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人民日报》有关越南问题的文章为研究视角，使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系统地考察中国对美越和平谈判态度演变的整个过程，并运用国内外已有的相关史料来研究和论述中国态度转变的原因及其对谈判进程的作用和影响。 本论文认为中国对美越和平谈判态度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年3月至1968年10月，中国坚决反对各种和谈试探和美越在巴黎举行的和平谈判；第二阶段，1968年11月至1971年6月，由于中美、中苏、中越关系处于变动和调整时期，与前一阶段相比，中国反对美越谈判的坚决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中美缓和进程的曲折性、中苏冲突的急剧性和中越关系的微妙性，决定了中国会因时间和具体的时势变化不断调整对美越谈判的态度。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支持的过渡阶段。此时，中国态度的还没有确定下来，有犹豫不决和左右摇摆的特点，即具有很大的易变性、复杂性和波动性。第三阶段，1971年7月至1973年1月，中国公开支持美越谈判，并于1972年7月后积极推动美越谈判进程。 中国对美越和谈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尤其是中国对来自美国的敌对性和威胁性的判断。1964年8月，约翰逊政府逐步实行越战升级并制造了“东京湾事件”，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此时中国仍然赞同通过谈判的政治途径来解决越南问题。但自1965年初越南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地面部队进驻南越后，中国开始反对各种和谈试探，反对从1968年3月底开始的美越和平谈判的磋商及巴黎和平谈判。从国家安全利益角度出发，中国是希望越南能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以抵御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同时缓解美苏围攻中国可能带来的压力，中国反对越南因苏联的施压对美国妥协退让。美国是否明确保证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决定了中国对美越和平谈判态度是否最终发生由反对到支持的转变。1971年7月，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开始公开支持美越和平谈判。1972年7月，自尼克松政府进行越战升级和基辛格再度访华后，中国积极推动美越和平谈判。在中国的劝说之下，美越谈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在1973年1月最终达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和平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