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儒家士人具有以道自任的强烈意识,对于仕隐、出处问题特别谨慎。在同时代的士人中,郝经的出处选择具有代表性。郝经的出处选择践行了儒家士人的标准,作为金亡后的二代士人,郝经出仕蒙元直接促使蒙元统治者改变治略;即使在出使南宋而被长期羁押期间仍没有改变志向,为“道统”的重建、儒家文化理想的复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自己的贡献。论文的绪言部分,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并概述了郝经的生平和著述情况。论文的第一章,探讨了郝经的道统观和出处观。首先,梳理了郝经之前的道统观;接着在对郝经的具体文章进行分析后认为,郝经的道统思想更接近于韩愈《原道》中“道统”本意。郝经认为谁践行了儒家理想,谁就被认为有功于儒家道统。郝经对出处的看法受其道统观影响甚深,他主张士人在何种境遇下都应该有所作为,不赞成士人在乱世独善其身的做法。论文的第二章,主要探讨了郝经的正统观及其践履,并得出结论:郝经的行动是受“道统”高于“政统”理念的驱使。金末元好问把“中国”概念拓展成宏通的“文化中国”意识,受其影响,郝经禀续了“文化中国”意识,主张“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正统观。从“以天下自任”的儒家立场出发,郝经与蒙古政权合作,以实际行动影响蒙元政权的发展方向。分析郝经的行动和思想,我们认为郝经强调士人作为道的承担者,在“道统”和“政统”不一致的情况下,士人有“致君行道”的责任,郝经思想和行动的最终目标和根本动力在于“道统”的重建。论文的第三部分,梳理郝经的学术渊源,考察其交游,分析他的学术特点以总结和抽绎其出处选择的内在线索和逻辑。郝经学术上存有金代儒学的特征,他的学术主张更接近于汉唐儒家的特点。恪守和践履“道统高于政统”的传统儒家理念——认定夷狄君主如果能践行“中国之道”,其政权在兴替的“合法性”上也就可以转化为正统王朝——通过自己的思想倡导和实际行动使得“道统”(即儒家文化理想,最高目标即周礼复兴,三皇五帝时代的“理想国”重现)在当下得以重建,这便是郝经出处选择的基本的内在逻辑。论文的结语部分,对郝经的出处选择、思想和实际行动进行了总结。如果说金亡后一代士人的主要任务在于保存中原旧金文化的话,那么对于二代士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使得“道统”在中原大地、乃至北南大地上重现建立起来。作为道统观念极强的儒家士人,郝经以重建“道统”为使命,坚持“达必先天下之忧,穷必全一己之愚”的信念,在蒙元淹有中原、南宋政权尚未更迭的特殊时期为道统的重建、儒家文化理想的复兴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郝经的出处选择实际上既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也是金亡后的二代士人对人生道路的一种代表性的选择。