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以往的著作中总是笼统地把孙中山及同盟会作为领导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这种说法固然不错,孙中山前后领导了十多次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清政府沉重的打击。但是,细致考察辛亥革命的经过,却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同盟会内部在1907年前后组织就开始涣散,领导人之间的冲突也接连不断,有对于革命纲领的争论,也有国旗式样之争、经费风波等等。原来的三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之间的畛域依然清晰可见,这不能不影响同盟会领导全国革命的能力。从革命策略上来说,孙中山等人坚持在两广及云南等边地发动起义的革命方略,这有他本身的考虑,但是已经脱离了客观革命形势的发展。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长期在新军和学界经营,从自立军起义失败到文学社的成立,前后发展了大批的新军加入,成为发动革命的主要力量。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强烈要求把革命地点转移到两湖地区,这反映了一种不同于孙中山策略的诉求。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原本是华兴会成员,在长期追随孙中山起义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失败,逐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宋教仁的中部革命策略,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与两湖地区革命党人的诉求不谋而合。宋、谭等人在征求孙中山改组同盟会无果的情况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决定致力于领导长江流域的革命。在经过多次会议的酝酿和筹备之后,中部同盟会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成立后,开始在长江流域布置起义的事宜。湖北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早就与宋教仁等人有紧密的联系,他们服从于中部同盟会的领导。谭人凤、居正二人多次来回于上海和湖北之间,不仅在经费上予以支持,而且在思想上给予指导、精神上给予鼓励。在谭人凤、居正等人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由分歧转向合作,这为武昌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武昌起义没有按照原来预定的计划发动,湖北革命党人在突发情况下仓促起义。此时,中部同盟会领导无一人在武昌,所以失去了指挥武昌起义的良机。宋教仁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犹豫不决,最终也没能够到达现场。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谭人凤、居正到达武昌后,采取了若干措施。在湖南地区,立宪派与革命党在起义之前保持了一种融洽的关系；在湖南光复之后,焦达峰放松了对立宪派的警惕,在权力斗争中被杀,立宪派最终在湖南也夺取了革命领导权。在上海地区,宋教仁、于右任、范鸿仙等作为撰稿人,在中部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革命。这对于上海各界人士支持和转向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中部同盟会创造了意识形态的优势。陈其美和李燮和在上海光复之前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在光复过程中紧密合作,最终实现了上海光复。但是在推举都督过程中,陈、李二人发生冲突,这是革命团体内部的矛盾。陈其美就任都督之后,与立宪派和旧官僚展开了斗争。除了在辛亥革命中领导武装斗争外,中部同盟会还做了一些社会建设方面的事情。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对于稳定上海社会的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农林总长,对于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也有自己的探索。这些都是中部同盟会在建设方面的作用。虽然中部同盟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把重点集中在城市,忽略了农村,这是根本的缺陷。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资产阶级自由派也不可能代表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