘上市公司资源,他们需要高额的期末利润作为股利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决定分配的传统状况演变成为了达到一定数额的分配,先对盈余进行操纵,使盈余超过大股东预计得到的现金资源。从操纵后的盈‘余出发进行分配,自然可以满足大股东的利益需求。本文以深沪两市2007年底所有A股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控制人即大股东要求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多,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也就说明现金股利政策是大股东利益输送的工具之一。要实现这一目的,大股东必须对盈余进行操纵。此举不仅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还会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本文分为5章,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对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作出说明。第二章对盈余管理和股利政策及其关系的文献回顾和理论溯源,探讨现金股利政策和盈余管理的关系。第三章是文章的理论基础,首先介绍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理论,从代理理论到隧道理论,证明隧道理论更符合中国国情；接下来介绍了中国市场上利益输送的几种主要手段,重点讨论了现金股利政策；同时研究了盈余管理在这几种利益输送手段中的作用,特别是它在现金股利利益输送中的作用；最后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上出现为现金股利调整盈余的特殊原因。第四章是现金股利与盈余管理的实证分析。首先运用分行业的琼斯模型计量盈余管理程度。在接下来的多变量回归分析模型中,从所有的公司中筛选出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和发放股票股利的公司。其中,股票股利仅指送股,不包括转增股票,这是因为转增股票来自于资本公积,和当年盈余的关系不紧密。筛选后,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664家,发放股票股利的公司123家。鉴于以往研究只是把高派现(而非一般的现金股利政策)作为大股东利益输送的手段,本文把664家派现公司按派息比分为高、中、低三类,并从中选取派息比高的公司数据进行研究。按此思路,最终选取出高派现公司247家。同时为了说明现金资源对大股东更有吸引力,本文提出的对比模型会采用123家只发放股票股利的公司数据进行研究。模型因变量为操纵性应计数,自变量为现金股利支付比,控制变量为公司规模、总应计数、资产负债率及净资产收益率。第五章得出结论：现金股利和盈余管理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现金股利发放的越多,盈余管理的力度就越大。由于股权集中度等因素,大股东获得更多的公司现金资源,有可能造成对公司资源的掏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的股票股利政策和盈余管理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这说明股票股利不需要高盈余的支撑,大股东不会为了股票股利进行盈余管理。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文献都支持控股股东以利益输送为目的而对盈余进行管理的观点。也有文献专门研究某一种利益输送手段和盈余管理的关系,比如从资金占用的角度研究或从配股角度研究。纵观国内外文献,从现金股利政策角度研究的文献还比较少,由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和经济环境,对现金股利和盈余管理的关系应该予以重视。另一贡献在于：研究我国特有的盈余管理动机的文献比较多,大多集中在IPO、配股资格和保护壳资源等方面。本文另辟蹊径,从现金股利政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研究中国资本市场上现金股利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提出盈余管理的另一个重要动机。这一发现可以对国家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硬性发放标准做一参考,亦可以对此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有一定帮助。从利益输送的角度对现金股利政策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还比较少,加上作者能力与时间的限制,本文存在以下不足：(1)本文用以度量盈余管理程度的琼斯模型是在国外比较成熟,适应性比较强的模型,对其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适应性,本文并未做详细探讨。其他度量盈余管理的方法,如线下项目法计量出的盈余管理程度可能会与琼斯模型的结果不一致,对于有差别的结果对回归数据造成的影响,本文也未作进一步探讨。(2)由于数据搜集的复杂性,本文回归模型只采用了2007年一年的数据,并未采用连续几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可能会使结果带有偶然性。(3)本文提出的建议分别站在上市公司和政府监管的角度上论述,但这些建议在实践中的可执行度还有待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