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公务罪被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典第277条，其历经1979年刑法典设立，1997年进行大规模修改，至今仍在维护公共权力的实施和处罚阻碍公务执行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现行刑法中的妨害公务罪在罪状描述上过于概括，且没有相关明确的司法解释，刑法理论界对之的理论阐述和解释也非常少，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妨害公务罪不能正确、合理及有限度地适用，在我国司法未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妨害公务罪往往充当政府权力滥用的最强硬保护伞，司法机关在适用时模棱两可，更多的是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对政府的权力构成危险或者危害，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而不会将行为人的行为单独进行刑法评价，就算是明显违法的政府行为，司法机关也在所不问，如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政府违法拆迁、违法征地等行为，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和司法解释的不足，司法机关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取悦和满足政府，而置人民合法权益于不顾。妨害公务罪违背立法初衷的原因何在？是什么社会理论使之从调和人民与政府的矛盾变成政府与人民争利的社会现状呢？本文通过对妨害公务罪的立法初衷、风险社会视野下妨害公务罪的理论变更及在司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目的就是要展示风险社会视野下妨害公务罪理论的缺陷，并为传统刑法体系进行辩护，通过理论、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加强自己的论证观点，并防止妨害公务罪被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政策绑架，造成刑罚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