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物燃料是一种新能源产业,生物燃料问题是国际政策和国际法领域的新问题,生物燃料问题的有效治理是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中“安全”概念和“安全化”理论出发,判定生物燃料问题已成为和非传统安全相关的全球公共问题;国际社会逐步认识到生物燃料问题带来的多种威胁,提出了采取紧急治理行动的要求。国家和私人市场主体目前产业行为的性质、地位说明在生物燃料问题治理上存在政府干预失灵和市场失灵。国际法理性选择工具性作用和利益重塑的建构性作用降低治理的国际合作成本,促使国家发展生物燃料产业所要实现的利益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相统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联合国粮农组织自愿准则,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一般评论,食物权特别报告员机制,WTO部长会议和公共论坛,这些具体领域的国际法工具不断澄清生物燃料问题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明确国际法规制的范围、问题。现有的减排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流失的国际义务、资金技术援助义务,尊重、保护、实现食物权义务的框架和WTO关税、补贴、技术壁垒规则,为生物燃料产业朝可持续方向发展提供了治理框架和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