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在统一过程中,对其统治的人和地推行差异化管理的政策。这集中表现于三个层次。从地域来说,东西有别。从民族而言,夷夏有别。从纳入统治的先后而论,新旧有别。东西有别,主要是政区划分上有新地与故塞、故徼的差异。故塞、故徼是秦统一前的边界和赵、燕、楚等面对周边少数民族边境的统称,其中东故徼有明确的界线,其存在时间也可追迹。新地是秦所占领的六国故地,与故秦地待遇不同,其设立是为将新占领的土地纳入秦制而采取的过渡措施,具有时效性。秦通过新地和故塞徼划分东西与内外,并以时间和空间界定逃亡犯罪的不同等级,形成了邦亡、阑亡、将阳亡三种罪名,防止人员外流。从秦统一前到汉初,三种逃亡罪名以及其界定方式的变化反映了东西政治格局和统治策略的演变。夷夏有别,体现在对非华夏族群特殊的行政管理和身份划分。秦以属邦和道两种行政区划管理境内的非华夏族群,以臣邦、它邦、外臣邦、诸侯等概念划分了领土的内外层次,以夏、真来区分华夏和非华夏族群,建立了圈层的内外秩序。秦代的非华夏族群有三种存在形态:完全游离于秦统治、臣属于秦而内部自治、特殊编户民,它们完整地展现了华夏化进程的三个阶段。新旧有别,则与统一进程中的人口政策密切相关,统一后的新地管理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秦早期的兼并对象主要是周边的非华夏族群,在战国时期向东方六国的扩张中,秦先后采取了出其人、人地并取以及设立新地三种政策,导致了统一后地域和身份差异的形成。新地有新黔首和新地吏,新黔首为原先的它邦人,新地吏既有秦故吏又有本地人,他们的身份均与秦原有的吏民有所不同。为缓和与新黔首的矛盾,秦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管理措施,主要是宽容、优待新黔首以及严格限制新地吏,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从本文的研究看,秦对新占领的土地和人口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以缓和其与秦的矛盾,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时限过短、程度较浅、实施不力等原因,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秦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